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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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于，他们在享有传统体制福利资源的同时，已经将另一只脚踏到了市场化的资源分配体系中，并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充分利用了体制优势、特别是体制垄断优势。“事业人”在享有体制资源上，不如公务员；在享有市场成果时，不如完全进入市场的企业白领，但“事业人”将两种资源途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凭借综合资源优势，并不逊色于公务员和企业白领，从而跻身于中间阶层的行列。这种结合有时候是微妙的，需要同时深刻理解传统体制长时间仍得以延续和市场转型不可逆转两方面的特征，熟练地掌握一些“左右逢源”的技巧。
钱民（13）说，他在刚开始工作的一段时间，心理上并不平静。单位工资不高，看着同学、朋友在外企里面风风光光，也想从单位跳出去算了。特别是在结婚后住在筒子楼里的那段时间，心里很不是滋味，觉着好坏算夫妻两个硕士，为什么非要憋在这个地方？但后来还是没有跳出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听说单位正在盖房子，以他和太太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单位和都是硕士学历的条件，应该可以分到一套很不错的住房。如果在外面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买同样的房子的话，除了要交首期，每个月大约要付四千多块钱。算了算，在外企里工作和在科研院工作，从收入上来讲的话其实差不多。而且，随着单位越来越活，科研院有企业化的趋势。凭借着体制内的资源，单位比外面的公司效益还好，收入也逐渐涨了上来。另外，在科研院工作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工作上不太如意，也就是少拿些工资而已，不必担心被“炒”掉。而在外面的企业里，随时都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说起这些往事，钱民（13）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跳出去。
如果说钱民（13）和孙敏（14）夫妇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科研所市场化的图景，那么杨波（20）就为我们提供了高校教师这个群体市场化的生动例子。杨波（20）现在一所大学做教师。几年前，他就开始在外面讲授各种应试英语。多年下来，在圈子里俨然已经小有名气，在各大城市飞来飞去讲课，甚至已经出了几本英语考试方面的“专著”。虽然这是他的第二职业，但实际上成了第一职业（可以把这种职业叫“知识个体户”），因为外出讲课和相关的事情占用了他大部分的时间，自己主要的收入也来源于此。结婚前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又买了一套20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他自费送太太去国外学习，前一段又买了辆车，另外他还有出国进修的打算。光是这几笔花费就是不小的数目。这些支出都来自讲课的报酬，他也自嘲成了挣钱机器。作为大学教师，学校的事仍然要做，比如学校的授课任务，但并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太大的热情。我问他，在高校里的收益相对自己外出讲课的收益微不足道，对自己还是个牵扯，为什么不干脆辞职呢？杨波毫不迟疑地给了我否定的回答，强调事业单位这个“靠山”不能丢：从来没有想过要辞职，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想，不可能辞职的。我现在出外讲课都打着所在大学的名头，所谓“名校名师”，很多学习班的组织者和学员也都是冲着我这块招牌来的，没有了这块招牌，我算什么？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干的，那是人家已经出大名了，不需要学校这块招牌了。而且，他们年纪大了，也没有其他想法了，就想挣点钱。可是我还这么年轻，不可能讲考试英语讲一辈子吧？我将来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离不开学校这个平台。另外，有学校做靠山，心里踏实。有些资源，是钱不能买来的，但学校能给你。也许杨波（20）的例子并不能代表所有高校教师，但高校市场化、产业化的一面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伴随着高校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自由度也大大提高，活动空间和资源来源已经不再局限于高校的院墙。同时占有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的成果，使得教师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业。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责难与辩解
从顺应市场转型规律的角度来看，有些“事业人”“脚踏两只船”的做法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作为一种良性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存在，可以认为是在特殊的社会过渡时期对不合理的传统分配方式的一种反动。同时，这种“事业人”进入市场资源分配的体制往往是非正式的，利用体制资源的方式和合理性难以控制。有学者提出，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在当前还存在着三种隐性的收入，分别是工资外收入（相当于各种福利，如成本价分房等）、单位外收入（即兼职收入）和非法收入（如钱权交易等）。参见鲍迪克：《李强：收入体制紊乱引发隐性收入现象》，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能够全部享有这三种收入途径的，只有“事业人”，因为公务员一般没有兼职收入，而企业人员本身的各种灰色收入都比较少。如果单单从合理与合法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收入中没有一种肯定合理、合法，也没有一种肯定不合理、合法。
