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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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偎溃胪非把赜俪珊芸砗芨叩谋咛玻院叫刑跫吐胪纷饕刀挤浅２焕患瘟杲诘纳嘲蛹俺烀怕胪非把氐挠倩窕５庖唤崧奂让挥薪�1988年2月完成的泥沙论证报告中，也没有向中国公众和通过该项议案的七届人大公布。1990年，政府部门中主管者（钱正英部长）动用行政权力，告诫知情者，不许谈这个问题，说是“怕影响论证”。＇⑤＇
三门峡工程由于不肯重视科学家关于泥沙的告诫，开始蓄水不到两年就不得不因迅速漫延的库尾淤积动手改建，尽量将拦在库中的泥沙排下去，以解决除陕西段的威胁。开管打动排沙排到今天（历时34年）淤积还在抬高。在三峡工程上对淤积的重大险情有意隐瞒，会不会导致类似黄河上的情况在长江出现？
（四） 环境影响
1984—1987年，在国家科委的协调支持下，一支包括38个单位600多人参加的多学科、多专业的科技队伍，全面系统地展开了《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的研究，他们给出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是有利有弊，正负效应值之比为1：80（180米方案），从生态与环境角度考虑，对工程应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由于对国家科委、国家计委、科学院的论证结论不满意，1986年工程承接部门原水利电力部重新组织论证，环境影响结论变为“有利有弊……只要思想重视，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并给以必要的资金投入，采取治理措施，可以将不利因素减轻到最低限度，不致影响三峡工程的可行性。” 给人大代表弊害程度不十分严重、有能力解决的印象。
这一结论的得出，依据是1991年补编的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即由中科院环境评价部和长江水资源保护科研所联合编制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在最后定稿阶段，中科院和长江水研所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从原始数据使用到结论，均存在分歧，不得不一段段分别阐述、分别具名。最后，这份报告书“由水利部主持审阅，进行修改”，修改了什么呢？ 有证据证实， 主持者以篇幅过大为由，将中科院的观点根据自己的意见删去，只保留其署名，《报告书》成了看起来由两家署名但只有一家观点的文件。
现《报告书》原稿仍存科学院，请人大调查水利部所做修改是否有意向人大隐瞒了严重情节。
三峡工程关乎百万人命运，关乎中国繁华腹地的命运，关乎中国稳定。作为一名调查者，既然已得到以上证据，不敢不向人大反应。我愿进一步接受人大的询问，并提供全部原始素材和调查线索。
原《光明日报》社记者
现北京市居民
戴 晴
1996年7月10日
联系办法：
通信：北京邮政8731信箱（100080）
…
＇①＇ 《THE DAMMED》auther and director：LEO DE BOCK
＇②＇ 原水利部副部长、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地区开发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特邀顾问、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③＇ 自1992年以来，国家提高居民生活用电费，全部款项投入三峡工程建设。
＇④＇ 见《长江 长江》乔培新：〈三峡工程总投资概算打的埋伏太大〉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⑤＇ 1990年7月6日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三峡工程展览室，三峡工程筹建处哈总工程师私下和其密友的交谈。
在三峡筑坝，有功还是有罪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1896年9 月，日本颁布《河流法》； 而同时，当局也正热切地筹划如何使用战争赔款以准备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1＇ ； 百年之后，1996年9 月，在名古屋一条美丽的河流以及那扼住清流咽喉的大坝前，日本一批觉醒者，发出了他们的《21世纪宣言》。在这一宣言中，他们呼喊出日本人——或说全人类，在看到产业革命所推进的繁华之下的全部危机之后，所应持有的哲学。
就在这同一天，也是在一条曾经非常美丽的江上，中国人正日夜赶工。他们抓紧这世纪之交的最后几年，在这条6300公里长的大江中段最美丽的峡谷里，建造起一座据称是融汇了人类所能达到最高技术水准的超大型水电站——长江三峡工程，不顾这已是一条大量携带泥沙的河＇2＇ 、一条承载着繁重交通负担的河＇3＇ 、一条因森林遭滥伐而两岸多滑坡的河、一条须养育四亿人口已不堪重负的河。
这是一项受到最广泛批评的工程——除了抓住机会赚钱的公司和抓住钱炫耀技术的工程师们而外。国际上，从草根组织到媒体，从银行家到政府官员，由于有了田纳西、阿斯旺、依泰普，他们的态度可以想见； 有趣的是，在中国国内，竟也一反往常一片“坚决拥护”，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这不同意见的表达首先出现在为当权的共产党视为“助手与团结对象”的政协委员们中间。他们当中不少人享受着共产党赏赐的隆隆声誉和相对较为优厚的生存条件，多年来一直小心做人、本分自处，以此作为保障地位安妥的交换。此次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他们不但极具分寸感，且纯粹从技术角度出发，将论争局限在科学范围之内。
