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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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冷漠与政治疏离都是政治不活跃的形式，不会对政治秩序形成直接的冲击。但是，政治疏离是被动的政治冷漠，相对于通常的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并不稳定。更直接一点，政治疏离本身就是一种期望张力，是政治期望没有得到释放的隐性状态。封闭的政治秩序可以压抑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也可能为未来政治参与热情积累着力量。也就是说，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热情是个变数，他们现实中的政治消极并不能说明中间阶层没有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潜力。一旦政治疏离显性化为政治参与，其对政治秩序的压力可能比通常的政治参与更加剧烈。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疏离中的热情
既然中间阶层具有政治参与的能力与期望，那么，即使其政治参与受到约束，他们的这种参与热情也可以找到一定的途径寻求释放。这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甚至感到困惑的是，中间阶层在政治冷漠、政治疏离的同时，他们还普遍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等这些抽象政治事物的认同。这种情感很容易在一些特定场合与环境中被激发出来，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爱国热情”、“民族情感”等。中间阶层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可以在一些特定场合与契机——如体育比赛、出国生活、国际交往、国际事件等——中被激发出，甚至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许多被访者提到了在体育赛场为国家、民族情感而热血沸腾的体会，身处异国时作为中国人的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与对政治的回避不同，中间阶层对于表达这种情感不仅没有掩饰，反而为这种经历而自豪。甚至有一位看来非常理性、稳重的被访者声称，如果“台湾”发生战争，他会毫不犹豫地要求走上战场，为祖国的统一而战。当这种爱国热情如果超出了理性的界限时，就演变成了有狂热倾向的民族主义。如果把民族主义理解成为一个中性的词汇，则所有的爱国热情都可以归为民族主义，区别只在于其热烈程度。与政治冷漠相似，中间阶层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也不会总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然而，与对国内政治的回避不同，中间阶层谈论国际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的频率要高得多。
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属于通常的政治范畴，而且，当没有出现大的国际冲突的时候，民众对国内政治的关注热情通常远远高于国际政治，这在西方国家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在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中出现了政治疏离与民族国家认同强烈并存的情况？
这种现象仍然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如上文所述，政治系统从“不作为”方面没有为中间阶层提供太多实质性的政治参与途径，从“作为”方面不提倡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而爱国主义一直被大力提倡，政治系统甚至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将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内容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就说，政治系统从“不作为”方面，并不禁止爱国热情的释放——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偏离纯粹的爱国热情方向；从政治系统的主动“作为”方面看，爱国热情是受到鼓励和推动的。这样，政治参与经历对于许多中间阶层来说并不熟悉，而爱国主义的经历却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得到的。经过这种环境的长期熏陶，“回避政治”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生活经验，最终形成了对政治的疏离；而爱国主义也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生活经历，在不断被激发中保持着热情。这样，同为政治关注，其内容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互不相扰的领域，一个是身边具体但“危险”的国内政治关注，一个是遥远抽象但“安全”的国际政治关注。
为什么这种分裂化的政治热情与参与得以维持？关键在于维持政治合法性的两难。政治冷漠与疏离有利于降低民众的政治参与，增加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政治参与是重要的政治系统输入，是政治系统必不可少的合法性来源。而政治参与会带来政治稳定的隐忧，这样，政治系统就处于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的两难之中。为了解决这种两难，在继续保持政治冷漠与疏离的同时，政治系统就通过其他途径补充政治参与的缺乏。一种是维持形式上的政治参与，甚至不断创新形式上的政治参与渠道；另一种是通过维持和激发“外向”爱国热情，来补充“内向”的政治参与不足，增加政治合法性，同时也分散对政治参与要求的压力。
