我反对-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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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副镇长说：“我们政府这次是搞左了一点，像小孩子不回家，大人打了他，还把他的头打破了，其实心里是疼的。”很显然，这位镇长俨然把自己当成了父母官，把百姓当成他可以随意打骂的“娃儿”。
这位副镇长继续说：“不管你们告到哪里，还要归镇里处理，就算是告到中央，也不过下来一个批示，有什么用？所以，你们最好和政府合作。”
这个充满谎言和威胁恐吓的会议开了整整一上午。前来开会的董滩村民几乎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已经无话可说了。
田副镇长说得对，告状告到中央，又能咋样？就算中央重视，中央的批示一级一级往下传达，最后还得竹根滩镇政府落实处理。告的就是镇政府，让镇政府落实什么？处理谁？处理自己吗？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没什么好下场。
会议结束后，村民们沉默地鱼贯而出。
几个村民告诉我，走出教室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准备打退堂鼓了。没有路了，不能也不敢再告了，弄不好连命都要搭进去。村里的张帮爽老人不就把命搭进去了吗？结果怎么样呢？镇里只用了5000元钱就摆平了一桩命案。多不值啊！可是镇长说了“能怎么样？啊！你们！”
此后，这个没有门的村庄，更加沉默和隐忍。
村里来了姚代表
严老师向曾详均提议，一起去找“很乐意帮助穷人”的姚代表帮忙，他或许会有办法。
曾详均说，严老师的提议让他心里泛起了嘀咕。活了五十好几了，别说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代表他也没见过一个，搞不清楚这人大代表到底是干吗的？是律师吗？律师做事要收钱的；是干部吗？会不会和那些镇里领导串通一气呢？
曾详均不清楚人大代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干什么的？当然和他的农民身份没有多大的关系。即便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不明就里的也大有人在。
比如2005年5月份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封韩律师的公开求助信。韩律师起草了一部《制止公款吃喝法》，根据法律规定，必须三十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才能将这个法案向全国人大提交。他在信中写道“由于全国人大代表的通讯地址不公开，无法联系征求意见，所以特求助媒体。希望看到这个法案的人大代表与我联系……”
从字面上理解，全国人大代表应该是代表全国人民的。但是，即便素质高如韩律师的人民，竟然也无缘得见人大代表的“真面目”。
当年8月，一个酷热的中午，和严老师一起，曾详均找到姚立法家，忐忑不安。担心这个人大代表狮子大张口，问他们要一笔钱。
曾详均回忆说，站在姚立法家门口，他突然看见门上用粉笔写着几行字“姚代表请您把材料从门缝里塞进来”，旁边还写着姚家的电话号码。
这行字让曾的心里暖融融的。
一个月来，曾和严老师前前后后找过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官员，但是遭遇的不是白眼就是冷漠。他们听到最多的话是“去，去，我们正忙着呢！以后再说吧。”口气很不耐烦，好像是打发两条摇尾乞怜的狗。
同来的几个村民也都注意到了，大家心情振奋起来。七嘴八舌的议论说“看来，我们遇上好人了。”还有村民说“说不定是个专为老百姓说话的青天大老爷。”
曾详均与同来的村民大着胆子，“咚咚咚”地敲响了姚立法的家门。随着房门“吱扭”一声打开，议论声戛然而止，村民们自动在门边站成了一排。他们看见了市人大代表姚立法。
让村民吃惊的是，姚代表不是想象中那种有钱有权人的模样。和他们一样，他的脸晒成了古铜色，穿着起褶子的衣服，袖子挽得老高，头发支棱着，有点乱。
村民听见姚立法说：“请进来说吧，外面挺热的，屋里有电风扇。”随后，姚立法静静地听了村民们几个小时的述说。
接下来的几天，姚立法开始自费深入董滩村进行秘密的走访。
由于领导不同意继续停薪留职，白天必须上班的姚立法不得不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进行调查，每次调查都要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结束。
这是姚立法成为人大代表以来，第一次深入农家了解农民的疾苦。在后面几年的人大代表生涯中，“多管闲事”的为农民呐喊，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精力和时间。
调查中，他看见很多房子没有门，看见村民身上被打的伤痕，看见了被砸烂的床、被打碎的碗碟、空空的猪圈和羊圈，他还看见几个孤寡老人家里的米所剩无几……姚立法愤怒了。地方政府竟然如此胡作非为！
期间，竹根滩镇政府的某些官员放出风来，说“谁敢打姚立法一巴掌，我们奖励他一百元钱。”
为了保证姚的人身安全，村民们主动的护送他回家。曾详均说，村民害怕有人会对姚代表下毒手。
自从姚立法介入董滩事件后，姚妻几乎每晚噩梦连连，梦见丈夫被人打成了残废，或者被打得浑身是血。每次深更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浑身虚汗的姚妻却发现丈夫仍然没有回家。环顾黑暗的四周，听着遥远村庄的狗吠声，姚妻不由悲从中来……
姚立法把自己在董滩村的走访写成一份调查材料，直接呈送至潜江市人民检察院控申科，反映竹根滩镇政府非法拘禁等诸多问题。
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对姚说：“把材料放这儿，我们要一级一级往上汇报，分管的检察长批示了，我们才能去董滩村调查。”
市检察院的程序一走就是几个月。其间，姚立法和严老师、曾详均等人找过市检察院不下几十回，但是回回得到的说法都是“你们回去等着吧，有消息会通知你们。”市检察院、市信访局、市公安局、市政府办公室、市长……该找的部门，该找的人，姚立法和农民们都找遍了。毫无结果。
