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评论集及序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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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就连卞之琳先生的《慰劳信集》，何其芳先生的近诗，也都表示这种倾
向。这时代诗里的散文成分是有意为之，不像初期自由诗派的只是自然的趋
势。而这时代的诗采用的散文成分比自由诗派的似乎规模还要大些。这也可
以说是民间化的趋势。抗战以来文坛上对于利用民间旧形式有过热烈的讨
论。整个儿利用似乎已经证明不成，但是民间化这个意念却发生了很广大的
影响。民间化自然得注重明白和流畅，散文化是必然的。而朗诵诗的提倡更
是诗的散文化的一个显著的节目。不过话说回来，民间形式暗示格律的需要，
朗诵诗虽在散文化，但为了便于朗诵，也多少需要格律。所以散文化民间化
同时还促进了格律的发展。这正是所谓矛盾的发展。
诗的民间化还有两个现象：一是复沓多，二是铺叙多。复沓是歌谣的生
命。歌谣的组织整个儿靠复沓，韵并不是必然的。歌谣的单纯就建筑在复沓
上，现在的诗多用复沓，却只取其接近歌谣，取其是民间熟悉的表现法，因
而可以教诗和大众接近些。还有，散文化的诗里用了重叠，便散中有整，也
是一种调剂的技巧。详尽的铺叙是民间文艺里常见的，为的是明白易解而能
引起大众的注意。简短的含蓄的写出，是难于诉诸大众的。现在的诗着意铺
叙的，可以举柯仲平先生《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和老舍先生的《剑
北篇》做例子。柯先生铺叙故事的节目，老舍先生铺叙景物的节目，可是他
们有意在使诗民间化是一样的。《剑北篇》试用大鼓调，更为显然。因为民
间化，这两篇长诗都有着整齐的形式。
抗战以来的新诗的另一个趋势是胜利的展望。这是全民族的情绪，诗以
这个情绪为表现的中心，也是当然的，但是诗作者直接描写前线描写战争的
却似乎很少。一般诗作者描写抗战，大都从侧面着笔。如我军的英勇，敌伪
的懦怯或残暴，都从士兵或民众的口中叙出。这大概是经验使然。一般诗作
者所熟悉的，努力的，是在大众的发现和内地的发现。他们发现大众的力量
的强大，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基础。他们发现内地的广博和美丽，增强我们的
爱国心和自信心。像艾青先生的《火把》和《向太阳》，可以代表前者；臧
克家先生的《东线归来》以及《淮上吟》，可以代表后者。《剑北篇》也属
于后者。
《火把》跟《向太阳》的写法不同。如一位朋友所说，艾青先生有时还
用象征的表现，《向太阳》就是的。《火把》却近乎铺叙了。这篇诗描写火
把游行，正是大众的力量的表现，而以恋爱的故事结尾，在结构上也许欠匀
称些。可是指示私生活的公众化一个倾向，而又不至于公式化，却是值得特
别注意的。臧先生在创造新鲜的隐喻上见出他的本领，但是纪行体的诗有时
不免散漫，《淮上吟》似乎就如此。《剑北篇》的铺叙也许有人会觉得太零
碎些，逐行用韵也许有人会觉得太铿锵些。但我曾请老舍先生自己朗读给我
听；他只按语气的自然节奏读下去，并不重读韵脚。这也就觉得能够联贯一
气，不让韵隔成一小片儿一小段儿的了。可见诗的朗读确是很重要的。
1941 年。
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
多少年来大家常在讨论诗的道路，甚至于出路。讨论出路，多少是在担
心诗没有出路，其实诗何至于没有出路呢？抗战以后，诗又像五四时代流行
起来了，出路似乎可以不必担心了，但是什么道路呢？什么方向呢？大家却
还看不准。抗战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更其动乱的时代。这时代需要诗，更其
需要朗诵诗。三年了，生活越来越尖锐化，诗也越来越尖锐化。不论你伤脑
筋与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诗是以朗诵诗为主调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
所谓以朗诵诗为主调，不是说只有朗诵诗，或诗都能朗诵，我们不希望诗的
道路那么窄。这只是说朗诵以外的诗，除掉不为了朗诵，不适于朗诵之外，
态度和朗诵诗是一致的，这却也不是说这些诗都是从朗诵诗蜕变的，它们和
朗诵诗起先平行发展，后来就归到一条路上来了，因为大家的生活渐渐归到
一条路上来了。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论到“新诗的前途”，说“至少让
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现在的朗诵诗有时候需要化装，确乎是戏
剧化。这种大概是讽刺诗，摹仿口气也就需要摹仿神气，所以宜于化装。但
是更多的朗诵诗是在要求行动，指导行动，那就需要散文化，杂文化，说话
化，也就不像传统的诗。根本的不同在于传统诗的中心是“我”，朗诵诗没
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
命的诗。本集的作者何达同学指出今天青年代的诗都在发展这个“我们”而
扬弃那个“我”，不管朗诵不朗诵，他的话大概是不错的。这也可以说是由
量变到质变的路。田间先生最先走上这条路。后来像绿原先生《童话》里《这
一次》一首里：
我们召唤
？ 。？ 。
我们将有
一次像潮水的集合