但这种解决方式并不可靠，特别是对于中间阶层尤其如此。首先，形式的政治参与并不能代替实质的政治参与。当前的城市中间阶层大多具有高学历、接受了许多现代政治理念，形式参与和实质参与的辨别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常识。这也反过来佐证了中间阶层对形式政治参与的冷漠与疏离。其次，除非发生重大的国际冲突，爱国热情并不能代替日常的政治参与。爱国热情为中间阶层提供了归属感，与其说是权益需求，不如说是精神上的宣泄需求。而通常的政治关注、政治参与和中间阶层的基本权利息息相关，并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需要，也就是说，形式政治参与和爱国热情并不能替代实质性的政治参与。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裂化的政治参与会逐渐形成政治忠诚对象的分裂。对于政治系统来说，理想的目标是政治参与和爱国热情都将忠诚对象引向政治系统自身。但实际上，随着政治参与的长期缺失，爱国热情的忠诚对象会逐渐从政治体系上转移，而集中于国家、民族这些抽象的概念上，从而形成了政治忠诚的“离异”。也就是说，中间阶层会逐渐认识到，他们爱的是国家、民族，而不是正在掌握国家、民族的政权。相对于通常的政治冷漠与政治疏离，“离异”的政治文化会从更深的层次上削弱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这种政治忠诚的“离异”不仅不能增加政治稳定性，反而会逐渐积累政治不稳定。
综上所述，中间阶层同时具有政治疏离与民族国家认同两种政治文化特征，一方面，这两种特征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平衡；另一方面，它们又有着难以解决的内在的冲突。从这各角度来看，中间阶层对于政治秩序的作用是个难以把握的变数。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政治活跃的消解与诱导（1）
不同阶层的诉求目标差异很大，比如农民阶层的要求通常是具体的、眼前的、简单的、物质的，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只要满足农民的直接利益诉求，农民的期望张力就很容易消解，这也是农民保守的一面。同样，城市中的社会底层（如农民工、下岗工人）对吃饭、工作和住房等眼前利益最为关心，他们的期望张力容易形成，但也容易通过社会资源配置的调整得到消解。
相反，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消解比其他阶层更加困难。首先，对于经济权利，中间阶层比社会较低阶层要求更高，更长远，很难通过“小恩小惠”能够真正“打发”，他们更倾向于根本性的权利实现。其次，中间阶层所涉及的经济权利更加广泛，他们倾向于整体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再次，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具有多元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并不局限于经济要求，甚至，中间阶层有时更关心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权利和目标。这些权利和目标的争取往往更具有持续性和艰巨性，在实现过程中容易激化期望张力。实际上，许多国家的中间阶层运动的直接根源并非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至少是政治原因与经济原因的相互结合或相互激发。另外，阶层成员的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合作精神、意识形态鼓舞等，是一个阶层保持政治活跃的基础条件，而这些恰恰是城市中间阶层中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
亨廷顿曾对比了各种对政治秩序可能形成压力的阶层力量，结论认为中间阶层才是真正的不稳定来源，而其他阶层并不能对政治秩序形成真正的威胁。产业无产者和游民无产者随时都可能会反对政府。贫民区居民最终也许会爆发骚动和政治暴力事件。尽管这样，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是制造革命的材料。工业无产者和现状休戚与共，游民无产者则斤斤计较于眼前的目标。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
……中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因素的形象，当然与传统上认定中产阶级是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一贯看法是冲突的。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层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间阶层的形成却也像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不稳定的因素。引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4页。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不可能绝对消解，只能相对释放。
另外，期望张力是需求与现实的落差，而期望本身是主观的。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消解，也可以在各种条件下被诱导。某种社会诉求能否上升为政治期望，其期望值有多高，会否形成期望张力，这些都是变数。可以把政治期望看做一种新生商品，这种新产品之所以能够走入千家万户，有两种途径：客户需求某种新功能，开始在市场上寻求相应的产品，敏感的商家感应到这种需求，推出具有这种功能的产品，并推销给用户，最终被广泛拥有；或者，商家开发出具有某种新功能的产品，并自信具有市场潜力，开始通过各种市场策略推广这种产品，宣传其新功能及优越的性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从而被广泛拥有。后一种产品的推广策略就是市场诱导，这种手法在市场营销中并不鲜见。对于政治期望的形成，除了自身自发的需求之外，诱导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需求与诱导并不能截然分开，两者的过程与作用往往是共生的，形成相互激荡的局面。而对新产品期望的形成过程，也是对原有产品陈旧、单一的功能不满的形成过程，在获得新功能之前，这种期望就会成为用户与原有商家之间的张力。例如，政治理念的启蒙过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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