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1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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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龙在雇工垦种的过程中，亲自和佣工一起参加劳动，往来于阡陌
之间。他发现佣工所做虽是农活，却不懂得农事道理。当时的人们都不愿
务农而去谋求商业利润，结果导致事倍功半，十室九空。对此他深感忧虑，
便根据自己的农事经验写下了《农说》一书。此书篇幅很小，书中文辞过
于深奥，总的说来，多为理论性内容。

马一龙继承了传统的重农思想和三才理论。他针对当时社会弃农经商
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君、民、食、农、力的关系，得出了“农为治本，食
乃民天”的结论，再次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并提出“力足以胜天”的口
号。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强调人力的同时，非常重视知识（也即智力）的
作用，他说：“知不■力者，虽劳无功”。他认为一个好的农夫，必须智
力和体力兼备，所谓“上农者，智、力并至”。用他的话来说，智，主要
表现在“深于农理”，即深知农业道理。力，即“勤于农事”。智力的作
用主要表现在知时（即天时）、知土（即土性）和知其所宜（即农作物）3
个方面，他说：“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
矣。知其不可先乎？”马一龙把知识的重要性放在首位，这较前代农学家
又有了进步，是对“三才”理论的发展。

马一龙说：“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
宜，避其不可为”。他用阴阳、气的学说详细地阐述了天时、地脉与农业
生产三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阳主发生，阴主敛息”的原理，马一龙提出了“畜阳”之说，


认为“繁殖之道，惟欲阳含土中，运而不息；阴乘其外，谨毖而不出”。
为了畜阳，他提出一项整地措施，即整地的早晚，应做到“冬耕宜早，春
耕宜迟；云早，其在冬至之前；云迟，其在春分之后”。对整地的深浅，
他要求“启原（地势高的田）宜深，启隰（地势低的田）宜浅”，“九寸
为深，三寸为浅”，“深以接其生气，浅以就其天阳”。在整地的质量方
面，他不仅要求“翻抄数过”，使“田无不耕之土，则土无不毛之病”。
消灭“缩科”现象，而且要求“细熟平整”，“旋抄旋耙，旋耙旋莳”。

根据阴阳辩证原理，马一龙还提出了防止作物“疯长”的办法，他说：
“今有上农，土地饶，粪多而力勤，其苗勃然兴之矣。其后徒有美颖，而
无实粟，俗名肥■。此正不知抑损其过而精■者耳。其法何？以断其浮根，
剪其附叶，去田中积污以燥裂其肤理则抑矣。”这种抑制根系和叶片增长
来防止作物徒长的办法今天仍在使用，但这仅是治标。为此，马一龙又进
一步提出了固本的办法。

作物发生徒长往往是由于追肥不当而引起。古人认为生物的生长与地
气有关。马一龙就这样说过：“草木之生，其命在土，生成化变，不离土
气。”在此之前，人们就认识到“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
当土敝气衰发生之时，一般都采用增施追肥的办法来补救，用马一龙的话
说，即“将衰而沃之，助其力也”。然而，“滋其衰者，过滋或至于不能
胜而病矣”，也就是追肥的多少很难把握［到明朝末年湖州涟川沈氏才发
现了看苗色下接力（即追肥）的办法］。因此，马一龙提出了“滋源”、
“固本”的办法，从根本上来防止徒长的发生。他说：“沃莫妙于滋源，
壮须求其固本”。滋源即强调使用基肥。“固本者要令其根深入土中。法：
在禾苗初旺之时，断去浮面丝根，略燥根下土皮，俾顶根直生向下，则根
深而气壮，可以任其土力之发生，实颖实栗矣。”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耘
田烤田技术做了理论上的说明。

马一龙还继承了前人关于作物病虫害的气候生成学说，认为病虫害的
发生与天时有关，提出了灌水、长牵、疏齿披拂及石灰桐油布叶的防治方
法。从生物生长与“气”的关系出发，他还对传统的浸种育秧方法提出了
批判，认为这种方法“胎中受病”、“祖气不足”。为此，他提出了两种
育秧方法，一是在冬至以后，于地势高的地方选择一块苗圃，治熟，布上
种子，盖上疏草，防止鸟雀，培上草木灰，浇上水，至清明，又浇上肥水，
促使发芽，然后除草施肥，促进生长。二是用草包裹种子，悬挂在有风的
屋檐下，春季后放在深水汪中，不要使它接近泥土，半个月后布种生芽。
这种方法与《齐民要术》所记载的，而且至今仍沿用的传统浸种方法有所
不同。马一龙提出的方法虽然没有得到推广，却值得研究和总结。

在对农业生产的天时、土性、人力、种谷等做了全面的论述之后，马
一龙集中地讲述了水稻栽培，特别是水稻移栽和田间管理。他认为水稻移
栽的意义在于“二土之气，交并于一苗，生气积盛矣。”移栽时要求纵横


成列，以便于耘荡。密度应根据土壤的肥瘠来确定，肥田密植要合理，瘠
田不可以密植，一般每亩在7200　棵到10000　棵以上。他认为耘荡要早，以
防患于未然，“与其滋蔓而难图，孰若先务予决去”。他还提出了看苗色
耘荡说，“多苗新土，黄色转青，乃用耘荡”。他认为，耘荡虽以去草，
实以固苗。因为田里的浮泥容易产生横根，而浮泥下的土层又坚实，顶根
又扎不下去。顶根入土不深，横根又长在泥面上，则作物所得到的土壤肥
力不多，长得尽管茂盛，抽穗却不多。耘荡的功效在于抑制横根生长，促
进顶根入土，以吸收更多的养分，提高每株的穗数和粒数。可见，这里所
说的固苗是固本的具体化。

