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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部分

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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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强拜命,真如牵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禄,就要为朝廷分忧。但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刘宗周就是以这种心情,勉强入仕。他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切,得不到皇帝的赏识。这时有人上疏说“刘宗周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于是刘宗周再次告病求归。行至德州,上《微臣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崇祯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却换来了学术上的丰收。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在他的学术主张中,“诚意”、“慎独”始终占据了重要地位。但直到这时,他才把自己关于《大学》“诚意”、《中庸》“已发”、“未发”的学说向学者系统地公开,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已臻于定型。

    崇祯十一年(1638),刘宗周完成了《阳明先生传信录》一书的删定。他做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故选录他认为功夫最切近、最合于王阳明早年笃实精神的部分,并加了按语,反复辨析,澄清混乱。早在天启六、七年间,刘宗周就辑过《皇明道统录》一书,共七卷,体裁仿朱熹《名臣言行录》,首记平生行履,次抄语录,末附断语,褒贬俱出独见。该书对当世推为大儒的薛(王宣)、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人都有贬词,而对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吕(木冉)诸人无间言。当时他特别推崇王阳明,说: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治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日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注'。

    但是,因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之说不无抵牾,且极力表章陆九渊,故有人疑“良知”之说或出于禅。刘宗周虽然承认阳明之学“从《五经》中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但又说:“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有之”。由于王阳明语焉不详,后学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禅学,这在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刘宗周批评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禅门之室。如关于有名的“四句教”,刘宗周认为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为阳明的未定之见,平日虽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未敢笔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王畿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批评说:

    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玄。如此,则致良知三字著在何处'注'?

    王畿“四无”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将心中本来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杀了,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这样,就堕入了禅学,使“致良知”三字没有了着落。

    刘宗周虽然没有过多地对王阳明进行正面批评,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因此,他极力辨解王阳明“似禅而非禅”。王阳明主张“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本身没有错,这正是儒家修养的正途,错的是他不知先天有止,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故失之粗。

    对于“四句教”,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说过。“阳明将意字认坏”,“先生解《大学》,于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刘宗周认为应该改为“有善无恶心之体”。因为“意”为心体,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先天性的好善恶恶的潜能,应该是纯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则错得更远。因为“意”是超越动静的“至静”,它是不动的,是“未发”,动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虽然没有大错,但因大本已失,所谓“良知”,所谓“格物”也就徒劳无功。所以刘宗周总结说:

    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注'!

    王畿从王阳明“四句教”中推论出“四无说”,就与禅学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刘宗周又对禅学进行了批评。他说:

    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功夫实地却在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无知则无物,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注'。

    对禅学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王畿等人的批评。他认为禅学、儒学虽然都在谈“本心”,但禅学之“本心”没有任何内容,是虚寂,而儒学之“本心”中有“意”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两家在认识心的本体上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在功夫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禅学的功夫是觉,通过顿悟去觉此心之空,万事皆空;儒家则强调“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纲领八条目。王畿的“四无说”,以党育性,一觉无余事,是率天下都是禅,因而背离了儒学,甚至也不合王阳明的原意。刘宗周主张将“四无说”改为“四有说”,即:“心是有善无恶的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样,就解决了本体与功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

    除《阳明先生传信录》外,刘宗周还撰定了《经籍考》、《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古小学通记》,并著《原旨》、《治念说》。这些学术活动的目的,都是与他的学术主张密切相关的。

                       四、决此一朝死  了我平生事

    崇祯十五年(1642),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注',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注'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宽宏大量的开放精神,这也许是近四百年来中国落伍、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革职后,刘宗周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发挥“诚意”、“慎独”的学术思想。他又写下了《读易图说)、《易衍》、《古易钞义》、《大学诚意章章句》、《证学杂解》、《良知说》、《存疑杂著》等重要著作。他对王阳明及其后学进行了批评,认为“后来学问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内分外,分动分静,说有说无,劈成两下,总属支离。”'注'他对先儒分析支离之说,统而一之,兹列表如下:

    可见,刘宗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建立南明,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交上没有任何作为,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苛敛,苟且偷安,等等。刘宗周上疏献计,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注'。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注',于是他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排挤。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先帝无亡国之征,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注'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吸取教训,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他不得不辞职。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之徒的责任,在出都门前,上《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进行最后忠告。他的忠告有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三曰固邦本,无以外衅酿内忧。福王不予理睬。刘宗周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注'

    回到绍兴后,刘宗周与门人编定了《中兴金鉴》。该书原本为福王而作,旨在总结历史上中兴之主的历史经验,作为福王的借鉴。分为祖鉴、近鉴、远鉴、王鉴、五帝鉴。该书最终没能送到福王手中。刘宗周又对《大学》进行了考订,著《大学参疑》,确定了《大学》的文本,并略为诠解。

    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订《人谱》。该书原名《证人小谱》,成书于崇祯七年(1634),以后三易其稿。在定稿自序中,刘宗周说: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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