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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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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轻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这里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观点。一是“名无固宜”,即说表达概念的语词与它所反映的对象之间没有天然的、必然的联系。二是“约定俗成”,说明名与实的关系是后天的,人为的,是社会选择的结果。三是“名有固善”,即肯定名的“约定俗成”又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这种“定”与“成”要为社会所接受又是有条件的,即要做到“径易不拂”,简单明了而又不自相矛盾。

    第五是“稽实定数”。荀子说: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

    有可,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

    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

    “稽实定数”,就是通过考察事物的多少来制定数量之名。比如说两头牛,它们虽然“同状”,但由于是“异所”,虽可皆称为牛,其实它们却是两个物体。一个人,从幼年到老年,“状变”而“有化”,但“实无别”,我们就应“谓之一实”。这种“稽实定数”实质上提出了从空间(“所”)、时间(“化”)和事物的性质、属性(“状”)诸方面去分析事物实体数量的思想。

    此外,荀子还批评了“以名乱名”、“以实乱名”、“以名乱实”等“三惑”之论,捍卫了“名以指实”的原则。

    荀子的性伪之分、明分使群、天人之分、虚壹而静、名以指实等思想是荀子对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贡献,他的理论和学说不但影响了我们的先辈,而且还在影响着我们,并将继续影响我们的后辈。

                                                  (廖名春 撰)

  

                            公羊大师  董仲舒

                   一、下帷讲诵称儒首  官至博士为士师

    1.亲见四世

    董仲舒,广川人。今河北省景县有大董故庄,世传即仲舒故里。生卒年不详,根据《汉书·匈奴传》《赞》“仲舒亲见四世(即孝惠、文帝、景帝、武帝)之事”一语推之,董仲舒当生于汉高祖末年或汉惠帝初年,即公元前2世纪初叶。又根据董仲舒著书例用旧历,不及使用太初历,可见他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前已作古人。他历经四朝,享年达80岁以上。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学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方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诗》,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于燕(今北京)则韩太傅(婴);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在齐)田生;传《春秋》,于齐鲁有胡毋生,于赵(大河南北)则是董仲舒。八位大师中,韩婴和董仲舒分别来自燕赵,其他六人,都出于齐鲁故国,是儒学化了的齐鲁文化的传人。其实燕赵也是齐鲁的近邻,是西汉初儒家文化圈内的成员之一。

    2.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为学异常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史》《汉》本传说他专心学业,“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后引本传,不复出注)!王充《论衡·儒增》亦载:“儒书言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桓谭《新论·本造》甚至说:“董仲舒专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真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儒!他游心于六艺,陶醉于胜境,对当时社会时尚,生活享受都漠不关心。《史记》记载当时六畜兴旺,马牛繁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人们乘马也非常讲究,乘母马者被“摈(排斥)而不得聚会”。可董仲舒对此并不留意,“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太平御览》卷840引)他沉迷于圣经贤传之中,简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3。下帷讲诵

    功夫不负有心人,董仲舒学通五经,义兼百家,且长于议论,善为文章,《汉书·儒林传》载:“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王充说:“董仲舒者,文之乌获也。”(《论衡·效力》)喻之为文章圣手,著作的大力士。此外,董仲舒还多见博闻,知道许多希见奇怪之物。王充称赞董仲舒“文说美善,博览膏腴”,读了很多内容丰富的书,认识举世罕见的“重常之鸟”(《别通》)。当时诸生多专主一经,不能旁通;有的甚至“或为雅,或为颂”(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数人才能合治一部《诗经》。与那些浅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无惭“通才”“鸿儒”之喻。此外,董仲舒还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优雅的言谈举止,他言中规,行中伦,“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智能全面,品学皆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四方学士,“皆师尊之”。不少有志青年,云会广川,从董仲舒问学。董仲舒于是“下帷讲诵”,传道授业,今河北景县尚有“董仲舒下帷处”遗迹。弟子太多,无法一一亲传面授,便叫门下高足代劳。史书上说,董仲舒讲学,在讲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里面讲,弟子在帘外听,只有资性优异,学问不错的弟子才能够登堂入室,得其亲传。其余弟子皆按受业的先后和深浅,在门下转相传授。因此有的学生慕名而来,师从一场,连见上董仲舒一面的愿望也没实现。可见其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4.董仲舒与胡毋生

    五经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还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据说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难以见之实施,于是以著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只口授给弟子,并不笔之于书。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等。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年龄比董仲舒稍长。是汉代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首先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传授顺序说:“子夏传予公羊高,高传予其子平,平传予其子地,地传予其子敢,敢传子其子寿。至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徐彦《公羊注疏·何体序疏》引)可见,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传,也是协助公羊寿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结束其没有文本,口耳相传历史的人。公羊学于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学说更加定型。同时,由于公羊有经本流传,也有利于学说的传扬。此外,胡毋生还归纳公羊义例,著有《公羊条例》一书,使公羊学说条理化,以便学者提纲挈领,掌握要点。东汉末何休作《公羊解访》,就曾“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何体《自序》)。胡毋生还亲自传学,扩大了公羊学的传授面。他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列。年老,复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时的大丞相公孙弘就曾得其师传。董仲舒对他也十分敬重,《汉书》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贱为布衣,贫为鄙夫。然而乐义好礼,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文馆词林》李固引,见唐晏《两汉三国学案》)

    唐徐彦《公羊疏》说:“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以董仲舒为胡毋生的弟子。吴检斋曰:“其说但不见于淳史,疑莫能质也。”(《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检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于《汉书·儒林列传》。传曰: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颇受焉。而董仲舒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

    单以这段文字论,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孙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吕步舒等。《隋书·经籍志》即以嬴公为胡毋生弟子。其实这是班固为了行文简洁,未加区别。后人又不深考,误读其书。这里应于“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传,以下述董仲舒之传。今中华书局标点本也不分段,是犹承其误。据《史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时并治,并无施受关系。司马迁《儒林列传》,先仲舒而次子都。傥仲舒曾师事子都,马迁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诸人,《史记》明言“仲舒弟子送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汉书》作段仲),温吕步舒。”并非胡毋生弟子。故陆德明《释文序录》曰:“汉兴,齐人胡毋生,赵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州段仲,温吕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凿凿,不容混淆。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仍将“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传中,盖沿袭旧文,但又于董传按曰:“胡毋生、派止传公孙弘一人,故弘居朝专与董生立异,正以流别不同耳。”则已知胡查之非师徒矣。《四库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认为“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然则在公羊氏家学外,因多公羊经师也,董氏何须师事于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经说》曰:“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见董生与胡毋生同为子夏六传弟子。当然,既然公羊寿和胡毋生是首先将《公羊传》著之竹帛的人,那么在经传的文本上,董生或许得益于胡毋子都。至于其他,则不可知。

    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治一经,但各自的贡献不一样。胡毋生笔录《公羊传》,并总结公羊例义,使其更加系统。董仲舒则在发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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