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故事 作者:周汝昌-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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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程的续书中，有一条最基本的总方向和一个妙着：即是看清了曹雪芹的辙迹，把坐车子的眼睛蒙上一块布，然后把车辕子掉过头来，偷偷地但是尽一切可能“往回拉”。（《新证·后记》）
在妇女观问题上，自然更是如此，上文的粗略分疏，已至为清楚了。胡风同志说它是“居心叵测”，一眼窥破其中缘故。
基于这样的认识，才撰此拙文，来纪念雪芹的二百二十周年祭日，因为纪念他的最好最必要的办法之一，就是把伪续的本质揭示于世人，把本源清了，伪者既尽现其丑，真者才益显其美。
历史前进了，再也不能回到拿着高鹗的思想意识当作曹雪芹的魂魄精神去歌颂的那种时代了。
曹雪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一个最伟大的头脑和心灵，是不会永远让居心伤害他的人的笔墨来涂污的。
一九八三年九月，癸亥中秋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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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参阅胡风《石头记交响曲》（《红楼梦学刊》1982。4。）
＇注二＇此次讲话国内未见发表过，但香港已有引及之例。
＇注三＇此二句乃清邓汉仪所作诗，原为明清易代之际慨叹“贰臣”的处境而寄怀见意，与红楼梦无干涉。
异本纪闻
不久前，承友人段启明同志提供了一项《石头记》异本的资料，很可宝贵，因撰小文，以备研者参考。
先说一说此事的原委。一九五二年春夏之间，我由京入蜀，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安顿在华西坝。第一位来访的客人是凌道新同志，我们是南开中学、燕京大学的两度同窗，珍珠湾事变以后，学友星散，各不相闻者已经十多年了，忽然在锦城相值，他已早在华大任教，真是他乡故知之遇，欣喜意外。从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武侯祠庙，薛涛井墓，都是我们偕游之地。倡和之题，也曾共同从事汉英译著的工作，相得甚欢。当年秋天，院校调整，他到了重庆北碚西南师院历史系；我到四川大学外文系，仍在成都。一九五四年上元佳节，道新邀我到北碚小住，并备酒肴，请师院的多位关怀红学的教授相聚，记得其中有吴宓、孙海波、吴则虞诸位先生。蒙他们热情相待，并各各谈述了关于红学的一些轶闻掌故和资料线索，也可算是一时之盛。
就中，吴则虞先生着重谈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记的那个异本。他并说，李氏所记的“朱莲坡太史”，犹有后人，此本或还可踪迹。这事印象很深，一直存在想念中。
一九五四年夏初，我回到北京。其后，吴则虞先生也奉调入京，在哲学研究所工作。大约到六一、六二年间，我又请吴先生用书面为我重叙旧谈，留为考索的资料，蒙他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记述了朱氏后人的名、字、学历、职业、经历、为人的性格、风度，后来的下落，异本的去向……。这封长信，是一项很难得的文献史料，可惜我后因事故，很多信函资料被弄得七零八落，竟无可再寻。我只记得，吴先生所说的这位朱氏后人，是他的中学时期的业师，有才学，但落拓不羁，不易为人所知重，最后似流落于西南，有可能在重庆一带，书物似乎也可能落于此方。
再后来，我和启明同志认识了，他对红学也有兴趣，说来也巧，他也是西南师院的老师。他每年冬天回京省亲，有一次，乘他见访之际，就提起上述的这件事，拜托他在重庆留意探访这个线索。
事情本来是很渺茫的，只是抱着一个万一之想罢了。不料启明后来居然查到了一个头绪。
他因事到重庆，便到重庆图书馆去调查访问。据馆方的同志说：在重庆《新民晚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三版上发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秦可卿淫上天香楼》，署名“朱衣”。全文不长，今迻录于下：
红楼梦一书，尽人皆知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为高鹗所作；而坊间所刊百二十回之红楼梦，其前八十回，究竟是否曹雪芹原著，则鲜有知音。余家有祖遗八十回之抄本红楼梦，其中与现本多有未合者，惜此本于抗战初首都沦陷时，匆忙出走，不及携带，寄存友家，现已不知归于何人，无从追求。惟忆其中与现行本显有不同者，为秦可卿之死，现行本回目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而抄本回目则为“秦可卿淫上天香楼”，书中大意，谓贾珍与秦可卿，在天香楼幽会，嘱一小丫头看守楼门，若有人至，即声张知会，乃小丫头竟因磕睡打盹，致为尤氏到楼上撞见，秦可卿羞愤自缢于天香楼中，事出之后，小丫头以此事由己不忠于职所致，遂撞阶而死。考之现行本，秦氏死后，荣府上下人等闻之，皆不胜纳罕叹息，有诧怪怜悯之意，一也；开吊之日，以宁府之大，而必设醮于天香楼者，出事之地，二也；尤氏称病不出，贾蓉嬉笑无事，而贾珍则哭的泪人一般，并谓“我当尽其所有”，各人态度如此，可想而知，三也；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画册，有二佳人在一楼中悬梁自缢，四也；鸳鸯死时，见秦二奶奶颈中缠绕白巾，五也。凡此种种，皆系后人将曹雪芹原本篡改后，又恐失真，故以疑笔在各处点醒之耳。