像鲁藜先生《醒来的时候》里《青春曲》一首里：
春天呀，
你烧灼着太行山，
你烧灼着我们青春的胸部呀！
也都表示着这种进展。
近来青勃先生《号角在哭泣》里有一首《叩》，第二段是：
人民越来越多
紧闭的门外
人民的愤怒
一秒钟比一秒钟高扬
人民的力量
一秒钟比一秒钟壮大
等他们
在门外爆炸
一片宫殿便会变成旷场
作者是在这“人民”之中的，“人民”其实就等于“我们”了。传统诗有“我”，
所以强调孤立的个性，强调独特的生活，所以有了贵族性的诗人。青年代却
要扬弃这种诗人。何达在《我们不是“诗人”》里说：
“诗人”们啊
你们的灵魂发酸了
你们玩弄着自己的思想
别人玩弄着你们的语言
闲着两只手
什么也不做
——滚你们的蛋吧！
诗人做了诗人，就有一个诗人的圈子将他圈在里头。不论他歌唱的是打
倒礼教，人道主义，爱和死，享乐和敏感，或是折磨和信仰，却总是划在一
道圈子里，躲在一个角落里，不能打开了自己，不能像何达说的“火一样地
公开了自己”（《无题》）。这种诗人的感兴和主题往往是从读书甚至于读
诗来的。读书或读诗固然也是生活，但是和衣、食、住的现实生活究竟隔了
一层。目下大家得在现实生活里挣扎和战斗。所以何达说：
我们的诗
只是铁匠的
“榔头”
木匠的
“锯”
农人的
“锄头”
士兵的
“枪”（《我们不是“诗人”》）
这样抹掉了“诗人”的圈子，走到人民的队伍里，用诗做工具和武器去参加
那集体的生活的斗争，是现在的青年代。
“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传统
的诗人要创造自己的语言，用奇幻的联想创造比喻或形象，用复杂而曲折的
组织传达情意，结果是了解和欣赏诗的越来越少。所以现在的诗的语言第一
是要回到朴素，回到自然。这却并不是回到传统的民间形式，那往往是落后
的贫乏而浮夸的语言。这只是回到自己口头的语言，自己的集团里的说话。
有时候从生活的接触里学习了熟悉了别的集团的说话，也在适当的机会里使
用着。总而言之，诗是一种说话，照着嘴里说得出的，至少说起来不太别扭
的写出来，大概没有错儿。新鲜的形象还是要的，经济的组织也还是要的，
不然就容易成为庸俗的散漫的东西。但是要以自己的说话做标准，要念起来
不老是结结巴巴的，至少还要自己的集团里的人听起来一听就懂。换句话说，
诗的语言总要念得上口才成。许多青年人的诗已经向着这个方向走。这就是
朴素和自然。但是诗既然分了行，到底是诗，自然尽管自然，匀称还是要匀
称的，不过不可机械化就是了。自然和朴素使得诗行简短，容易集中些，容
易完整些。民间形式里的重叠，若是活泼的变化的应用，也有同样的效果。
何达有一首《我们的话》，是简短而“干脆”的话，同时是简短而“干脆”
的形象化的诗。
我们要说一种话
干脆得
像机关枪在打靶
一个字一个字
就是那一颗颗
火红的曳光弹
瞄得好准
今天的诗既然以朗诵诗为主调，歌唱的主题自然是差不多的。朗诵诗的
主题可以说有讽刺、控诉和行动三个，而强调的是第一个第三个。其他的诗
却似乎在强调着第一个第二个。这也是很自然的。朗诵诗诉诸群众，控诉和
行动是一拍就合的。其他的诗不能如此，所以就偏向前两个主题上去了。讽
刺诗容易夸张而不真切，无论朗诵或默读，往往会弄到只博得人们的一笑，
不给留下回味。要能够恰如其分的严肃就好。控诉诗现在似乎集中在农民或
农村的纪实——这种苦难和迫害的纪实，实在是些控诉的言词，控诉那帮制
造苦难和施行迫害的人，提醒大家对于他们的憎恨。给都市的被压迫者控诉
的诗却还不多。本集里的《兵士们的家信》、《黄包车夫》、《一个少女的
经历》提供了一些例子。闻一多先生要让诗“多像点小说戏剧”，这种纪实
的控诉的诗，不正有点像小说么？他的预言是不错的。
行动诗在一两年来大学生的各种诗刊里常见，大概都是为了朗诵做的，
朗诵诗的作用在讽刺或说教，说服或打气，它诉诸听觉，不容人们停下来多
想，所以不宜于多用形象，碎用形象，也不宜于比较平静的纪实。同样的理
由，它要求说尽，要求沉着痛快。可是，假如讽刺流于谩骂，夸张到了过火，
一发无余，留给听众做的工作就未免太少，也许倒会引起懒惰和疲倦来的。
朗诵诗以外其他的诗，那些形象诗和纪实诗是供人默读的，主要的还得诉诸
视觉，它们得有新鲜的形象，比朗诵诗更经济的组织，来暗示，让读者有机
会来运用想象力。本集里的《我们开会》一首行动诗，朗诵起来效果大概不
大，因为不够动的，不够劲的，可是不失为一首好的形象诗，因为表现出来
“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开会
我们的视线
像车辐
集中在一个轴心
我们开会
我们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座堡垒
我们开会
我们的灵魂
紧紧地
拧成一根巨绳
面对着
共同的命运
我们开着会
就变成一个巨人
“团结就是力量”。何达在《我们不是“诗人”》的结尾说：
我们
要求着
“工作”
热爱着
“工作”
需要诗
我们才写诗
需要生命
就交出
我们的生命
“工作”就是团结，为了团结“交出”“生命”，青年代是有着这样自负的。
青勃先生说：
要死
死在敌人的枪弹下
把胸膛给兄弟们作桥板（《生死篇》）
鲁藜先生也说：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泥土》，《泥土》第一辑）
本集里的《无题》也许可以综合的说明今天的诗：
对于这个时代
我
是一个“人证”
我的诗
是“物证”
这个“我”只是“我们”的代言人。的确，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
1947 年。
论白话——读《南北极》①与《小彼得》②的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