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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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是宗孔子的，他们以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孔子是政治家，六经是孔子求天下治理的学说，所以他们解说经传偏重于微言大义，推阐发挥，其特色是功利的，往往容易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以己意附会经义，而不重视经文的本解。为此，他们传经的主要方式是口说师传，解经繁密驳杂，各有师说。这种方式解经时见精义，却不免沦入主观臆见之案。他们在六经中最为注重公羊学，就是因为《春秋》极为简略，他们尽可以随意发挥。他们解《尚书》《尧典》“曰若稽古”数字，竟用数万言来阐发。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古言写成的，不通小学，就无法研读古文经。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所谓“《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刘向、刘歆“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由于文字训诂的需要，刘歆重视作为经书辞典的《尔雅》，曾撰有《尔雅注》三卷。而所倡《毛诗》与齐、鲁、韩三家《诗》之根本不同也在于毛公释诗兼诂、训、传三体，其书故名《诂训传》，如《关睢》中“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之类，“关关，和声也”等等。这样解释《诗》使读者能明了诗之本义，比海阔天空的微言大义更易为学者接受，所以后来，三家《诗》亡而《毛诗》独存。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家是宗周公的，他们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故为官书，六经所记为古代情形，皆系事实，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是一位历史家，他对六经只是进行整理，加以保存而已。既然六经都是周公旧典，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予以研治。基于此，刘歆特好《左传》，他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注重用《左传》中所叙之历史事实来解经，用《左传》中的凡例来界定三代史官的记史法则，用《左传》来批评《公羊》、《谷梁》对《春秋》的曲解。正如其本传所言：“欲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欲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他是以所记历史事实的详略多少作为区分经书优劣之标志的，所以他不仅好《左传》，而且好记述周代官制的《周礼》，好三代政治文献汇编的《尚书》，好讲礼仪的《逸礼》。他从研治这些古文经出发，据《周礼》、《乐经》研究钟历，以黄钟律为根本标准，辅以相黍制定了国家标准的精确度量；据《尚书》、《左传》，将三统与五行相生说相结合，并以三统而言三正、三历，创造了推定先秦古历日的《三统历谱》，这些都有其特别的意义。但是信古之极必为泥古。刘歌迷信六经乃周公旧典，对之毫无怀疑，以至将一些后代补作乃至伪撰之书亦视为三代旧作，且由信古而产生倒退的历史观，一切遵崇三代，以为今不如古，要挽救世风，唯有复古，这从政治实践上看，是企图拉着历史车轮倒转。王莽改制之失败，其根源之一，盖即此。由于对经书研究的路数不同，古文家既要通文字训诂，又要懂历史和典制礼仪，就决定了古文家学问的宽窄与今文家不同。今文家讲微言大义，通一经即可为博士，他们“或为雅，或为颂”，至合数人治一经，所以当时有“遗子满囗金，不如教一经”之谣。古文则不同，他偏重于文字历史的典制解释，非博学无以治经，所以从刘歆开始，凡古文学家一般是学问渊博，广泛研治数经。本传讲，刘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欲及向皆治《易》，……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博物治闻，通达古今。”这种博学治经的路数比起“学者罢老且不能究一艺”的今文家，当然是更为优越了。由于对六经价值标准不同，今古文家对六经排列的顺序也不相同。今文家认为六经是孔子用以垂教万世的大典，所以在《春秋繁露》和《史记》中，皆依其程度之浅深排列六经次序。们守》、《书》为文字的教育，列于最前；《礼》、《乐》为行为的训练，心情的陶冶，列于其次；《易》谈哲理，《春秋》有微言大义，故列于最后。刘歆等古文家认为六经为三代固有史料，所以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皆依其时代之先后排列六经次序。《易》之八卦，作于伏牺，列于首；《尚书》有《尧典》，列于其次；《诗》有《商颂》，故又次之；《礼》、《乐》为周公所制，列于再次；《春秋》为孔子据周公旧例所修，故列于最后。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三个贡献是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清代的新今文家攻击刘歆为了取媚王莽而遍伪群经，杜撰出一系列古文经书。如果从时间上来考察，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要知道，当刘歆发现中秘古文经书而谋求为之立学宫时，王莽尚毫无篡权迹象哩。刘歆之所以呼吁将古经立学官，其本意完全是为了促进儒学的丰富与发展。就是他在《让太常博士书》中所说：“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哀帝说他“欲广道术”，是极中肯之辞。后来，在王莽的支持下，他凭借政权的力量，压倒了今文学派，将《左传》、《毛诗》、《周礼》、《古文尚书》等立于学官，并且大增博士弟子，在全国兴起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使古文学派的力量迅速壮大。东汉之初，汉光武帝废古文，提倡今文。但是由于古文经在学术思想界已经有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它的学术本身有许多合理的成份，所以古文经学不仅没有随着王莽政权的覆灭绝迹，而是在民间以更广阔的范围传播开来，形成了一个风靡整个东汉社会的古文经学学派。我们讲两汉经学史，实际上是两汉的今文经学和东汉的古文经学的历史。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刘歆，实在是西汉今文学之异军，是东汉古文经学之宗师！
（汪受宽 撰）
蜀中大儒 扬雄
（前53—18）
扬雄是汉赋“四大家”＇注＇之一，又是西汉末年的一代大儒，身兼文学家、思想家两种身份。《汉书·扬雄传》载其“年七十一，天风五年卒。”（下引本传，不再出注）天凤为王莽新朝年号，五年即公元18年。其生当在汉宣帝甘露元年，为公元前53年＇注＇。是一个跨世纪的人物。扬雄一生历官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及新朝王莽四帝，又是一位历经两朝，历官四代的耆宿。他文彩焕然，学问渊博；道德纯粹，妙极儒道。王充说他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他是“大纯而小疵”的“圣人之徒”；司马光更推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
一、西蜀一廛氓 清静事无为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注＇。雄自序“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家境接近于贫困线。但若考其远祖，可称得上是王侯世家。本传称：“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处“河汾之间”，在今山西南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司马叔侯曰：“虞、貌、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扬为姬姓可以无疑，是周王族支庶。不过，到底扬氏属于周王哪一支，因时代绵远，後青衰微，到扬雄时已不可考。＇注＇雄又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智）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乃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据此，扬雄的祖先春秋时曾自称“扬侯”，晋“六卿”之乱，扬侯受韩、赵、魏的逼迫，举族南迁楚国境内的巫山地区，似乎扬氏是失利的范、中行、智伯的同党。不过此说有两点可疑，一是扬氏称侯，不见于史载；二是范、中行、智伯也不是同时被灭，扬氏无由受到牵连。东汉张衡对此有不同说法：“晋大夫食采于扬，为扬氏，食我有罪而扬氏灭。”＇注＇如此，则扬氏当时不过是晋国的一个大夫，根本没有扬氏称侯这回事。扬氏南迁也不是由于三家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