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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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呢？
虽然李鹏前总理曾在讨论该工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白告诉钱正英：“国家的钱并不就是水电部的钱，银行账面上的数字，也不就等于可调用资金。”，但这项最终将花去不下6000亿元的世纪性里程碑，在1992至1997年间（一期工程），已经用掉了大约1000亿元；接下来的二期工程更是用钱的高峰，今年一年，就得300亿。
艰难不艰难？
今年三月，就在李鹏即将离开总理位置的时候，倾心倾力，再度为这个广泛受到批评的工程上加钱。据《中国信息报》3月17日报道：中央为支持重庆市经济发展，最近出台了11条优惠政策：（1） 国家银行贷款增长率比全国平均增长率高2…3个百分点；（2） 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不占国家计划控制指标；（3）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重庆设立金融机构；（4） 5年内，国家银行给三峡库区联营企业专项贷款15亿元，不受银行取消信贷
规模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5） 三峡库区基建专项贷款5亿元，确定项目30个，国家计委已下达投资及信贷
计划4。12亿元；（6） 打破2003年，三峡库区进口设备每年退税8500万美元指标；（7）“九五”期间三峡库区水利专项补助每年7500万元；（8） 国家开发银行对重庆市“九五”基建的交通、工业、重大项目承诺贷款达
16亿元；（9） 安居工程贷款5亿元；（10）总理专项城市贷款拆迁安置款1亿元；（11）车船贷款1亿元。
如果说，这样的优惠政策能不费丝毫周章下达贯彻，那平朴的、现在看起来无疑是急需的1980年规划方案有限的款项，怎么就那么艰难？
八月份以来，政府一直在向大众募捐。到昨天为止，已经募到了大约三亿元。看到大人孩子下岗工人残疾者一张张往募捐箱里塞钱，不禁黯然神伤：这些人都是纳税人，也是多年来被强制接受仅够糊口的低薪而自动为当局提供工业化基金（包括毫不知情地以每月多交的电费充作“三峡建设基金每年20亿元”）的职工。所有这些本属于他们的钱（包括他们的爱心）如果用得得当，生活在长江上、中、下游和支流的平民，在1991、1996和今年的洪水季，本可平安度日，结果却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番景象。
1959至1961年遍及全国的的大饥荒。据估计饿死的人，仅安徽一省，就达数百万人。官方维持“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说凡十数年，直到其始作俑者离开人世、其“阴”威已不至于祸及不同意见者，说法才逐渐变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和后来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据《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的作者检索县志原始记载，从1959到1961，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全国性的“全年风调雨顺”。
报载一名灾区官员叹谓：“怪老天爷，还是怪自己？”这问题九江人其实已经可以回答：只看他们那座刚刚花了一亿元市政费修建的、在大水浸泡下可疑地垮了的防护堤，就知可怕的不是水，而是贪官与奸商。
那么，我们本来期望见到的、确保长江全流域洪水安全下泻的坚固堤坝与科学的泄洪道，快20年了，竟还没有出现，为什么？
忍对黄河哭禹功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 晴
仅将此文献给
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已经过世的
方宗岱、张寿荫等各位工程师
和尚在世的
黄万里教授、温善章工程师。
（一） 黄河
（二） 鲧和禹
（三） 三门峡
（四） 在黄河筑坝——近代黄河治理
（五） 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六） 学有专长的人们
（七） 被迫改建
（八） 教训
（九） 三门峡工程与三峡工程
五、 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1949年8月，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份《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交到了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手中。起草者有两位，其一为当时的黄河研究组，后来升格为黄委会的一把手王化云。王同志终身以“治黄专家”立世——当然将这批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称作“三门峡灾难工程的始作俑者”，也未尝不可。报告提出：解除下游洪水为患的办法，是“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在哪里造呢，当时他的见解是“陕县到孟津间最适当的地区，这里可筑坝的地点有三处：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这一建议，后来称为水利界三门峡工程上马第一波。
1950年春天，新升格的黄委会再度组织勘察，吴以学等参加勘察的工程师认为： “八里胡同和小浪底初期开发价值不大，三门峡水库淹没人口近百万，是值得重视的问题。”＇1＇
这年夏天，水利部长傅作义率队赴苏考查，随员中有苏联专家，有副部长张含英，也有后来在长江三峡工程的推动上起了关键作用的张光斗。。考查归来，1951年1月，傅部长就水利工作向政务院报告。可以看出，在他的报告里，虽然务实精神尚占主导，但似乎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考虑到他所处的政治地位，持这样的态度是不足为奇的：
