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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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视为小气，舍不得给先人花钱，舍不得宴请吊唁亲友。姚崇就道出了厚葬实行者的这种心理：“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旧唐书·姚崇传》）小气是社会舆论所蔑视的，人也不敢犯，为与其绝缘，就要在治葬中大手大脚，尽可能丰厚地办丧事了。
考察古人的厚葬，我们感慨良多。
第一，厚葬是一种恶劣的风俗，应当大力摒绝。厚葬把人间有用的资财埋于地下，有的化为灰烬，有的腐朽而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有的是为埋葬用的，即是明器，这种生产浪费了人力物力，却毫无实用价值。这样糟蹋社会财富，不利于生人的生活，不利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再生产。
因此毁坏物质文明的厚葬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犯罪，作为一种社会风尚，则是极其丑陋的弊俗。
在这里我们要和今天把古人随葬品当作出土文物区别开来。古人把珠宝器物埋葬掉是毁弃社会财富，今人将出土物妥善保管，供人们欣赏，是变废为宝，是另一回事。这正是今人的高明处，从而也纠正了古人厚葬的弊病。
第二，厚葬表现出古人严格的等级观念，应当进一步批判。我们从前述秦始皇陵及霍光等人的丧葬可知，墓穴和地上建筑、死者穿着和随葬品，以至人殉，无不标志着死者及其子孙的社会身份。本来，在等级社会丧葬制度就是等级制度的一项内容，一种标志，厚葬是全面地依照丧葬制度实行的，是丧制的体现，也是等级制的体现。等级制是历史上的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制度，其恶劣作用毋庸赘言，那种厚葬制度及习俗自然应在清除之列。今日有人不明究竟，意欲效法，经营商业赚了钱，早早地给自己修坟墓，并在坟地按照辈分给子孙规划墓穴，搞以祖宗为中心的坟山，这是家族等级制的反映，是父家长制残余在丧葬制度上的表现。今日预造坟墓已是荒唐之举，再搞家内等级的区别，更是谬上加谬。又据报载，昆明郊区石城山、鸡旦山由西南仪器厂承包绿化，山上原来就柏树、柳树成荫，一些职工认为这是风水宝地，因而在此营造生圹，墓用石块和水泥修建，有的从外地运来黑色大理石，有的在碑上雕刻龙凤戏珠，并饰以金粉、银粉，坟墓占地颇多，大的达18。5平方米。还有128名职工自造的棺材，在这些人中有12名宣誓与迷信开战的共产党员，有中层领导干部，还有属于知识分子的工程技术人员。当我们获知此事，欲笑笑不出来，心中感慨，不可名状。
第三，厚葬还表现出古人的愚昧迷信，今人对死亡应有科学的认识。古人处在缺乏科学知识的时代，以为死人真有灵魂存在，以为他还能够像在世时那样给生人的生活以影响，以为能够保佑家小，带来人丁兴旺，财产丰盈，消灾去难，而祖宗神灵不保佑，就会灾祸来临。这种祖先崇拜和对亡灵的恐惧，使人心甘情愿地或虽不情愿但又因惧怕而不得不厚葬先人。先人在世留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后人伤感他的故去，用应有的丧仪表示哀悼是必要的，正常的，但是祖先崇拜是不科学的，为此而搞厚葬就没有道理了。古人利用所生活时代的生活用品或其模型，作为随葬物和祭奠焚化物，在那个时代就是迷信的表现。现代物质文明变化很大，古代所没有的现代家用电器，如电视机、电冰箱等普及了，有人制作它们的模型，用以焚化祭奠亡人，死人的“享受”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升级了，做今日的死鬼也比古代的死者“幸福”！人类进入了电子时代，而有些人对死亡的认识以及对亡灵的追悼还停留在古代，可是偏偏又要用现代的文明来装点，实在令人悲叹不已！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二节 宋元明时期的火葬
