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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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自己觉得这一切都顺乎自然，理当如此。
毛泽东和他谈话时摇头说：“我虽然退居二线，让你当了秦始皇，但我还是为你担心，这种右倾作法，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能答应吗？在国内搞三自一包，在国际上鼓吹三和一少，谁高兴？地富反坏高兴，帝修反高兴！”
刘少奇并没有大多的不安，他认为他要干的事只要经过法定程序和政治局常委批准，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在平安无事的心境中，他工作得十分舒服，甚至体重增加了许多。尽管如此，但他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一些意见，并尽量听取他的建议。
至于1964年的“形左实右”，刘少奇痛苦地回忆着前两年的几件大事：
当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他对正在农村展开的四清运动有个基本估计，他说：“现在的农村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我们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总结得不全面，但还有用。现在就是有个倾向，就是怕搬，干部去了也不敢搬，结果就不深不透。有一些大队，就是找不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真正的领导核心，至少有1／3，需要从外地派好的支部书记去。也就是说，有1／3以上的领导权，不是在我们手里。”
这年9月10日，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把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改变原来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规定。到了10月，他又批转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这样才能把斗争提高一步。
这些文件发出不久，毛泽东约他到家里谈话，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人呀，右起来要投降，左起来又要打倒一切，不分好歹统统打倒，把农村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不管是群众还是当权派连锅端，我看你是形‘左’而实右！”
“许多问题是中央会议上定的，纠正也应在会议上纠正。我有错误我检讨好了。”刘少奇这样回答。
到了12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再次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商量后，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会议。”毛泽东说：“我身体还可以，应该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没有安排毛泽东讲话，使他大为不满。所以，当刘少奇讲到了“敌人比我们还高明，我们斗他不赢，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蹲点时他们还赶我。所以如果没有人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革命”时，毛泽东当场顶他：“关键是看效果，不在于赶不赶。你不去斗走资派，群众当然不满意。现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走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刘少奇笑了：“我看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专提整走资派，影响不好！”
毛泽东火了：“你的这些提法，统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反科学的。”然后拂袖而去。
第二天，毛泽东老早就来到会场。等开会的人到齐后，拿出两本书，拍着桌子说：“我带来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说话的权利。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有参加会议的权力。可是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有两个人要剥夺我的权利。一个人不叫我开会，一个人不叫我讲话，想干什么？想搞独立王国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我的问题，而是想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我看有些人就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我劝这些人要注意呢。”
想到这里，刘少奇的手心不由得捏出一把冷汗，他使劲张开敷着一点浆液的眼睑，仿佛看见一张大网越来越近地逼过来。他用力地眨眨眼，浸出的泪水冲刷走了眼前的那层雾。他回去睡了一觉后，想找毛泽东好好谈一谈，哪怕向他认错、赔不是他都愿干，只要取得毛泽东的谅解就行。突然，门外有了熟悉的响动，他眼睛突地一睁，正想他，他就来了吗？他急忙站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迎上去。
他非常失望。
进来的是陶铸。
“刘主席，我来看您来了。别的时候可以不来，但这种时候我应该来看您。希望您多保重，要想开些。”
“谢谢您。”刘少奇差点落泪。
“主席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心直豪爽，敢于坚持原则。你还是主动找他谈谈，作个自我批评，认个错，他消消气就会好的。”
“这次你来是自己决定的，还是其他人让你来的？”刘少奇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陶铸说：“是我自己要来的。”