黄河在最近几年内，仍应加强护岸和堤防工事勘测和准备潼关孟津间的水库工程，修建支流拦洪拦沙水库，并结合农林计划积极进行干、支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这显然气魄不大。但在干流上建水库，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均有困难，于是转向支流解决问题。以王化云为主的黄委会到中游调查，认为“支流太多，拦洪机遇也不可靠，且花钱多，效益少”＇2＇，又把希望转向干流，问题是找一个容量足够大的地方。于是，一个比美国人雷巴德中将的《初步报告》气魄大得多的计划提出来了：
① 眩目的综合效益——“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
② 规模宏伟——蓄水位350米；并且“蓄水拦沙”。
初看之下，因泥沙淤积带给下游的水患可迎刃而解，但沙拦下之后，要有地方装，装在那里？ 只有找大水库，三门峡又被提出。有了大库当然就有了大水电的诱惑，燃料工业部门于是从水电开发的角度予以支持。
前面提到过的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和负责水电的人，再加上两位“老大哥”，一同上路，勘察三门峡。这时已是1952年春，大批苏联人开始踏上这块飘着新的五星红旗的国土。30多年来，他们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江大河上筑坝发电玩儿顺了手＇3＇，就雄心与气势而言，与黄委会一拍即合。三门峡高坝方案再次提出——这回是360米了，再加上大库容拦沙。稳健派舍不得黄河流域的耕地，提出这一方案“淹没损失太大”，又是相持不下。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波上马热告终。
读者在这里顶好记住“高蓄水位”、“综合开发”和“拦沙”这几个概念，它们在后面将不断出现，是几十年对黄河的折磨与侵害上，最为关键的。
没过半年，也即1952年10月，伟大领袖亲自到河南视察黄河＇4＇。当时，虽然第二波三门峡工程上马热暂告停息，黄委会也把邙山方案放到了第一位，但这个非“综合开发”，只有滞洪效益的小库方案显然不带劲。就在这次，王化云亲自向毛泽东汇报。正如历史地位几与毛泽东比肩的邓小平1980年视察长江时，魏廷铮主管对他的陪同与汇报一样，这回也是一连串惯用的对首长的连哄带骗与报喜不报忧。毛当时固然怀着发电灌溉综合利用的浪漫理想，但作为农家出身的领袖大当家，对淹没搬迁还是有顾忌的，一再询问黄河归故道之后已安澜6年，能不能用堤、埽的办法固堤防洪。党内专家王化云的回答是：
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堤埽挡不住。
毛问到泥沙的时候，得到的回答也是：
在西北高原发动群众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拟在黄河的上中下游兴建一系列的水利水电工程，根除水害，开发水利，使黄河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在2000亿到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准备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给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5＇
这首高坝大库畅想曲真正投了这位浪漫气质的诗人独裁者的脾气。三峡工程的党内专家林一山1993年描述当时的情景：
“南水北调？ 毛泽东眼睛一亮。南方水多得成灾，北方干旱得冒烟，若把南水引向北方，岂不两全齐美？ 好！ 这个主意好！ ”＇6＇
与邓小平一样，毛那次也没有当场拍板，只说了一句怎么检验都属于真理的话：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什么叫办好？ 激稳双方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稳健派不具“革命豪情”这种当时无往而不胜之利器，只有在钱上把关。邓子恢学孙悟空，给为白骨精所迷的当代唐僧画了一个圈：5亿元拨款，5万移民，不能再多。但这点钱是造不起大库的，“防洪怎么办？”浪漫派问，“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下游已是危在旦夕”怎么办？ 这样的提问和断言确实够吓人。用当时的总理周恩来的话说，好象是“不建三门峡，第二天洪水就要把下游淹掉了”。＇7＇
邓子恢只好亲自恳求毛泽东：
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渡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和更多的移民问题。
这话毛听来不会很入耳，但也没有理由立刻驳回。上马第三波停在了这里。
正在僵持不下之际，北边的老大哥慷慨地伸出友谊之手——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由中国政府聘请的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1954年1月到达北京。
这回，邓子恢没词儿了。领导人，再加上中苏两国专家所组成的120人的黄河考查团再度出发，1954年2月到6月，从刘家峡直到河口，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勘。
苏联专家竭力推荐三门峡方案，认为“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在专家组长科洛略夫眼中，综合效益是第一位的。他在总结发言中说：
从邙山到龙门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使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
至于淹没损失，他似乎并不怎么动心，他说：
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无论是邙山、无论是三门峡或其他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和水利枢纽的造价。＇8＇
读者可能还记得，三门峡高坝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