8月11日，姚立法决定寻求媒体的帮助。自费到武汉市联系《农民日报》社、《湖北日报》社和楚天电台的记者，请他们到董滩村采访。
这一天，武汉市风雨交加。姚立法一个人走在雨里，浑身上下被淋透了。可是，他的心里特别高兴，因为记者表示同意去董滩村采访。
那天的武汉大街上应该是少有行人。应该没有人知道，这个在暴雨中象急行军一样行走的男人，仅仅为了节省两三元钱的公共汽车费，从报社步行到火车站；更没有人知道，这个被淋成了落汤鸡的男人，是一个来自一百多公里外的人大代表，他正走在一条为民请命的风雨之路上。
下午上班时间，湖北省楚天广播电台的记者没有在竹根滩镇政府大楼里找到镇干部和村干部，却在附近的一个酒楼发现了他们。
现场酒气熏天，杯盘狼藉。几个干部已经喝醉了，歪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起了震天响的呼噜。另外几个还比较清醒的干部，看到记者推门进来，也不问问记者到底来干什么，撒腿就跑。一溜烟功夫，人影儿都没了。
采访结束后，记者迅速回武汉发稿。在她的身后，一支由竹根滩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组成的“追兵”，一路追到了武汉。“追兵”的目的很简单：“灭掉”节目。
“追兵”晚了一步。
楚天广播电台对董滩村民在夏征中被非法拘禁的事件进行了曝光。与此同时，《农民日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披露。
媒体曝光几天后，8月14日，竹根滩镇政府做出决定：一是对征收中损坏的门板，由村委会修复后归还；二是夏征小分队和村党支部召开群众大会，当众作了检讨，并向村民赔礼道歉；三是严肃处理在夏征中作风粗暴的责任人，对管理区聘用的工作人员彭××进行辞退，镇长熊××和副镇长魏××向市委递交深刻地检讨，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管区负责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两个月后，潜江市检察院向市委市政府呈送了调查报告，指出包括竹根滩镇在内的潜江市部分乡镇确实有非法拘禁殴打农民的情况。这份调查报告写道：少数干部法制观念淡薄。不懂法，不学法，老子天下第一。他们有些人认为，我是代表政府收款的，所以我说的话就是法律，谁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将他关起来。这些人打着法律的招牌，表面上是把欠款人员弄来办法制学习班，实则干着非法拘禁的事。
潜江市委书记在报告上作了一个避重就轻的批示：“请有关乡镇对责任人严肃批评教育乃至处分。”
夏征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对竹根滩镇政府的官员来说，董滩的“麻烦事”这才刚刚开了个头。
通过对董滩村的调查，姚立法发现这个村庄还存在诸多其它的问题。这些问题远比夏征事件复杂得多，微妙得多。所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与不解决的较量中，又生出更多的曲折，引来更多的媒体关注。
“就地视察”之争
姚立法发现，董滩村第四届村委会根本不是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是个非法的村委会。
1999年9月28日，董滩村举行第四届村委会的选举。但是选举成了走过场，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现象。
董滩村全村有选举权的村民1790人，但是到选举会场参加选举的村民只有二三百人；有的村民一个人竟然填写了60张选票，这么多的选票究竟是代表哪些村民填写的，没人知道；村干部候选人捧着流动票箱挨家挨户收集选票，流动票箱中大部分选票不是村民填写的，而是由候选人自己填写的……
就这样，一个依法应该让每一个村民参与的村委会选举，好像和大多数村民没有多大关系。以至于选举的唱票计票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村民压根儿不清楚，村民们甚至不知道选举结果是什么时候公布的。
2000年3月，违法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因病无法工作，竹根滩镇干部在没有经过正当程序免去他的职务的情况下，又越俎代庖非法指定董××担任村委会主任。
这个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春节期间，镇民政局给残疾村民董怀德一家救济款230元，他却扣着迟迟不给，只给董怀德开了一张白条。
荒唐的选举选出的是一个荒唐的村委会。镇里指定的村干部成了镇干部的得力助手。村民说，夏征的时候，这些村干部为了完成镇里下达的征税指标，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成了夏征小分队“打砸抢”的急先锋。
2000年11月，姚立法向潜江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董滩选举情况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写道：“董滩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很严重，是一起典型的违法选举事件。为了农村的稳定，为保证农民起码的政治权利。我疾呼，人大一定要作为。”
姚在报告中建议，尽快成立调查组，对董滩村的情况进行调查，若反映的情况属实，应该尽快重新组织选举，并且追究竹根滩镇驻董滩村指导村委会选举换届选举负责任的法律责任。
在是否要重新选举村委会的问题上，董滩村相当一部分村民思想有顾虑。他们认为，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干部从来没有让穷人和老百姓自己来进行选择的先例，再说，村干部家族势力强大，如果“推翻”他们重来，肯定会遭到打击报复。
为了消除村民的顾虑，姚立法自费印了很多宣传材料《致董滩人民的信》，对村民自治的相关问题进行普法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