刘少奇点点头，慢慢地把话引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上，小心翼翼地问：“大家看了毛主席的那篇东西有什么反应吗？”
陶铸哈哈笑着说：“总理看后沉不住气了，非说主席批评的是他。他在62年和64年主持制定年度钢生产计划时，曾一度压缩指标，与上下年度相比，形成一个马鞍型。他找到毛主席问：‘您是不是指我那个错误，让我重新认识和检查？’毛主席说：‘你那错误根本不算回事，我指的是比你大的’。”
刘少奇苦笑道：“总理很机灵，他是在巧妙地摸底啊。”接着又问，“主席的大字报，事先有什么背景吗？”
陶铸的神态严峻了，等了片刻，他小声地说：“主席的大字报，事先只让陈伯达看过。主席8月5日的底稿是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原来没有标题。我听陈伯达说，这段文字经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誊清后，主席才加了标题，并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在‘左’字的前后加上引号。在铅印件上，毛主席又作了修改和添加：‘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呵’，‘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加‘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亨报和这个评论’，加‘压制不同意见。’这都说明，毛主席写这篇东西是经过了精心思考和研究的。”
“哦，我明白了。”刘少奇的嘴唇动了足有两分钟，才终于说出这句话，全身的力量化作一股气冲了出来，然后定定神才说：“陶铸同志，你能在这个时候来看我，给我提供一些情况，我无法用语言来表示我的心情。”
陶铸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锦上添花的事可于也可不干，雪中送炭的事那就必须要干，而且还要干好。”
二十
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上午刚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叶剑英就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的房间，摸着胸脯说：“好哇，只要军队乱不起来，我就放心了。”
刘志坚是全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管总政的宣传、文化工作，早在上个月毛泽东委托陈伯达起草这个文件时，他也参加了讨论和修改工作。按照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贺龙和聂荣臻的意见，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同陈伯达、江青展开激烈的争论。原先，这个《决定》共有23条，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人修改为15条，陶铸左说右辩，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删去了“黑帮”、“黑线”等提法和若干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如：“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刘志坚隐隐感觉到，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同样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不过，在他看来这是正常现象，并不奇怪。
当陈伯达提出“部队军以上单位也应该开展四大，彻底大乱，搞好文化革命”时，刘志坚说：“最好不要在决定上这样写，特别涉及部队不能用这种语言，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还应该按军委的部署进行。”
陈伯达发火了：“那你说部队这一条应该怎么写？总不能把军队列在决定之外吧？”
刘志坚想了好久，起草了这么一条：“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他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的支持并上报了林彪，于是15条增加为16条，并且被全会通过。叶剑英听完汇报后，高兴地说：“你这样做得对，我给你记一功。今后你在中央文革小组，要作好我们的代言人，处处事事要替军队考虑。老夫子和江青及那些秀才们，写文章可以，搞实际工作就不行唆。你要不帮助他们把把关，非出乱子不可。”
刘志坚说：“请叶帅放心，我坚决作好代言人的工作。不过，如果因为我这个人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犯了错误，被撤了职，甚至杀了头，只要军队保持不乱，我心甘情愿。只需叶帅和诸位老总替我主持一下公道。”
叶剑英笑呵呵地说：“行，我保你！出了天大的事只要我给你向毛主席说一声，就化险为夷了。就像这一次军事院校撤工作组问题，毛主席不是完全听我们的吗？你放心，我们不是刘少奇线上的，我们完全是毛主席的嫡系。”他说这话时，故意压低声音，增添了它的神秘性，使俩人都笑了。
原来，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首都大专院校派工作组时，军队系统的院校也由军委和总政派了工作组。毛主席愤然批评工作组，中央下令要撤，军队怎么办？
8月3日，周恩来给叶剑英写了一“封信，请军委考虑军事院校是否也撤销工作组的问题。叶剑英拿上信来找刘志坚商量，刘志坚说：“在这种形势下，军事院校工作组不能不撤，但我们同时还要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保证军事院校的运动有领导地进行。”
叶剑英不愧是参座出身，马上有了主意：“我看你和肖华立即召开一次总政党委会议，定出三条：一条是军事院校工作组也要撤销；第二条规定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第三条在必要的时候，规定上级还可以派人到学校去。你们决定后用电报的形式给我，我通过林彪同志让主席批一下。”
刘志坚很快照此办理。恰巧毛泽东昨天主持中央常委开会，叶剑英把电报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