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七)-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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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禹谦虚地把主观原因首先归结为自己这三十年来“没有很好抓紧时
间，浪费了许多年月”，叹息“一晃三十年就过去了”。同时，他认为作为
一个作家，行政上兼职大多，是不适宜的；他希望他今后能减少一些社会活
动。他相信创作盛世已经到来，他的《王昭君》决不是他最后一个剧本，他
还要继续写别的东西。
当我们谈到他怎样写第一个剧本《雷雨》时，他显露出激动的眼光，说：
“我十八岁就酝酿写《雷雨》，构思了五年，花了半年时间，五易其稿，到
二十三岁才把它写成，交给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把它搁在抽屉里，搁了一
个时期，有个人发现了这篇稿件，读了一遍，就拿去发表了。”这个人，就
是众所周知的巴金。当时他正在北平帮郑振铎、章靳以编辑《文学季刊》。
他把作品推荐给郑、章两位。曹禺说：“巴金是个宽厚长者，他胸怀坦荡，
貌如其心，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正是他，把我和我的第一部作品介绍给人民
群众。”
他写第二个剧本《日出》，也是通过巴金、靳以编的刊物发表的。那次
是用连载形式刊出的，写一幕就发表一幕，这是他所写的剧本中写得最快的
一个，因为他对这类生活太熟悉了。他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不少
类似金八、潘月亭、李石清、顾八奶奶的人物，他描写这些人和事，正是“如
数家珍”，他看透了这些人的心肠，相信旧的总要灭亡，新的总要诞生。剧
中主角陈白露在自杀前最后的独白：“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
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和打夯的工人们合唱的号子：“日出东来，
满天的大红！要想吃饭，可得做工！”成了个鲜明的对比，在今天，它们已
是历史的见证。但正是《日出》和《雷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四
人帮”一伙的批判，他被迫搁笔十年，而他那个陪伴他半生，一直鼓励他创
作，关心他的事业的夫人方瑞，也于一九七四年他还没被宣布“解放”前，
在缠绵的病痛和阴郁的气氛里去世了。
曹禺认为《日出》是他一生中比较满意的一个剧本，而那是他二十五岁
时写的。他觉得青年时代对一个人来说，确是非常宝贵的。而这需要前辈作
家的扶植。他谈了巴金，也谈到叶圣陶。他说：“叶圣老八十四岁了，在人
大常委会上，和我坐在一起开会，还对我说，看了你的《王昭君》。他的眼
力衰退，是用了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看的。叶老又说，最近还重读了《雷
雨》和《日出》，也是一个字一个字，用放大镜看的。”他感谢这些老同志，
虽然他自己也快七十岁了，但总觉得不能忘记这些同志对自己的鼓励和帮
助。
我在第二次见到曹禺的时候，已经看了他的《王昭君》演出。他问我有
什么想法，我笑着说：“我感到非常满足”，并问他王昭君的形象是怎样在
他的思想上形成的。他说他看了不少有关王昭君的史书，主要是《汉书·元
帝纪》和《汉书·匈奴传》以及《后汉书·南匈奴传》。从这些史书中，可
以看出当时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史书中有王昭君自“请掖庭令求行”之
句，又有有关昭君临行时，“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
右”的记载，这都启发他塑造一个勇于民族团结的古代少女形象。他在不辞
辛劳，到内蒙、新疆等地生活以后，不仅听了不少有关王昭君的生动美好的
传说，同时还看到一些汉族姑娘在那边落户，她们学骑学射，睡帐篷，吃马
奶，饮羊乳，与少数民族如同一家；他就想到当年王昭君嫁单于，在生活习
惯上，也许有某种程度相类似，但所遇到的困难一定比现代这些汉族姑娘更
多。而史书上记载着王昭君是“良家子”，传说她经常在河边洗衣，那么可
以肯定，她显然不是贵族出身，至多也只是小康人家的女儿，而且她父亲死
在边塞，从这些因缘看来，她“自愿请行”是有可能的。他在研究汉代历史
时，了解到当时汉朝已走向下坡路，内部阶级压迫深重，经济困窘；实际上
已无力打仗，最好的政策只有“和亲”。王昭君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在汉宫中
受到冷遇，热情于民族团结，勇于到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姑娘；而不是像杜
甫诗句中所说的那样：“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家向黄昏”；也不像过去
的一些戏曲如《汉宫秋》、《昭君怨》、《昭君出塞》、《昭君和番》等所
描写的那样，是流着眼泪出宫被逼远嫁的。而且，这些在正史中都没有根据。
曹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敢于向旧的思想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塑造王
昭君形象，是为了提倡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交流。这也是周总理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在充分肯定王昭君的历史功绩后，向曹禺作出的建议。由于
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干扰，周总理当时没有能够看到曹禺把这个戏写出
来。现在周总理已经看不到它的演出了，曹禺感到非常难过。在他的房间里，
挂着周总理接见他时的照片。十多年前，周总理说他写作上“好像受了某种
束缚”。现在，他觉得他不该在写作上再有什么“束缚”了，特别在粉碎“四
人帮”以后，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写出比《王昭君》更好的作品来。
作为读者，作为观众，我们祝愿他健康。
曹禺对粉碎“四人帮”后的文艺界一片繁荣景象，特别感到自豪。他不
