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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部分

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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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纸、组学会,为了变法维新事业,不惜流亡国外16年……

    创办“万木草堂”

    康有为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他把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作为进行维新运动、拯救中国的重要手段。他感到,在一个民智未开,人才奇缺的国家,要从事维新变法,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要伴随一场大的文化教育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故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南海康先生传》)

    1890年春,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居住在祖传老屋“云衢书屋”,开始了传道授业的生活。

    康有为办学的招生办法很特别,他不举行一般的人学考试,而是举行“面试”。考生无论年龄大小、学力高低,只要能通过康有为的“面试”就可以人学。“面试”时,康有为同应试者进行严肃认真的谈话。通常是康有为主动向应试者介绍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猛烈抨击汉学、宋学和八股训诂词章,指责教育界的积弊,宣传孔子改制等一套新说。凡能接受他这惊世骇俗之论的,即予录取。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入学考试”,在康有为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有思想,忠于他学说和事业的门生。

    康有为的开门弟子是陈千秋。陈千秋当时就读于广州五大书院之首的学海堂的高材生,是一名颇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他十分仰慕康有为敢于冒死上书皇帝,请求变法的大无畏精神,故特登门求教。很快,陈千秋就被康有为的思想和博学所征眼。于是他退出学海堂,正式科拜康有为做自己的老师。

    经陈千秋的介绍,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当时梁启超的身份比康有为高,与生活坎坷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真可谓是春风得意。8岁学诗文,12岁补博士弟子员,成为少年秀才,17岁中举。但他在听了康有为的独到见解后,毅然决定放弃举人之尊,拜倒在一个前生的脚下受业。也许正因为梁启超有如此务实的胆魄,才使他在历史上成了与康有为齐名的伟人。梁启超记下了他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三十自述》)

    随后,不少有志青年如徐勤等闻风而至,学生人数骤增至20余人,云衢书屋显然无法容纳了。1891年春,康有为便将学堂迁入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4路长兴里3号)这是一座前后三进的大院,大厅宽敞明亮,是个理想的办学讲课之地。长兴学会,这个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第一个摇篮就这样诞生了。在这里,年方34岁的康有为“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年谱)。

    1893年冬,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学堂又迁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康有为正式给学堂命名为“万木草堂”,其意以树人如树木,寓培植万木,为国栋梁之意。“万木草堂”的建立。标志着康有为教育救国的实践进入了新时期。此时康有为名声鹊起,一从游者岁增,动至数百人”(《万木草堂始末记》)。全盛时,万木草堂是“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年谱)。

    万木草堂在办学方针上,注重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康有为特别“重精神,贵德育”(《康有为传》)。《长兴学记》中,康有为要求学生要有“四耻”,即“一耻无志”,“二耻循俗”,“三耻鄙吝”,“四耻儒弱”。“若有四者,不能学道,愿深耻之”。康有为经常鼓励学生,要仿效勇于献身国家富强的先辈,培养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责任感。据梁启超口忆,康有为“每语及国事机理,民生憔悴,外海凭陵,辄慷慨欷嘘,感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在讲课时,康有为精神十分饱满,旁征博引,贯通中外古今,一讲就是半天,其声音之宏亮,如狮子吼,如黄河流,诚可谓诲人不倦的一代师表。学生们从康有为身上,直接学到了济世救民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

    智育方面,康有为主张以孔学为中心,认为“百家皆孔子之学”,“诸教皆不能出孔学之外”。“必知孔子改制《六经》,而后知孔子之道”(《万木草堂口说》)。通过这些教育,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和奠定知识基础。同时,康有为也很强调经世致用。当时所开设的有关经世致用的课程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和群学。康有为希望通过中外历史的分析总结,以作为维新变法的参考。康有为还很重视西学,他要求学生学习泰西哲学,万国史学,研究万国政治,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其自然科学。康有为规定,他的学生要读西洋译述百数种,以此来打开学生的眼界,架起向西方学习的桥梁,从而为国内的维新变法服务。

