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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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州家居，当然也常有“仕路隔绝，志穷无如”的失落感，也曾希望朝廷能征召他，“使处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对朝廷的事看得清，听得切，以便准确无误地、尽情尽意地歌功颂德，免得因身“在古荒流之地”，了解不透，说得不痛不痒（《须颂》）。机会终于来了，友人谢夷吾向朝廷举荐王充了！夷吾，会稽山阴人，与王充同郡，善风角占候，史称他能预测死期，《后汉书》入《方术传》。夷吾与王充操术不同，但却是很好的朋友。夷吾官至荆州刺史、钜鹿太守，官运也比王充亨通。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所在爱育人物，有善绩”。在王充罢州家居之年，谢夷吾向皇帝推举他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歆、司马迁，不能过也。”（李贤《后汉书注》引谢承《后汉书》）汉章帝特下诏书，令用公车（公家车骑）将王充征往京师。这是王充一生中由皇帝正式下令征召的唯一机会，可是王充并未成行，范晔《后汉书》说是“（因）病不行”。’也恰恰就在这一年，汉章帝驾崩。新君继位，万象更新，谁也顾不上老皇帝曾下过的征贤诏书了。真是千载一时，失不再来了，子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王充对此深有体会，赞赏不已，一再说：“人遇偶及遭累害，皆有命也。”“俞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得、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命禄篇》）真是字字寄慨，句句寓情呀！既然他错过了这样好的机会，那就是命中无禄了，于是他只好困居乡闾，去实践颜子的陋巷之乐了。
更让王充难堪的是那些“贪进忽退，收成弃败”的世俗之情。王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自纪》）。这些世情俗态，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之心。日月逾迈，头白齿落，志力衰耗。又加“贫无供养”，难免“志不愉快”。老迈穷居，实在凄惨！物质条件既不可满足，于是他进一步又反躬内求，“养气自守”。王充自叙晚年生活说：
养气自守，适食则（节）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
闭上眼睛，塞紧耳朵，不问世事，可以求得当下心安；少吃少喝，养气守神，清心寡欲，可以克服物质上的不足，此即“导引之术”。这与王充在《道虚篇》中批评“世或以老了之道为可以度世，恬淡无欲，养精爱气”，揭露“老子之术以恬淡无欲延寿度世者，复虚也”的风格，适相水火。何以出现这一矛盾现象呢？儒家要求人们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可如果此路不通，它又教人们求诸己，在道德上做个完人，于内心里求得满足，此颜回所谓“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者也。这是在仕路不通时自遣的法宝。傥若一个人一发到了连“居陋巷，饭蔬食”的条件也没有了，既不得其志，又不得其养，道家的养生之术便悄然来到你的身边，只要你吐纳导引，辅之以熊经鸟伸，药饵服食，便可以保证健康，长生久视，这是在物质条件缺乏时的自存之术。
王充，始而苦读经史，畅论大道，欲致君尧舜，仕以行义，结果如适吴越以售章甫，不合时适，无人赏识，遂淹滞州县，沉沦下僚。他完节自守，独善其身，又受俗才的蜚条构陷，难以自安。现在退守乡里，”又“穷无供养”，老病交加……真是山穷水尽，壮志销罄。面对历数之冉冉，难免“终祖”（死亡）之戚戚，于是导引以求延年，服气以驱饥寒，堕入方土长生不老术中。读者于此，当悟何以吾国养生气功、导引房中之术举世独昌之原故了吧！
正如王充自己在《道虚篇》所说的那样：百药可以愈病，服气可以健身，但绝对不能度百逾世，寿至不死。有生就有死，死就是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他希望“不老”，但却“发白齿脱”；希望“命延”，但却“既晚无还”。返老还童是不可能的了，唯有著书立说以体现自己的存在，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整理完平生著述，还撰写了一篇长长的《自纪》，在“命以不延，吁叹悲哉”的哀叹声中，走完了自己失意的人生之旅。史家没有记载他死的具体年代，只含糊其辞地说“永元中（约公元98年）病率于家”。
七、平生著述
王充仕宦不达，志穷无如，遂“淫（广泛）读古书，甘闻异言”。又感“世书俗说，多所不安”，于是“幽居独处，考论实虚”，发深邃之想，奋如椽之笔，撰著鸿文大论，上探天文，下穷地理，中讨人事，以便“垂书示后”，留不朽之名。王充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讥时刺世，劝善勉节类。有《讥俗》之书：帕纪篇》说：“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闭居作《讥俗》《节义》12篇。”
《讥俗》《节义》，今不见于《论衡》书中，有人说是两部书，但这里明言“讥俗节义12篇”，其为一书可知。其书又单称《讥俗》：“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这里都以《讥俗》概二书，颇疑“讥俗”为书名，“节义”为篇名，居《讥俗》全书之首，称“《讥俗·节义》”，犹称“《论衡》‘三增’‘九虚’”之类也。
二是议政言事类，有《政务》之书，《备之》、《禁酒》等篇。《自纪》：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直，不晓其务，愁情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