火葬作为一种葬法，在历史上争论颇多，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火葬在五代两宋流行开前，从人们对火葬的恐惧和对于土葬的虔诚，可知它产生的不易，所以我们不妨从唐以前的两个孝子葬亲的事实谈起。
廉范，东汉京兆杜陵人，官至太守。他父亲在两汉之际的大乱中客死四川，廉范15岁辞别母亲，赴川给父亲收尸。蜀郡太守张穆是乃父的属吏，要资助他，他不接受，与雇的人背着尸首步行返里，途中乘船，船触石沉没，廉范抱着棺材不放，众人为他的孝行所感动，设法把他救上来，他终于将乃父埋在家乡的土壤里（《后汉书·廉范传》）。他不顾生命危险迎还父尸埋葬，除了孝顺思想，还受安葬故土和完尸观念的支配。
会稽诸暨人贾恩，刘宋元嘉三年（426）母亲故世，还没有安葬，忽然邻居家着火，延及贾家，贾恩和妻子桓氏怕把母尸烧化，一边哭泣，一边抢救，邻人也赶来帮助，遂使母亲的尸体棺椁完整保存，但是贾恩夫妇却烧死了。地方官把这件事报告中央，皇帝下令将贾恩的乡里改名孝义里，免除他家三代的赋税，追赠贾恩天水郡显亲县左尉，以示表彰（《宋书·贾恩传》）。贾恩夫妇以死保护母亲尸体，是怕母尸火化，邻人那样救助也是怕火化，政府给贾恩的恩荣是旌其孝义，是赞扬他保护母尸。这件事情充分表明南北朝时汉人是多么惧怕火化。
然而后世发生了变化。建隆三年（962）三月，宋太祖下令禁止火葬：“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续通典·礼典》）这一年是北宋建国的第三年，宋太祖就说民间火葬现象很普遍，说明火葬至迟在五代时期就流行开来了，北宋初年的火葬应是这种风俗的沿袭，不过政府持反对的态度。开宝三年（970）宋太祖诏令开封府，“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释威仪及装束异色人物前引”（《宋史·礼志》）。佛教上层人士中流行火化，建舍利塔，宋太祖禁效释家的诏书，应当包含反对民间火葬的内容。北宋政府禁止火化，有些地方官建立义冢，令人土葬。但火葬仍旧流行，如山西人普遍实行火葬，有的地方人把尸体火化后，将骨灰撒于水中，毫不保存。到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监登闻鼓院范同上奏，说“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建议地方官设立义地令贫民葬亲，宋高宗批准了他的请求。次年（1158）户部侍郎荣儗上言，置义冢确为善政，但仍有穷人葬不起，客死他乡者的后人也难于尽使亲尸返里，因而建议“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宋高宗考虑到实际情况，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在部分人中禁止火葬，而对另一部分人就听其自便（《宋史·礼志》）。有些地区，富人、贫人都不遵守政府禁令，实行火葬，在吴县，有个通济寺，内设焚化亭，供民间火化亲人，骨骸烧不成灰的，投入深渊，绝不埋葬。景定二年（1216），亭子为风雨摧毁，寺僧要求官府重修，引起吴县尉黄震的反对，写出《乞免再起化人亭状》，给我们留下关于该地火葬流行的情况（顾炎武《日知录·火葬》）。
元代北京路百姓父母身亡，往往置于柴薪之上以火焚烧。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北京路同知高朝上言，表示反对，礼部讨论，认为四方风俗不一，民族习惯不同，不能强行一致，建议把从军应役、远方客旅及色目人除外，土著汉人一律土葬（《续通典·礼典》）。《郑氏规范》记载一条郑氏家规，讲劝人“勿用火葬”，无地的人允许埋在他家的义冢里，反映元代浙江穷人火葬的事实。