在这样的意见也难于表达的时候，独立的民间出版物第一次出现。《长江 长江》（日文版《三峡？ ？ 》即来自此书）如果不看“前言后语”，也只是记者们对上述人士技术性见解的通俗阐述。它的意义在于，新闻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喉舌”的概念开始被突破，有着“官方记者”身份的“人”开始以自己的判断为基础行事——“前言后语”当然另当别论，它明确提出了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两名作者1989年以来自然也被中国当局视为“持不同政见者”。
上述两类人的努力没有白费。中国虽然号称“人民当家做主”，其权力机构也以人民代表大会命名，但自1949年以来，这一机构从代表产生到具体运作，无一不在共产党的操作下。然而，到了1992年，在通过三峡工程议案时，竟出现的1/3 代表未表同意。这又是一个突破： 它一方面表明了这一工程广泛地不得人心，同时也反映这样一个现实： 全体人大代表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耳提面命的时代业已结束。
其实，就算在共产党高层，仅从91年底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质询和意见表达来看，已与毛泽东时代有了相当的区别： 他们已不仅仅只在政治意义上大作文章，而是考虑到了环境，考虑到了外部世界的意见，甚至考虑到了对不同意见的容纳。
至于他们的意见就其结果而言似乎并未奏效，或许可以看做是由毛所开创的党内独裁的势力，包括政治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依然相当强大，转型尚须一定时间。
三峡工程究竟是谁的工程？ 谁将从中获利，谁会受损？ 为了一时一地的利益，该不该付出环境的代价？ 作出这样决策的人，究竟是有功还是有罪？ 70 年来，在一个接一个独裁者手中，它已是几度上下； 最近十年来，公开的论争和私下的交易，更日趋白热化。它早已不是一个水电工程，三峡工程在中国的强行推进和开始萌动的抗争，融进了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全部特色： 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转型、民众自主意识的觉醒、环境保护观念的萌发……； 同样，在她的外部，正当《长良川宣言》所代表的对待世界与自然的哲学已然萌发的同时，不但国家之间还囿于原有的政治格局，无顾忌地攫取与无止境地享乐也还没有从主导人类行为的中心地位退去。
三峡工程正在这样一个情势中进入人们的视野。
载日本《世界》杂志 1996 年
＇1＇ 甲午战争赔款的使用分配： 扩充军备费为2 亿日元，而建设钢铁厂和扩充铁路、电报电话的费用为380 万日元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 （一）》p127
＇2＇ 1988年数据： 悬沙输沙量为4。62亿吨； 即1。31公斤/ 立方米，外加卵石27。7万吨； 粗砂石3 万吨，居世界第四位
＇3＇ 预计2000年时下水过坝运量为1550万吨
灾难性的政治工程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三峡工程终于宣布正式开工。
几年来，不少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对灾难性大坝也有所了解的朋友一直在问： “究竟为什么？ 为什么政府非要上这个工程不可？ 他们，那些高层人物，难道什么都不知道？ ”
怎么会不知道？ 江泽民收到过多少封“友好人士”的婉劝信？ 杨尚昆清楚地表述过军方的担忧； 乔石一再提醒宣传不可以一面倒，要允许不同意见发表，还特别担心把移民问题简单化； 聪明肯学习的李瑞环对三峡工程的了解已相当细致，已分别对防洪、移民、泥沙提出疑问； 主管组织人事的宋平竟然提到“泥沙模型只定性是不够的，要有定量分析”这样很专业的见解； 丁关根担心的是这样超大型的工程所需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就连李鹏也明白说国家的钱并不就是水电部的钱，银行账面上的数字，也不就等于可调用资金。更不要说省长会议已经把话放在那儿了： 不能为了这一个工程而挤各省项目。
但三峡工程一直“宣传一面倒”地获得了人大的通过； 又违背人大决议，将“列入十年规划”强挤入“八五计划”； 还不顾专家们就移民与泥沙这两个几乎肯定要出事的方面的一再提醒； 更不管文物古迹工作者的近乎绝望的吁请，抢着、赶着基础开挖，宣布了正式开工。
中国不是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打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吗？ 这种明摆着的说不通的事，怎么居然行得通？ 三峡工程得以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上马，别的都是次要的，“小平同志同意了的”，永远在最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
邓小平为什么同意？
1980年，邓小平要看看三峡，被招去陪伴的魏廷铮抓住机会报告三峡工程的好处。在他的汇报里，其实有一系列惯用的对首长的连哄带骗与报喜不报忧。
比如发电，他灌给邓大人的是“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1100亿度，合全国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不提这是装机容量还是实际出力； 也不说计算值是要随着水量的大小打很大的折扣的。对于丹江口水库，他说“解除水患，粮、棉、鱼连年丰收”，不提污染、不提移民。至于船闸5000万吨的通过能力，根本不解释，这是要将船都换成数千吨和万吨大轮船，且在全年满载通航条件下的计算值。生态变化更敢打包票，使邓得出“听来问题也不大”的乐观结论。
但这些并不足以构成邓的非干不可之势。直到最近他与赵紫阳就这项工程的一段对答公诸于世，才知道事情的核心所在：
这次视察之后，邓即“建议紫阳同志，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科委、建委、计委、科学院以及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投入工作，到了1986年，赵紫阳向他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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