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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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的脸感到火辣辣的,大字报中的许多要批判的观点,也是他的看法,这岂不是说他也成了陆平等人的后台呢?他已内定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正式接管了彭真遗留下来的一摊工作。现在他亟需尽快熟悉北京市的情况,特别是文化革命的形势。虽然他在未上任之前便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第一书记,但北京市的工作是中央直接过问的,他根本插不上手。这点他在向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汇报时讲得清清楚楚。刘少奇听了微微一笑:“怪不得毛主席说北京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呢,原来如此!”
短短的几天,北京市的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市委、市政府机关的干部们人心慌慌,李雪峰带来的几个干部成了“大拇哥”,他也取代彭真,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
“你是雪峰同志吗?我是陈伯达呀。”从电话里传来很少有人能听懂的福建话,但李雪峰便是很少的人中的一个。“我刚刚接到报告,说北大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师生们反响很强烈,不同意见很多,有人要找那几个人算帐。看来形势是紧张的,你是不是去一趟北大,控制控制形势呢?”
“伯达同志,我不好去。因为我的职务还没有公开见报,以什么样的名义去讲话呢?”
“你的职务很快见报,我马上就请示主席,希望你很快去一下!”
李雪峰还想拖,甚至在电话中就想请假,可是,接到的回话却是“非去不可”!陈伯达甚至硬声硬气地说:“你若不来,我就直接派车去接你!”
有什么办法!
在来北京前,有人就对他说现在全国已经成了漩涡,而北京则是漩涡的中心。尽管北京大学路途不远,他去去就回也不过几小时,但市委明天还要召开常委会,他是不能推辞的;他这个一把手必须得担负起重担来,因为人们都在看着他,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怯火迹象。
谁不知道他从来说一不二,是个办事雷厉风行的人!
在秘书要按惯例去约请第二书记吴德一道和他去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让高教部长蒋南翔和他去,凭经验,北大属于高教部管,让他陪同当然是天经地义的喽。
到了北大,他们当然是先接触陆平、彭佩云、宋硕这些校党委的领导,听取他们的汇报。大家经过一阵欲言又止的犹豫后,很快摊开了心里话。他们早已习惯于在党的领导面前畅所欲言,绝对不会不把心里的事流露到脸上,因此,李雪峰向他们回报着一个个镇定自若的微笑。他主持校党委会议后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于是他决走连夜继续召开北大党员全体大会,他要作一个稳定局势的报告。
他和蒋南翔刚走向大操场旁边的礼堂,整个会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李雪峰素以讲话精练、不拿讲稿而著称。到了讲台上,他几乎不假思索,摆正话筒就发火:
“听说北大出现了几张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我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不是你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而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贴大字报也要经过批准才行,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要内外有别嘛。”李雪峰身材虽然不高,但身板却很硬朗,他站在讲台上,打了个十分滞洒的手势,声音像口洪钟:“这场文化大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地打,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机关、工厂、学校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北大这样一个文化重地,要做得好些……”
李雪峰没有注意到,就在他郑重其事地作报告时,离他不远的讲台下,坐着一位45岁左右的中年教师,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她,戴一副深度近视镜,长长的脸盘,剪发头,穿着一件短袖臼衬衣,看上去朴素而庄严,蜡黄的面孔带着微笑。她不是别人,正是那张大字报的牵头人之一聂元梓。
“元梓同志,你听出来了吗?李雪峰完全是在指责左派,企图保护陆平黑帮过关。”她身后一位穿蓝衣服的男子探着身子说。
“把他的讲话记录全些,直接上报中央文革小组。”聂元梓头也不回地下令。
李雪峰继续在台上大发议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们搞文化革命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北大要组织好,炮火要猛,要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乌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这不是束缚大家的手脚,而是为了搞好革命。有些不合时宜的大字报贴了怎么办,有些人说通了,赞成撕,可以撕,不撕你可以贴上新的。大字报我可以贴,你也可以反驳么,明天就可以这样做。”
李雪峰当晚的讲话印成简报送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案头,受到他的高度赞赏。
“不错,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对这八个字非常欣赏。文化革命不能偏离这两个轨道,偏离一点就是错!”
刘少奇一拍板,北大的这件事便定案了。
康生并不认为这是事情的终点。他对刘少奇的表态很反感。他知道自己对毛泽东是忠诚的。他下定决心,如果有人在这件事情上企图讹诈他,他将供认不讳并辞职,但决不会就范。基于这些,他草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那张大字报的抄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寄去……
毛泽东把皱巴巴的睡衣披在肩上,拧亮台灯,顺手点燃一支香烟叼在嘴唇上,他端起暖瓶给旁边的玻璃杯倒满开水,再一次看起了那份材料: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一股热血涌上胸膛,使毛泽东的精神为之一振,忍不住叫了一声“好”!手中的烟蒂掉到了地毯上,燃起一股青烟,但很快被他的大脚踩灭了。他自言自语道:“到底还是有孙行者跳出来了!”
他揪了揪睡衣,端正身体,继续读道: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材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毛泽东提起笔来,想在这份抄件上批几句话,但提笔的那只手在空中停了片刻,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改为看康生的那封信。信中反映,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刘少奇、邓小平深夜派人匆匆忙忙去北大给大字报拍照,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使大字报的作者们普遍产生了压力。他还说,对刘少奇、邓小平组织的会议,他很想婉谢,因为他们开会,只邀请为数寥寥的几位知己参加,这种常常被大家谑称为“请吃偏饭”的会议,意味着特殊的光荣,但康生还是想一推二躲。
从去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巡视,分别在杭州和上海、长沙住了很长时间,精心地布置和指挥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进而扩大到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最后又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所谓的大“后台”,发动起“文化大革命”。虽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北京运动的情况他却了如指掌。他每天花很大的精力全神贯注地阅读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以及一些人特地写来的信件。有几个人的信件是很特别的,他嘱告秘书凡是带有“V”号的信件都要由他亲自启封。他很少给人亲自打电话,但电话打起来他讲话的时间又特别长。常常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谈完几个问题。
毛泽东此番南巡,完全处于绝密的状态中。除了中央政治局几名常委,还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少数人,谁也弄不清他的行踪。就是他们,也只是通过固定的专线和他联系,对他的下榻处和出入路线,则是茫然无知。毛泽东谈笑风生地对身旁人员说:“我重上井冈山,也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呢。这次是要打垮修正主义,也是一次大革命嘛。”
毛泽东静静地喝了两杯清凉的茶水,大概认为思考已经成熟了,才让秘书给他要康生的电话。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安排得井井有条、密不透风的指挥艺术,他为自己布置了一个设备齐全的办公室,也许是为了补偿整整20多年战争时期的辛酸苦难;那时候他指挥战争靠的是传令兵和电报,老掉牙的通讯设施。而现在,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会掀起惊天动地的万里雷霆……
“你是康生同志吗?不错,我是毛泽东。”毛泽东一经决断的事,声音是非常的洪亮。“昨天,也就是5月30日,少奇、恩来、小平给我写信,说‘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人民日报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我当日就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陈伯达的工作组进去了吗?”
“进去了。”康生没料到这么快会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神情显得分外激动。“主席弄错了。主席是前天作的批示,工作组是昨天即5月31日进去的。今天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的影响相当大,已经极大地震撼了盘据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现在形势是很好的,但也有暗流……”
线路上传来了毛泽东的一串笑声,然后他说:“你送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7同志的大字报我看了,看得很仔细,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看待这张大字报的?”
康生吞吞吐吐地说:“看来在北京的常委们都对大字报有些看法。连总理第二天派他的秘书张彦去北大,都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