这里说《政务》之书是为人君陈“所宜”、“所务”、“所趋”的治国方略。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王充在《对作篇》中又补充说明了《政务》之书的内容：一则说“其《政务》，言治民之道。”一则说：“《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可见其书也探讨了地方长官如何治民的问题，内容十分全面。王充曾游学京师十余年，又常在地方任官，再加上他的博闻奇识，所言必有可观，故他本人也十分自信，将《政务》比作可供王者览观风俗的《诗经》，说：“古有命使采诗，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论衡》、《政务》，其犹诗也。”
除了论政专书外，王充还有随事即兴之作，如《备乏》、《禁酒》等篇。《对作篇》言：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那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
酒靡五谷，生起盗贼，沈酒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
张宗祥《论衡校订附记》认为：“《政务》之书不悉篇数，所可考者，《备乏》、《禁酒》两篇耳。”将《备乏》《禁酒》作为《政务》的两篇。如果单从“言治民之事”考之，二篇确与《政务》同旨，但却没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它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只好存疑。
三是考订伪书俗文，虚说漫辞，有《论衡》之书。《自纪》曰；
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论衡》之书今存，是研究王充思想的主要依据，《论衡》创始于明帝永平之末，初成于章帝建初时期：虞翻《会稽典录》：“《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至晚年穷居乡里，又重加整理。朱谦之《王充著作考》（载《文史》第一辑）认为“《论衡》一书经过三次摆集。”王充于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后所定为最终的定本。《论衡》的主要思想下面要分别论述，这里仅就充所自叙列其一二。《佚文篇》：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疾，即痛恨。“疾虚妄”，即痛限虚伪不实的言论。犹如孔子归纳《诗经》的主题思想为“思无邪”一样，“疾虚妄”就是《论衡》的主体思想，这是就其发愤著《论衡》说的，可以视为著作动机。不过如果全面概括《论衡》的主题，似以《对作篇》“《论衡》实事疾妄”为更准确。“实事”，即考证事实，实事求是，王充在同篇中又称之为“务实诚”；“疾妄”，即驳斥虚妄，反对迷信。“实事”（即“务实诚”）是正面论说，为立论；“疾妄”是从反面辩驳，为驳论。一正一反，反复周致。用范晔的归纳即是“释物类同异（实事），正时俗嫌疑（疾妄）”（《后汉书》）。王充在《对作篇》中更具体地揭示了本书的内容：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浮华之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大肆流行），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育调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又说：
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
这里说的是订正书本的“虚妄之言”和“华文浮辞”，解决学术上的错误言论。充又说：
《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然否之理。
这是辨明世俗的疑惑，解决生活中的疑难问题。
《论衡》是王充的经意之作，其书虽然初成于永平建初时期，事隔20作后，他重修《论衡》，仍然十分用心。谢承《后汉书》说他“于宅内门户炉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85篇。”（《艺文类聚》卷58引）范晔《后汉书》亦说充“以借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壁墙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可见他晚年闭门深思，断绝社交往来，在家里四到八处都放有笔墨简编，灵感所到，即行著录。通过这样深思熟虑，潜心著述，才写成了《论衡》的最后定本。其思深，其功勤，于此可见一斑。
第四类是颐情养性之作，有《养性》之书。《自纪篇》：
年届70，时可悬舆……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祖，愚犹沛沛（心潮激荡），乃作《养性》之书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节）酒。
王充在庚辛之际，年届70，则此“庚”，指和帝永元二年庚寅，为公元90年；“辛”，即永无三年辛卯，为公元91年。其时王充65岁。“发白齿落”，“贫无供养”，又加用思太专，伤耗精气，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弃气竭于思虑”，正是指此而言。故充“养气自守”，“爱精自保”，时辅以“服药引导”，希望“性命可延”。并著《养性》之书来总结经验。王充在谈到《养性》之书的具体内容时，还说到：“上自黄（帝）唐（尧），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才，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可见书中还广征博引古今养生成就，用圣人之言折衷去取，概括了古今幼老生死问题。言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