这样，有些领域的“事业人”进入市场资源分配领域本身和进入方式都充满了争议、非议，甚至违法的责难。特别当“事业人”取得的市场资源成本直接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时，社会舆论就会对这种“灰色收入”持强烈批判态度。参见鲍罗克：《中国的收入有多“灰”》，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比如，在采访中很多被访者主动表达了对医疗行业和教育行业乱收费的不满。这里的教育指学龄前教育和国家九年义务教育，不包括大学与成人、职业教育，可以统称为基础教育。
孔楠（22）现在正要评主治医师，其工作范围也使得他还没有接触到太多的灰色收入。但他也承认现在的医药、医疗行业问题很多，并不否认其他层次较高或热门位置的医生有很多灰色收入，比如动手术收红包，去外地医院走穴动手术，开有回扣的高价处方。孔楠（22）在医院的门诊经常见到，一些医药销售代表当着很多病人的面邀请医生去外地，甚至国外旅游，毫无顾忌。同时，他也强调现在医生的单纯工资收入从整体上不高：我们医院那些已经到主治副教授级别的医师，如果单靠医院发给的工资，养家都养不起。他们就是奖金几百块，工资，加上国家规定的各种补贴，一千多一点，不到两千块钱。北京其他医院或者外地的医院，差点的加起来才一千出头吧。要是他不拿（指拿红包、回扣等）的话，就相当于低档收入了，连北京的中等收入都算不上吧。可是以前我们读书、搞科研，现在的工作也付出很多，不应该就这么一点收入。所以，“事业人”自身已经逐渐对这种从市场上弥补工资收入不高的资源获取方式心安理得。孔楠（22）对医生收回扣的现象有他自己的“合理”解释，但总让人感觉有些不妥：回扣属于各大医药公司的产品推广费，是正常的企业成本，给医生的也无可非议，只不过中国的政策把这些归为不好的方面。人家单位这部分钱是拿出来专门作为市场推广的费用，是竞争的一个费用，不存在不合理。当然会把这一部分药品的收入放到消费者的负担上去了，这是卖药人的事情，这个就跟国家政策有关系了。这个跟医院和医生没有太大关系的。同时，他认为有些专家到其他医院走穴动手术是合理的个人劳动收入，而且在社会效益上看是“弥补了医疗资源不平衡”。
华林（21）是高中教师，平常的授课任务很重，而且到现在的中学时间并不长，暂时没有到社会上去兼职。但他不否认很多中学老师在业余时间给学生做有偿辅导，开高考培训班，也不否认将来自己也做这些兼职的可能。在教学中，有时也会通过各种形式向学生收费，比如兜售学习资料等。
“事业人”的市场化之所以存在社会认同的争议，根本在于两点：
首先，“事业人”所在的行业、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存在市场化的合理性。有些行业本身就应该进入市场，只不过由于体制的惯性还没有从体制上完全进入市场。这时候如果事业单位和“事业人”进入市场就容易得到认同，除了个人可以得到合理的收入，而且在社会效益、资源配置上是一种合理化。而有些行业并不仅仅是挂着“事业单位”的招牌，从性质上看也是真正的公共事业，即使在成熟、发达的市场机制下也不应该市场化。这些事业单位和“事业人”的市场化就不存在合理性，必须接受各种非议。
其次，“事业人”的体制外收入是否为所付出的个人劳动的合理回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校教师在社会上兼职可以认为合理，而医院设备采购部门利用职权取得的回扣收入，就是一种高额度的、无劳动付出的非法收入。当然，事实上“事业人”的市场化存在各种各样的模糊地带，其合理性的判断远远不止这么简单，而且还存在着一些价值取向的问题。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政人员的去强势化
除了专业技术人员之外，在事业单位里存在着另外一个中间阶层群体，而且数量众多，那就是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统计部门的正式称呼为“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与体制传统有关，以往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地位差不多，甚至管理人员比专业人员更加强势。因为他们直接拥有支配资源的能力，作为主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单位内部反而并没有多少资源配置的话语权。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专业人员逐渐在各类事业单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行政管理人员从总体上朝着服务职能的方向发展。这样，他们往往不是像专业人员那样主动地市场化并享受着市场化带来的附加收益，而是在被迫地面对市场化带来的压力。
陈明（17）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局级的科研所，以前在所里有很多职能部门，而且很强势。但前几年所里进行了机构改革，大大压缩了一些职能机构，把原来的一些处级职能部门合并后，每个部门只保留一个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新机构负责人要实行公开竞岗，陈明（17）就是这样走上处级领导岗位的。陈明（17）很有远见，认为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从长远的发展趋势上看要实行秘书制，行政管理人员将来会成为服务性群体。陈明（17）非常年轻，这么快就到了正处级位置，别人总是对他充满了羡慕。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采访中没有表现出志得意满，而是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担心单位的封闭性会使自己在未来失去市场生存能力。他说：如果我毕业后进入的是一家大公司，是专业技术人才，在某一个方向上会越走越专。可是这种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内容非常宽泛，不可能专下去，等于失去了专业。将来一家社会上的大公司有什么理由要我？我还有什么优势？相反，如果我现在到一家公司，从底层干起，我会适应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即使我不断地跳来跳去，我跳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在现在这个单位工作本身压力要小很多，时间长了会慢慢不适应外面人才市场上的激励竞争环境。如果现在我和单位解除了合同，我到社会上找一个工作，我还不会怕。但再过十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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