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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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反而认为这是合理的、应该予以承认和适当满足的要求，对于不善的欲望，要用“心”去加以节制，不使其恶性发展就可以了。魏了翁赞成其老师胡宏的看法，他说：“五峰谓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此语最完备。”（《文集》卷109，师友雅言》）胡宏认为，天理和人欲同出于一个本体“天性”，只是各自所发生的作用不同。胡宏不笼统地排除人欲，他主张“欲而不淫”，只反对“饮而不止”（《知言》卷3，《纷华》）。魏了翁进一步把人欲分为善与不善的思想，是受胡宏之启发提出来的，他还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说：“圣贤言寡欲矣，未尝无欲也。”（《宋元学案·鹤山学案》）考《孟子》七篇，确实只讲“寡欲”，不曾要求“无欲”。
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欲之合理性的前提下，魏了翁不赞成程颐反对寡妇再嫁而提出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极端主义思想，他说：“先儒有言：‘妇适不再，妇适而饥寒之害，然饥寒之事小而失节事大。’此岂妇之责也，亦为士也之诚。”（《文集》卷73，《顾夫人墓志铭》）在魏了翁看来，处于饥寒交迫的寡妇如果改嫁，这种“失节”的罪名不该由再嫁的妇女来承担，这倒是那些作为“士”的男人应该引以为戒的。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魏了翁对深受封建压迫之苦的妇女的同情，对不合理和道德说教的批判，这说明他比同时代的其他理学家的思想开明和进步。
五、倡导理学功过 应有公正评说
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潮，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并不像后来那样备受封建统治的重视，其创始人如周敦颐等，在其生前也并不像后来那样名声显赫，南宋前期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也不像后来那样走红，在当时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朱熹等人甚至遭受过沉重的打击，理学曾一度被定为“伪学”而加以禁止。魏了翁作为一位具有卓识远见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就是在理学遭受厄运而处于低潮时期，站出来奋力为之恢复名誉、争取地位的关键人物。经过他同真德秀等人的积极努力，终于使理学恢复了名誉，并且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崇高地位，勿庸置疑，他在理学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魏了翁倡导理学并使之取得显赫地位，并不只是靠给皇帝上疏，请求褒扬理学先贤、宣扬理学之如何高明那样简单的事，他之所以能够使理学在中国学术思想领域中占居正统地位，成为官方哲学，主要是适应了当时统治者阶级在政治上的需要，还在于他同真德秀等人对理学进行了苦心孤诣地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特别是魏了翁对理学的创造性贡献。他的创造性研究，主要表现于他不死守陈说，不依傍门户，能够兼取各家之长。他能够摆脱程朱学说脱离现实生活和烦琐支离的弊病，对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如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天民一体”的重民思想，在他的思想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对这些东西，他不但有所发挥，而且还竭力争取付诸实行。魏了翁和那些常常被人嘲笑的道学先生不同，他不迁不腐，没有过多的书呆子气，而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比较开明的进步思想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倡和宣扬理学的主观愿望，虽然是为了维系人心和挽救封建统治危机，但也包含了符合于大多数人民安定生活与救国救民的善良愿望。至于理学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是魏了翁本人始料不及的。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魏了翁传》
2．《宋元学案·鹤山学案》
3．《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4．宋明理学史》第21章
5．《春秋左传要义》
6．《四书集注）
7．《礼记要义》
西山先生 真德秀
（1178—1235）
真德秀是南宋后期与魏了翁齐名的一位著名理学家，也是继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他同魏了翁二人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少幼苦读成器 入仕为国分忧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希元，福建浦城（今浦城县晋阳镇人）本姓慎，因避孝宗讳改姓真。生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卒于未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出生于一个贫寒之家。自幼聪颖，4岁开始读书，即能一过成诵。德秀从小爱好学习，在学习中勤奋过人。据其学生刘某在他死后所写的《行状》记载：“入小学夜归，尝置书枕旁”，深夜还在蚊帐中看书，以至蚊帐被蜡烛薰成黑色。当其他儿童玩水游戏之时，德秀就把这些儿童的书取来阅读熟了。真德秀15岁时丧父，其母亲吴夫人在穷困中操劳家计，供他学习，抚养其成长，使他获得了专心学习的机会。由于他勤奋努力，学业上进步很快，在18岁时便考上了举人，19岁时即来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和魏了翁同榜考中进士，授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判官。再试，中博学宏词科，被闽帅萧逵聘为幕僚，协助萧逵办理政务，旋召为太学正，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升为博士官。