据此所叙，这一段故事情节，为向来传闻记载所未见提及，情事文理，俱甚吻合。看守楼门，磕睡误事的小丫头，当即后来触柱而亡的瑞珠。此种细节，拟非臆测捏造所能有。若然，这部八十回抄本，恐怕是“因命芹溪删去”以前的一个很早的本子。
启明同志和我都认为，这部抄本，很可能就是李慈铭所记的那部《石头记》。因为：一、撰文者署“朱衣”，象是真姓假名的一个笔名别署；二、他说是祖遗的旧藏，并非新获，这与朱莲坡早先在京购得也相合；三、他流寓重庆一带（由报纸刊登此文的时地来看，大致可以如此推断），与吴则虞先生的说法又正合。由这三点来判断，说这部抄本有相当大的可能即是朱莲坡旧藏本，是不算毫无道理的。
朱衣在文内所说的首都，是指抗战时期的南京。如果他并未作笔端狡狯，真是遗留寄存于南京友人处，则此本来到西南，仍在“金陵”。那么南京一地，确实有过不止一部与俗本和已经发现的旧抄本都不尽同的宝贵抄本。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个回目原来只见于《甲戌本》的朱批，现在得悉又有“丧”“上”文字之异，则不知是确然如此，抑系朱衣的误记？有了“淫丧”这个先入为主的字样，会认为“上”字是记错写错了；不过我倒觉得“淫上天香楼”颇好，不但含蓄，而且下一“上”字，包括了可卿如何奔赴楼内的过程情节，涵概也多。要说误记误写，那《甲戌本》上的批者事隔多年回忆旧稿，也何尝没有这种可能？历史上的事情常常是比我们有些人习用的“直线推理逻辑”要曲折复杂得多了，所以不宜武断疑难，并自信为“必”是。
我记下这个线索，希望热心的同志们留意，因为对任何一个异本，我都存着“万一之想”，假如有所发现，对研究工作实在是极大的贡献。
除了感谢启明同志和重庆图书馆，本文略述原委的意思，也在于以此来纪念已故的凌道新同志和吴则虞先生。
因谈版本，连类附及，夹叙一段小文。
在流行的《红楼梦》本子之外，又发现了早先的《石头记》的旧抄本，早已不是新鲜事了。那些发现旧抄本的红学先辈们，功劳断不可没；可惜的是他们工作做得不多，认识也大有局限。他们当作只属于一种“版本异闻”者有之，较量琐细文字短长者有之，作一点零星考证者有之。我还是最佩服鲁迅先生，他作《中国小说史略》就采用了戚本的文字，并曾表示过，有正书局印行了这部《戚序本》，也还不知究竟是否即为雪芹原本。先生于此，不但绝不武断事情，而且清楚指明：我们最应当注意的是雪芹的原著。先生多次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小说最易遭受妄人的胡改乱纂，大声唤醒人们要“斥伪返本”。在当时，哪还有第二位如此明确主张过呢？
在红学上，作版本研究的根本目的，端在审辨诸伪，“扫荡烟埃”（亦鲁迅语），篡乱绝不只是“文字”的问题，而是偷梁换柱、彻底歪曲雪芹的思想内容的问题。取得这个认识，才真正感到程高伪本对雪芹的歪曲是何等严重，斥伪返本的工作是太迫切需要了。取得这个认识，却是较晚的事。
“争版本”，严真伪，斥篡乱，是我们四十年来的中心工作之一。为此，曾与家兄祜昌做了极大量的艰苦工作；不幸工作的成果及校辑资料遭到破坏。但我们并不气馁，仍要继续努力。
后来，红学家中致力于版本研究的，也日益多起来了。
有一个问题难解，就是《庚辰本》的来历到底是怎样的？
幸好，最近四川大学哲学系老师齐儆同志，忽然提供了一项难得的资料，因乘此文之便，记述下来，也足备红学版本史上的一段掌故。
蒙齐儆同志的传述，并得他介绍，从陈善铭先生获悉了徐氏如何得到《庚辰本》的事实。
陈先生（原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的夫人，名徐传芳，即是徐星曙的女儿，而她的嫂子又是俞平伯先生的令姊。陈先生从其岳家得悉的《庚辰本》的来由，是十分清楚可靠的。
据陈先生惠函见告：徐氏得《庚辰本》，事在一九三二（或三三年）。收购此书的地点是东城隆福寺小摊上。书价是当时的银币八元。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可述。一是买进此书时，八册完整，如未甚触手，并非是一部为众人传阅已久、弄得十分敝旧破烂的情形。二是此书出现于东庙小摊上，其来历可能是满洲旗人之家的东西。
作出这后一点判断，是由于我再去询问陈先生，想了解早年东庙书摊的情况，陈先生因而见示说：北京当时大庙会只有三个，即南城的大土地庙，西城的护国寺，东城的隆福寺。大土地庙的摊子以“破烂”为主，护国寺的是日用品为多，唯隆福寺较“高级”，较多“古玩”之类。隆福寺街本来书铺也很多（笔者附注：我本人还赶上过一点“遗意”，那是一条很有风味的“小文化街”，远远不是现在的这种样子），庙会或有小书摊，则多在庙门内外一带。《庚辰本》得自古玩摊还是书摊，已不能确言。陈先生认为，当时一般汉人，如出售藏书，是拿到琉璃厂去凭物论值，不易落到小摊上去，而满洲旗人家，贫窘也不肯公然卖旧东西，总是由家中仆妇丫头等持出门外，售与穿走里巷的“打鼓的”收旧物者。因此，《庚辰本》的出现于庙会小摊上，应以原为旗人家藏书的可能性大。我觉得陈先生的推断是合理的。
《庚辰本》购得后，先后借阅过的有胡适、郭则澐和俞平伯先生诸人，这也是陈先生见告的。
我在此向齐儆同志、陈善铭先生深致谢意。由于他们热情的教示，使我们了解了这个重要旧抄本的来历。尽管落于摊贩之先书为谁家之物，尚待追寻，但已基本上说明了一些问题，可为研究旧抄本的问题上提供一种参考。
“异本”一名，本不尽妥，意义含混，也容易误会，所以用它，只图捷便而已。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