    为了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精神和体魄,万木草堂还首创了音乐舞蹈、体操、射击等课程,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学方法上,康有为注意教法的活泼多样。除了课堂上系统传授知识外,他还十分重视提倡学生自学,为此专门设立了图书馆,名曰“书藏”。万本草堂还经常组织学生游学。编书,举办讨论会和演讲会等等,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能力。

    在康有为的精心组织下,万木草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维新变法的干部学校,这里的许多学生如梁启超等,都成了后来维新变法的骨干和中坚。

                      三、七上清帝书  吁清维新变法

    要变法,要图强,“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戊戌变法前后》),这就是康有为甘冒杀身之祸,犯颜直谏朝廷的最现实考虑。变法前,康有为曾七次上书清帝,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敦促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变法救中国。

    1.《上清帝第一书》

    1888年12月,康有为利用在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以一介微不足道的萌生资格,第—次向光绪帝上奏了《为国势危感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在这份奏章中,康有为阐述了中国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方今外夷交迫”,而举国“兵弱财穷”,随即提出了以变成法为核心的三点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在这份奏折中,他还力陈了中国急需变法的三条理由;一曰“今天下法弊极矣”,非变法不可。二曰祖宗之法可变,“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穷则变,变则通”。三曰变法前途光明,“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六道化成,以恢复属地而雪耻下难矣。”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系统地向社会公开自己改革社会的政治主张,也是维新派发动变法运动的第一个信号。这次上书尽管未能送达清帝之手,但它却对清廷政局产生了极大震动,人们都将此视为非常的举动,引起了整个京师的哗然。康有为也为此而遭到了“朝士大攻之”(年谱)。

    2.《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

    1895年春,康有为偕梁启超等人再度赴京会试。时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同日本签订极其苛刻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等等,其赔款之巨,割地之广,丧权之重,使得举国骇然。康有为目睹朝廷如此无能,山河破碎,悲愤难忍,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可有此约哉!”(《中日和约书后》)他吸取了第一次孤军奋战的教训,首先通过其弟子梁启超去鼓动广东、湖南的举人联名上书,然后进一步发动其它各省举人行动起来,共同上书光绪,吁请朝廷拒绝和约。当时在京的18个省的举人,纷纷响应康有为的号召,决定联名上书。大家久慕康有为的大名,故公推他起草奏稿。康有为以满腔悲忿,奋笔疾书,用一天两夜时间,写成一份18000余言的上皇帝书,坚决反对《马关条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救国主张。公车们建议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第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认为,割让台湾,即亡国之举,“诸国以中国之易欺也”。如此下去,“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幻想通过割地以保都畿,“则自叹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哉!”出路仅仅在于拒绝和约,团结民心,救亡图存。康有为吁请光绪,应该速下三诏:一下罪己之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励天下同雪国耻。”二下明罚之诏。对主和辱国的权臣,丧师失地的将帅,擅许割地、辱国通款的使臣,守御无备的疆吏,或明正典刑,或予革职,黜退尸位大僚,无妨贤路。“庶几朝政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三下求才之诏。“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成致死力以报皇上。”康有为预言,只要三诏一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

    第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认为,首都为天下之根本。“方今旅顺已失,威海已回,险阻无有,京师孤立……无以为防守之计。”“故非迁都,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岂不痛哉!”所以当今最要紧的事之一,就是迁都西安。只要一迁都,即使是失去旧京,也无足轻重,“而朝廷深固不为震慑”。凭西安之险要,日本人是无法攻占的,则都城可保。“或偏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此也。”

    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提出,用选锋、选将、购械的办法,训练重兵,以待敌变。一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至于选将,则“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他还提出让各地方绅士自办团练,不拘一格推荐“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此外,康有为还清光绪帝“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弹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械。”在康有为看来,只要有精兵、猛将,再加武装以精良装备,就能稳操胜券了。

    第四,“变法成天下之治”。这才是康有为此次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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