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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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多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
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峡当时说“将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1/8”；
都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三峡说“可使万吨船队由武汉直达重庆”；
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41万，三峡120万；
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1000多年前的中原文明，三峡是更早的巴楚文明；
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川。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曾像陕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们的意见，也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人真正理会；
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问题都是泥沙。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
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说的是“水土保持”，三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
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得到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
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言论都遭到封锁，本人也都遭排斥乃至打击；
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是毛泽东，三峡是邓小平；
都以获得了人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任；三门峡是真正的“全体一致热烈通过”，三峡是在发动了舆论攻势并做了手脚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获得通过；
都是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支撑，也就是说，无论造成多大灾难，从上到下一系列责任主管的个人财产包括官声官运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都不见在论证过程中当局委托专家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两项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没有人对它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后果作过预估；
都是在基本数据甚至运用原则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抢先开工；
都使得抚育民族文化、激发创作热诚的自然景象永远失去，三门峡是气派雄浑的奇伟峭峻，三峡是无可言喻的苍茫神秘；
最后所花的钱都大大超出当初预算，三门峡大约增大了10倍；三峡按1986年的360亿到1995年的6000亿，早已超出10倍——而1995不过是开工的第一个年头。
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不同，除了50年代的人的真诚纯朴和90年代的人的刁猾取巧而外——按照毛主席的好学生“人的因素第一”的原理，这一点是忽视不得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修建三门峡时，潼关的淤积还只是少数人的担心；如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两项工程的挂帅人物都是所谓党内红色专家，他们都是以“左”倾学生而参加“革命”，没有受过正规的业务训练，也没有过以扎实的考绩为标准的晋升或淘汰经历。由于出身经历的“红”，他们没有政治上的顾忌，在“左”的大背景下，不但莽撞自信，且善于撩拨专制者的虚荣——或者说，他们的存在恰恰是专制者在水利这一领域的需要。三门峡是王化云，三峡是林一山。当然，他们都有留过洋的博士作副手，以彰示决策的“科学性”；
还有一个，一个极为偶然的共同点：这两项工程都面对着一个最坚定的反对者——黄万里；都有一个反对高坝大库而主张低坝小库坚韧的建议者——温善章。
对这两个工程，黄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对，认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都不可以。阐述对三门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时，他35岁；介入三峡争论，75岁。 他一再请求阐述、讨论、辩论，主管三门峡工程的人不睬他，主管三峡工程的人也不睬他；他的《水利科学论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会，更遑论他充满了豪情与哀叹的诗篇——本文的标题就取自他自编自印，只能在友人之间散发的诗集《治水吟草》：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在三门峡工程上，温善章不同意360米、350米方案，提出335米方案；对于三峡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已获人大通过，而且正热火朝天地施工的蓄水位175米方案。他提出新160米方案。他的出发点和37年前一样单纯朴素：减少水库对耕地的淹没，减少移民，合理解决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要求。
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所作的预言，一条接一条成为事实。三峡工程呢？ 他的预言是：
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
三峡筑坝的结果，砾卵石夹粗沙积在坝前，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他提醒当局：对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视。他说：
四川的保路运动诱发了辛亥革命。
三门峡现在实际已不得不按温善章1957年所主张的低坝方案运行。三峡工程呢？ 难道不到移民造反、重庆告急、航运中断，就是不肯接受这类不够宏伟、不够浪漫、花的钱也不够气派的建议么？
黄万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长江的梗阻；温善章工程师呢，他还能等到为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写《回顾与评价》吗？
1993年初稿于北京？郑州
1995年校定于北京
…
＇1＇ 《黄河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 《三门峡水利枢纽运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3＇ 见王庭济《1956年三门峡工程局访苏日记》（〈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89…3）：苏联人认为“任何河流上均可以修电站”，他们“新建电站41处，设计容量约为1600万千瓦”，“保持水电队伍不散”。
＇4＇ 如果将纯粹作为旅客而匆匆过黄河略去不计，这是这位湖南成长的伟大领袖第三次亲临这条大河。第一次是1947年底从延安撤退途中，说到“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 ”；第二次是1948年，随中央机关乘木船东渡。就在那次，他说了那句“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第三次就是这一次了。这是他住进中南海后第一次出京视察。（见林一山 杨马恩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5＇ 前揭书
＇6＇ 前揭书
＇7＇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8＇ 陈枝霖《三门峡工程的历史回顾和国民经济评价》 （《三门峡水利枢纽动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9＇ 1992年对郑州黄河委员会赵业安工程师的采访。
＇10＇ 1954年中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技术任务书》
＇11＇ 1954年苏方《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
＇12＇ 凌志军：〈从治黄看决策〉，《人民日报》1990年6月18日
＇13＇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14＇ 1992年对郑州黄河委员会赵业安工程师的采访。
＇15＇ 王庭济：《访苏日记和记录摘抄》〈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89…3
＇16＇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行文至此，作为作者，更关心的其实是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开工一年之后四川省会持什么态度。在1992年三峡工程获得通过的那次人大会议上，雷亨顺、张仁梁、华德君等代表都严正地、正中要害地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当然也如黄万里、温善章对三门峡的意见一样，他们掷地有声的发言并无人理会。与当年陕西省不一样，四川代表当中，拥护这一“伟大工程”的正大有人在，如唐章锦、黄济人、向德科等（见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简报总56号）。1995年底笔者从三峡地区调查返京途中，邻座一名操川东口音的人对我说：“我们重庆人恨死了萧秧。这种官儿，为了自己的交椅，出卖四川的利益。”
＇17＇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制定出所谓“高指标的第二本账”，标志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纳入“大跃进”轨道。在这次会上，曾一本正经地确定了“钢指标在1年内提高到2500万吨，4年内提高到6000万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超英赶美’”等等。（见《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
＇18＇ 这时，距离反“反冒进”的八届二中全会还有十多天。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都熟悉，周陈薄李四重臣全在这次会上作了检讨。出身世家、以翩翩贵公子而革命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静就是在南宁会议上被吓疯的。周此时的心情之紧张与压抑，可见他的政治秘书范若愚的回忆《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人物〉1986年第一期）。
＇19＇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91…3
＇20＇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1＇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2＇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91…3
＇23＇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到了大约一个月后的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他已不能再这样讲话。那次，他说的是：“‘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在这个严重的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5月）
＇24＇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5＇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26＇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7＇ 李晨 兰艳华在《三门峡水库环境影响回顾与评价》中写道：“三门峡水库以335米高程进行了移民……从1957所开始到1961年，移民基本结束，陕西省最多，共移民19。64万人，其中有10万人被安置在渭河以北的旱垸上，产量低，年收入公30…80元，且水源奇缺，须到3…4公里外拉水吃，因此要求重新安置。陕西河南两省1957年远迁至宁夏、甘肃边远地区3。93万人，因生活贫困和不适应水土等原因，经中央批准，1962年全部返回重新安置。”
罗启民 刘红宾在《三门峡水库移民总结》中写道：“由于自然条件、劳动收入、粮食产量等与库区差异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