明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下令，禁止浙江等处民人水葬和火葬，如若违犯，治以重罪。这个条令并未完全实行，终明之世火葬仍在不少地方流行，明末清初江南昆山人顾炎武在《日知录·火葬》中讲：“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从语气可知，他生存的时代仍不乏火葬的。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永康县志》说浙江永康县有八项弊俗，其一就是火葬。
《日知录》中关于火葬的记载清代也有一些地方的人实行火葬。顺治五年（1648）四月，清朝公布丧葬则例，官民人等“有愿从旧制焚化者，听之”（《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这里的允许官民火葬，是遵从满洲族旧俗。在清代，蒙古族、藏族中一部分人也是火葬。少数民族的葬俗放过不谈，清初广东的一些汉人，就番禺人屈大均所见，穷人因为没有坟地，有实行火葬或者水葬的（《广东新语》）。乾隆五十七年（1792）浙江绍兴知府李亨把该府历年禁止的事项，拣出10件“尤为风俗害者”，勒石严禁，其中有一条就是“焚烧尸棺”（乾隆《绍兴府志·风俗》）。显然绍兴也有火葬的流行。同时期，浙江海盐举人吴文晖作《悯俗》诗，叙述当地火葬情景：孝子将棺椁抬到坟地，把棺材劈开，就用作燃料焚化尸体，所谓“椁毁棺开速厝火，赫然焰起如流虹”（张应昌辑《清诗铎》）。嘉庆道光间，浙江嘉兴府桐乡县也有火葬的现象，当地人郑敬怀看不惯，说这是“忍心火葬到骨肉“（《清诗铎》）。同治时，有些杭州、嘉兴、湖州府人对已经土葬亲人发冢开棺，把尸体烧化，叫作“明葬”；如果尸体业已腐烂，就烧棺材，叫作“暗葬”；有的尸首僵化了，就用斧头劈开了烧化。火化时请僧道念经，并宴请亲友（《禁火葬录》）。中原汉人有一些在特殊情形下实行火葬的，如有的婴幼儿殇逝，家长将之火化；有些无人收葬的野尸，慈善堂收尸焚化；因特种疾病而死，火化以免病菌传染。
汉人为什么要实行火葬呢？最重要的原因是贫穷埋葬不起。古代人囿于科学知识的贫乏，以为另有一个阴间世界，也像阳间需要金钱物质，所以对安葬的要求很高，要像生前那样有必需的和充足的用品，于是在棺椁之外，要有很多陪葬物，要建造像样的阴宅。这是厚葬的办法，穷人生存都难维持，哪有余钱去土葬，有的人连巴掌大的地方也没有，往哪里去埋葬亲人呢？而火葬则不同，只需要火化费，陪葬物用不着，坟地也不要，最容易打发，穷人只能采用这个方法。从这方面看，实行火葬还是针对土葬中的弊俗而来。葬礼中摆排场讲形式的风气历来很盛，即如唐代，皇家园陵规模之大，内藏之丰富，从永泰公主等人坟茔的出土物，已令人可以想像帝后陵寝随葬物之多了。在官民之家，唐代宗大历七年（772）规定送葬之家的设祭，只准在家中和茔所两处，不许在街肆摆设祭盘，禁令当然是针对街市设祭状况的盛行而言的。宪宗元和六年（811）条令，规定官民丧葬所使用的扛夫、挽歌人数，明器数量，以及出殡仪仗物装饰品的规格（《唐会要·葬》）。唐穆宗长庆三年（823）下令，民间丧葬祭奠不能用金银、锦绣做饰物，不得陈设音乐。这项法令又告诉我们当时丧葬有以锦绣装裹、金银装饰和用音乐的风尚。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继唐宪宗条令之后，又一次规定官民出丧时使用的扛夫、挽歌人数，明器件数。如用违禁之物，赏给巡查出来的官员；如用乐，则责罚伶人（《宋史·礼志》）。唐朝五代厚葬弊俗如此之盛，五代北宋兴起的简朴的火葬，应当是它的逆反产物。北宋还产生停丧不葬弊俗，司马光说：“今世俗信术者妄言，以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