总的说来，马一龙的《农说》不外乎“畜阳”、“足气”、“固本”
等项，它的成就和弱点都表现在这上面。即《农说》是古代农书中不可多
得的一篇纯理论性专著。但其大道理太多，充满了理学家的气息，又往往
借题抒怀，不太切合农业实际。从农学史来说，马一龙的农学理论也并无
开拓之功，但他将前代的农学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使之具有系统性和
完整性，却是难能可贵的。

文献

＇1＇（明）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桑润生：马一龙与《农说》，农业考古，1981，2，第154—155
页。

薛己

余瀛鳌万芳

薛己字新甫。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
生；万历三十八年（1559　年）卒。中医学。

薛己出身于医门，其父薛铠精于诊疗，尤长于儿科。曾任南京太医院
医士，后为院使。撰有《保婴撮要》传世，并将元代滑寿所撰《十四经发
挥》予以校刊。薛己少承庭训，传父医业。学习勤勉，进取心强，其学术
经验以精博著称于时。正德初年（1506）任南京太医院院士，后晋升为太
医院御医，正德十五年（1520）授太医院院判。嘉靖九年（1530）以奉政
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致仕归里，继续在家乡为民众诊病。在业医过程中，
薛己初为疡医（包括外科和皮肤科），后数十年于临床实践中对各科（内、
外、妇、儿、骨伤、眼、口齿等）均有较深的造诣，可以说是临床上的一
位多面手。

作为明代中叶的名医，薛己撰写或整理了较多的医著，对后世有相当
广泛的影响。其自撰者，包括《内科摘要》、《外科枢要》、《疠疡机要》
（麻风病专著），《女科撮要》、《正体类要》（骨伤科专著）及《口齿
类要》等多种临床学科著作。《内科摘要》论述多种内科杂病，其中又以
脾肾亏损病证为主，兼及其他脏腑病证，附有薛氏所治二百余例医案。《外
科枢要》以介绍疮疡诊候、辨证及人体各部疮疡（共30　余种）之症状和治
疗为主，附有医案及治疗方剂。《疠疡机要》详述麻风病之本症、变症、
兼症及类似病证的辨证治疗，附有较多的医案及方药介绍。《女科撮要》
论述经、带、胎、产多种病证，并介绍部分妇科杂病及妇女常见之外科病
（乳岩、乳痈、阴疮等），结合医案阐述治法。末有附方并加注。《正体
类要》一书，薛氏列述骨伤科病证主治大法及扑伤、坠跌、金伤及汤火伤
三类共64　种病证的医案，并介绍伤科常用方剂。此书为我国现存较早的骨
伤科专著。《口齿类要》介绍茧唇、口疮、齿痛、舌证、喉痹、喉间杂症
等12　类口齿咽喉病证的辨证、验案及方剂。

此外，经薛己校订、补充、注释或改写的著作又有多种。前面提到其
父薛铠所撰之《保婴撮要》，现传本系经薛己予以补撰、整理，内容较原
著更为丰富，切于实用；另有《保婴金镜录》一书，撰者不详，内容侧重
于儿科诊法及儿科常用方，薛氏予以整理、加注后刊行。妇科则有《校注
妇人良方》。在此之前，宋代陈自明曾撰《妇人大全良方》，这是我国较
早的妇产科综合性名著，内容非常丰富。薛己将此书予以删节或增补，其
增补内容以校注和医案为主。此校注本实际上是一部新的妇科著作，刊行
后其影响竟超出陈氏原著之上。另有《外科精要》（陈自明原著）、《伤


寒全镜录》（舌诊专著，元代杜本撰），《明医杂著》（明代王纶著）、
《本草发挥》（明代徐彦纯撰）等书，薛氏均予校订后刊行。

薛氏著述影响较大，在他逝世后，明代吴■辑《薛氏医案（24　种）》，
其中以薛己著作为主，并有自宋迄明其他名医著作多种，另有《薛氏医案
（16　种）》、《薛氏医案（9　种）》等版本。必须指出的是，后人有将薛
氏内科医案予以集编出版单行本《薛氏医案》者，现有明刻本及日刻本，
此单行本与丛书本不宜混淆。

作为一位临床医学的多面手，薛氏能在前贤理论、经验的基础上，博
取而不泥学；善于独立思考，并能畅抒个人的学术见解。于临床各科中，
薛氏的外科尤具特色。在明代以前，外科著作论痈疽治法，以“托里内消”
论较为盛行。薛氏认为痈疽、疮疖均有气血壅滞之病理，辨证当察其表里、
虚实及早治疗。不少患者可用内消（薛氏所谓“即托里之意”）法，若“毒
气已结，勿泥此内消之法，当辨脓之有无、深浅。。”，再定治法，较符
合临床实际。对于外科疮疡之“五善七恶”说，前人有见四恶即属“不治”
之论，薛己对此则持异议，并提出疮疡恶证在治疗上“法当纯补胃气”。

薛己推崇《内经》“治病必求于本”的思想。对于脏腑学说，尤侧重
于脾肾。他说：“真精合而人生，是人亦借脾土以王（旺）。”其脾胃学
说渊源于金代李东垣，调治脾胃亦以甘温益中、补土培元为主；另一方面，
薛氏十分重视肾及命门学说，以其内涵真阴、真阳，“气血阴阳，皆其所
论”。临床上善于应用张仲景之八味肾气丸和钱仲阳之六味地黄丸，认为
此二方是直补真阴、真阳之要剂。此说对后世之温补学派颇具影响。如明
代赵献可（《医贯》为其代表作）在薛氏重视肾与命门、擅用八味肾气丸
和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论命门学说。他将命门比喻为走马灯，
提出命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