仅注意到《王昭君》的演出，还跑到其他剧院看参加纪念建国三十周年会演
的其他剧团的演出。他向我推荐歌剧《星光啊星光》，我看了，喷喷称赞；
他也非常高兴，说：“这三年来新人新作不少啊！前一时期，还有《丹心谱》、
《于无声处》、《未来的召唤》。。相信我们的创作盛世就要到来了，只有
按照三中全会精神，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实现艺术民主，按照艺术规
律办事，不要太多的清规戒律，那我们的文艺界一定会像开元、天宝年间，
盛唐诗人一样，开一代文风。而我们呢，三十年代的一些老人，不过是一些
铺路的石子罢了，主要是迎接新生力量的到来。”当然，他也称赞了陈白尘
的《大风歌》，这是老将新作，同样使人感到鼓舞。
曹禺已于九月十二日去瑞士，然后到英国，最后还要到他阔别三十多年
的美国讲学去。这在一般人说来，远离祖国，该有一些人地生疏之感吧。但
对他说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他将在国外获得更多的
友谊。在前进道路上，他将继续开拓他的思想和生活境界，必将有助于他继
续取得在文艺创作上的巨大胜利。
（原载《文汇报》1979 年9 月18日）
曹禺谈中英文化交流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英国著名莎士比亚戏剧导演托比·罗伯森
和著名舞台美术设计家阿伦·拜瑞特目前正在这里帮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
练莎士比亚喜剧《一报还一报》，担任导演和舞美设计工作。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对记者说，英国文化
委员会派托比·罗伯森和阿伦·拜瑞特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充分表
达了中英两国人民的深厚感情，这无疑会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戏剧界有很大影
响的”。
曹禺说，托比·罗伯森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已经是第二次欢迎他了。
他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带领老维克剧团来中国演出《哈姆雷特》，就受到中
国人民的欢迎。这次由他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困难的
《一报还一报》，更能看到他对莎剧的理解和他的导演艺术。
曹禺说，中国人民对莎士比亚并不陌生。早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就开
始认识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戏剧家和诗人。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当时中
国反封建的先驱者们的心中曾经引起过共鸣。从“五四”运动以后，他的许
多有名的剧本都曾在中国舞台上演，他的许多剧作和十四行诗都早已有了中
文译本。近几年来，我们不断把外国名作家的作品向中国观众介绍，希望用
世界文化的精华来丰富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去年，北京和上海分别上
演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马克白斯》、《罗密欧与朱丽叶》。
曹禺说，《一报还一报》是一出最能代表现代精神的戏。中国戏剧家协
会将邀请北京和外地的大剧院的导演来观摩专家排戏，从中取得教益，学习
他的导演艺术实践，以提高对莎士比亚的认识。
曹禺说，他同英国人民和文化戏剧界同行有着深厚的情谊，去年一月，
他同戏剧评论家赵寻、著名演员英若诚等访问英国，并到莎士比亚故乡斯特
拉特福访问，受到英国朋友们热情款待。英国老维克剧团还十分郑重地送给
曹禺一份老维克剧团荣誉会员的证件，以标志中英两国戏剧界的友谊。
（原载《新华社新闻稿》1981 年2 月25 日）
曹禺谈《徐九经升官记》①
本报北京专电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在看了湖北省京剧团演出的《徐
九经升官记》后，认为：这个剧目应该推广，这个剧团大有希望。
曹禺同记者谈话时说：我听说这个戏好，可没想到这么样的好，太吸引
人了，我很高兴。幕一拉开，就揭开了戏剧冲突，节奏流畅，整个戏不避讳
矛盾，情节的发展也很自然，有的地方是出其不意的。主角徐九经叫人发笑，
叫人喜欢，叫人恭敬。饰这个丑角的演员演得很有身份，不俗气。配角也不
错，演倩娘、安国侯的演员嗓子都很好。
这个戏不同于那种表现不畏权势、为民做主的“青天”戏，它具有特殊
的位置，带有时代气息。“官、官、官”那一大段台词很俏皮，很有哲理性。
在念白的处理上，采用韵白不上口的念法，观众易懂，这是一个突破。我觉
得徐九经做梦那场戏，在良心与昧心的问题上，还可以写得深一点。这个戏
应该推广。
从现代戏《一包蜜》到古装戏《徐九经升官记》，可以看出湖北省京剧
团是勇于探索的，是有创作欲望的。这个团大有希望，要是全国的剧团都像
湖北省京剧团，那就好了。
京戏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份宝贵财产，是很高级的文化。现在青
年人不爱看京戏，这要研究，这里面既有戏改的问题，也有创作的问题。我
希望戏剧工作者们不断地写新戏、演新戏，促进青年人爱看京戏。
（原载《湖北日报》1981 年5 月18 日）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曹禺谈《徐九经升官记》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剧作家曹禺登上舞台，一
边同《徐九经升官记》的演员们亲切握手，一边赞不绝口：“演得好”，“很
好”，“好极了”。当大家列队准备合影时，曹禺告诉笔者：“明天早上你
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时间安排得过来，明天就谈！”听了这话，我感到喜悦
又觉得有些突然。
事情是这样的：开演前，我曾提请曹禺同志安排一个时间，以便上门聆
听他对《徐》剧的看法。由于曹禺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用他的话说：
“我往往是不能预料第二天的工作日程，从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