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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朱自清评论集及序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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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那著名的三部曲,描写一些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和追求——他们都
没有出路。《虹》是过渡的东西,细磨细琢的描写还和《蚀》一样,只是女
主人公有了出路,意识形态便显明多了。不过这部书没有写完,而且像是在
给一个女人作传,不免有些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色彩。第三期包括他最近的
作品,如《林家铺子》(《申报月刊》一)《春蚕》(《现代杂志》二,一)
和长篇《子夜》的片断(《文学月报》一与二)。这里写江浙农村的破产,
暴露上海金融界的秘幕。前一种不但取材切实,且语简意多,因果历历分明,
而又不是说尽。后一种材料也切实,但还只见一鳞一爪,无从评论,这两种
作品里用的文字也向着“大众化”走,与以前不同。
《三人行》与《路》写的还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些学生,与《幻灭》的
前半和《虹》的取材一样。茅盾君大约对于十六年前后的青年学生的思想行
动非常熟悉,所以在他作品里常遇着这些青年人。他在这两部书里都暗示着
出路,书名字便可见。虽然像画龙点睛似地,路刚在我们眼前一闪,书就“打
住”了,仿佛故意卖关子,但意义是有的。意义简单明了,不像《虹》,读
了也许会只看他怎样热热闹闹在写那女主人。据《路》的“校后记”,虽然
印行在《三人行》之后,写成却似乎在前;作风也与旧作相近些。《三人行》
以三个人代表现代三种青年的型式,虽不是新手法,而在作者却是新用。这
样三一三十一,作为一个中篇,自然不能再用细磨细琢的工夫。假如《蚀》
与《虹》是大幅的油画,这只是小张的素描罢了。
《路》写的是一幕学校风潮的斗争。事情是反对教务长。学校在武昌;
风潮发生正在反共的当儿。那教务长卑劣极了,也阴险极了;一面利诱校内
“魔王团”的学生,一面借了反共的名字,捕去那些为首的“秀才派”的学
生。他胜利了,可是学生们还是“持久战”。书中主人公叫火薪传,也是“秀
才派”。他从怀疑主义转入虚无主义,终于脚踏实地走上了路。主人公的转
变写得很自然。恋爱是本书另一大关目。收场几乎全写的这个,似乎有些轻
重倒置。出面的女子有三个,写得分明的只有杜若。她是《蚀》里孙舞阳章
秋柳一流人,但远不及她们有声有色。这部书里不少热闹场面,可是读的时
候老觉得冷清清的。也许是取材太狭了,太单调了;也许是叙述太繁了,太
松泛了。结构是不坏的,以火薪传的出路始,以他的出路终;中间穿插照应
也颇费了些苦心。书中有一个“雷”,是真能苦干的人,他影响了火薪传。
书中写他的周侧面影,闪闪烁烁的,像故意将现实神秘化,反倒觉得不大亲
切似的。
《三人行》比《路》写得好,因为比《路》用笔经济些。三人是“许”
“云”“惠”。“许”本是个运命主义者,后来转入侠义主义,成了“中国
式的吉诃德”。他想浪漫地独力去抵抗恶势力,结果牺牲在恶势力底下。“惠”
是个虚无主义者。他“只觉得一切都应当改造,但谁也不能被委托去执行”;
他的其实是“等待主义”。他是要自己毒死自己的。只有“云”,那看准了
“实际的需要”的人,他有“确信”,克服着自己,走上了他的路。这书里
也有恋爱,可是只有一个女人,一个跟着物质的引诱走的女人。“许”与“惠”
都爱她,但是都失败了。“阔少爷张”和“足球李”是醉生梦死的家伙,仅
仅用来做配角而已。还有一个“柯”,是有正确的见解的。书里说“那样的
人并不是凤毛麟角,现在到处都有那样的人”,这便是写实,与《路》里写
“雷”不同了。书中借了“惠”的父亲暗示一般商业的衰颓与苛捐杂税,又
借了“云”的父亲暗示一般农村的破产。而以“许”的找出路起手,与无路
走的“惠”与在路上的“云”对照着收场,可见作者眼睛看在那里。茅盾君
最近在《华汉地泉》的读后感里说:“一部作品在产生时必须具备两个必要
条件:(一)社会现象的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二)感情地去影响读
者的艺术手腕”。这两层他自己总算是做到了。这部书虽不及他那三部曲的
充实,但作为小品看,确是成功的。
1933 年1 月23 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64 期。
《三秋草》
这一本彼俏的小书,共诗十八首,都是去年八月至十月间所作,多一半
登过《新月》。
《新月诗选》里有卞君的诗四首。其中《望》《黄昏》《魔鬼夜歌》,
幽玄美丽的境界固然不坏;但像古代的歌声,黄昏的山影,隐隐约约,可望
而不可见《寒夜》便不同,你和我都在里头,一块儿领略那种味道。那味道
平常极了,你和我都熟悉,可是抓住了写来的是作者。前三首还免不了多少
的铿锵,这一首便是说家常话,一点不装腔作势。
《三秋草》里的诗是《寒夜》那一类。陈梦家君在《新月诗选》序言里
说作者的诗“常常在平淡中出奇”,这一集里才真是如此。十八首里爱情诗
极少;假如有,《一块破船片》与《白石上》也许是的。爱情诗实在多,太
多,看这本书至少可以换换口味。《一块破船片》用笔真像《发影》,旧比
喻,新安排,说得少,留得可不少。不哭不喊不唠叨,干脆。《白石上》乏