自从政之后，真德秀胸怀忧国忧民之志，竭诚于职守，希望能够使处于内外交困的宋王朝振作起来，以摆脱危机。他是当时腐败政权中少数头脑清醒的大臣之一。真德秀的治国方案主要是用理学思想为指导来正君心，眼民心。在对待北方金人的侵略上，他一方面反对纳贡称臣，一方面又主张不急于征讨，而应该首先巩固内部，实行自治自守的政策。在当时的形势下，南宋小朝廷确实已面临日暮途穷的处境，根本谈不上恢复故疆。他鉴于韩囗胄贸然出兵北伐惨败的教训，主张清除腐败，严肃政纪，收服民心，这对当时处于危势的宋王朝来说，不失其为正确的决策。他看到当时南宋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了，于嘉定元年，首次入对，向理宗进言说：
权臣开边，南北涂炭，今兹继好，岂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岁币数，而吾亦日可增；金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日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币，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馒我乎？抑善谋国者不观敌情，观吾政事。今号为更化，而无以使敌情之畏服，正恐彼资吾岁赂以厚其力，乘吾不备以长其谋，一旦挑争端而吾无以应，此有识所为寒心。”（《宋史》本传）
提醒最高统治者不要安于暂时的和平，应该看到其中隐藏的祸患和危险性，所以应该提高警惕思图振救之法。按照真德秀的意见，其振救祸患之法就是崇尚理学，奉行正道，褒崇名节，以明示好尚。因此他还对理宗说：“囗胄自知不为清议所贷，至诚忧国之士则名以好异，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论不闻；正心诚意之学则诬以好名，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张，正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同上）真德秀认为，韩囗胄制造“庆元党禁”，禁止理学，迫害理学人士，使正道不行。他趁理宗有改弦更张之意的时候，劝其重兴理学，以正人心、定国是，转移风气、矫正士习。他和魏了霸一样，认为当时解决政治混乱的根本方法就是推尊理学。
嘉定三年（1210年）真德秀在入对中又向理宗提出两条建议：其一：“开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长之渐”。这是要求最高统治者广开言路，倾听更多人的意见，制止邪说歪道，以抑制小人之势；其二：“选良牧，励战士，以扼群盗声张之锐。”这是为了防备内乱，加强统治。他认为从当时的内外形势看，南宋王朝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稳定国内政治局势。真德秀特别强调“公议”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他说：
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万世由一日者，公议是也。自昔虽甚无道之世，能使公议不行于天下，不能使公议不存于人心。囗胄用事，能颠倒是非于一时，终不免为世大戮，何者？公议，天道也，囗胄犯之，则违天矣。故善为国者，畏公议如畏天。则天佐之，人助之。”（《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6《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这些话也是对皇帝讲的，要求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言论公开。他把“公议”提到“天理”的高度，企图得到皇帝的重视。既然“天理”是永远不可泯灭的，那么，作为“天理”之表现的“公议”，也是万世如一日，不可泯灭的。其不可泯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公议”存于人心，尽管有权势的人可以暂时颠倒是非，然而最终为世人所不容。真德秀认为，“公议”，就是“天道”。顺应天道，则人佐之，天助之。这种天人一体的思想显然是儒家的顺天应人思想的表现。
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冬十月，真德秀受命为特使北去金国庆贺其新主登位，十一月至盱眙（今属江苏），有消息传来，得知金国发生内乱，就中途返回京师。他回朝之后，对宁宗说：
臣自扬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无际，陂湖相连，民皆坚悍强忍，此天赐吾国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为进取之资。
顾田畴不辟，沟洫不治，险恶不扼，了壮不练，豪杰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则徒以长江为恃；岂如及今大修垦田之政，尊为一司以领之，数年之后，积粟充实，边民父子争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粮饷，皆为精兵（《宋史》本传）。
这个建议，对于当时巩固北方边防，不失其为最好的策略。由于南宋王朝的政治腐败，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数各级官吏文恬武嬉，不顾大局，搜刮民脂民膏，图一时之享乐，造成沃野荒芜，田畴不辟，水利失修，边关要隘守卫松弛，兵士不加训练，武备人才不受招用，一旦有警，只侥幸寄希望于长江天险之阻，这是很危险的。真德秀看到了长江以北大片土地和人民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意义，也看到了统治阶层对上述问题的忽视。他认为，如果能够在长江以北的南宋辖区设立专门机构，派人前去，一面大修垦田之政，解决了生产问题，不出数年，就可以使积储充实，一面就地组织爱国群众，因其什伍进行军事训练，一定能够做到足食足兵，巩固边防，抵御北方敌人的入侵。可惜真德秀的满腔热情和正确的建议，未被腐败的当权者所采纳。于是他只好再进忠言，提醒最高统治者说：“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幸安之谋不可恃，导谀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同上）真可谓竭尽忠忱，不遗余力。
真德秀于宁宗在位的后期，忧患于国事，屡屡进言，数年之间，“论奏恳恳，无虑数千万言”，其中许多意见十分中肯，因而受到了宁宗的尊重，可又引起了当时身居高位的权相史弥远的忌恨，原来自韩囗胄失败后，大权落到主和派史弥远之手，他结党营私，重用小人，排除异己，真德秀对其所作所为十分憎恶，由于这些原因，史弥远对他更为不满。另一方面，由于真德秀的奏议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些正直的士大夫之心声，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