些,不免拖泥带水;但他在跳,这个念头跳到那个念头;或远或近,反正拐
弯抹角总带点儿亲。不用平铺直叙,也不用低徊往复,只跳来跳去的;别的
诗也往往这样写,如《西长安街》《几个人》。
作者的出奇是跳得远的时候,一般总不会那么跳的。虽是跳得远,这念
头和那念头在笔下还都清清楚楚;只有它们间的桥却拆了。这不是含糊,是
省笔。《西长安街》还嫌话多些,看《几个人》最后几行:
矮叫化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
有些人半夜里听到人的梦话,
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
像雪野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 。
不必去找什么线索,每一行是一个境界,诗的境界,这就够了。
因为联想“出奇”,所以比喻也用得别致。《朋友和烟卷》里问“白金
龙”“上口像不像回忆”,又说箫声是“轻轻又懒懒的青烟。”这个所谓“感
觉的交错”,也是跳得远的好。至于《海愁》的怀乡,不但没有桥,连原来
的岸也没有了;只是一个联想。这似乎与象征不一样,因为没有那朦胧的调
子。只可惜第三节太华丽,要是像其馀三节一般朴质就好了。书里的比喻不
但别致,有时还曲曲折折的,如《白石上》里说那“白石”仿佛“一方素绢”,
却用九行诗描写这“一方素绢”;其中有变化,所以不觉唠叨。作者最活泼
最贴切的描写是《路过居》,车夫聚会的一家小茶馆。这种却以尽致胜。作
者观察世态颇仔细,有时极小的角落里,他也会追寻进去;《工作的笑》里
有精微的道理,他用的是现代人尖锐的眼。
1933 年5 月22 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81 期。
《新诗歌》旬刊
这个旬刊的目的在提倡一种新的诗歌运动;尤其努力的是诗歌的大众
化。《创刊号》有一篇《发刊诗》,里面说,
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又说,
我们要用俗言俚语,
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
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但他们并不专用大众文学的旧形式,他们也要创造新的。这个旬刊最近情形
不知如何,我只看到第一、第二、第四期,就这三期说,他们利用旧形式要
比创造新的,成绩好些。那些用民谣、小调儿歌的形式写出来的东西虽然还
不免肤泛,散漫的毛病,但按歌谣(包括俗曲)的标准说,也不比流行的坏。
况且总还有调子,要是真歌唱起来,调子是很重要的。这类作品里,觉得第
二期里的《新谱小放牛》比较好。那是对山歌。对山歌离不了重叠与连锁两
种表现法,结构容易紧密,意思不用很多,作者当然可以取巧些。至于那些
用新形式写的,除了分行外,实在便无形式;于是又回到白话诗初期的自由
诗派。这些诗里,也许确有“新世纪的意识”,但与所有的新诗一样,都是
写给一些受过欧化的教育的人看的,与大众相去万里。他们提倡朗读;可是
这种诗即使怎么会朗读的人,怕也不能教大众听懂。举一个题目罢,“回忆
之塔”,(见第二期)你说,要费多少气力才能向大众解释清楚?他们谁又
耐烦听你!《文学月报》中蓬子君的诗似乎也是新意识,却写得好,可是说
到普及也还是不成。
去年JK 君在《文学月报》上提出“大众文艺问题”,引起许多讨论;北
斗还特地用这个题目征过一回文。那些文里有两个顶重要的意见:一是要文
学大众化,先得生活大众化;所谓“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二是在大众
中培养作家。这是根本办法;不然,大众文艺问题,终于是纸上谈兵而已。
不过那些还未“化”或者简直“化”不了的人也当睁眼看看这个时势,不要
尽唱爱唱穷,唱卑微,唱老大。这都是自我中心,甚至于自我狂。要知道个
人的价值,已一天天在跌下去;剌剌不休,徒讨人厌罢了。再则无论中外,
大作品决不是自叙传,至少决不仅仅是自叙传。还有从前人喜欢引用的“文
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正是自我狂之一种。文章的得失,若真是只有
“寸心知”,那实在可以不必写。就算这指的是那精致的技巧,但技巧精微
至此,也就无甚价值可言。诗的大众化是文学大众化的一个分题,自然也可
用同样原则处置,可是诗以述情为主,要用比喻,没有小说戏剧那样明白,
又比较简练些,接近大众较难。(叙事诗却就不同)所以大众化起来,怕要
多费些事。《新诗歌》中对于这一层似乎还未论到。第二期里有《关于写作
新诗歌的一点意见》一文,论到新诗歌的题材,列举九项,都可采用;此外
足以表现时代的材料想来还有。总之,最好撇开个人;但并非不许有个性在
文章里。材料的选择,安排与表现,与文章的感染力相关甚大。这多半靠个
人的才性与功夫;所谓个性,便指的这些。
《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里也论到新诗歌的形式,他们分列四项,
大概不外利用旧的与创造新的。旧的指歌谣的形式。照我的意见,歌谣应包
括徒歌与俗曲(小曲,小调,唱本等);徒歌又分为可歌可诵两类,七言四
句的山歌属于前者,长短参差的歌语属于后者。歌谣的组织,有三个重要的
成分:一是重叠,二是韵脚,三是整齐。只要有一种便可成歌谣,也有些歌
谣三种都有。当然,俗曲还得加上乐调一个成分,极要紧的成分。不过那已
在文学以外了。周作人先生想“中国小调的流行,是音乐的而非文学的”,
“以音调为重而意义为轻”,所以辞句幼稚粗疏的多。(见《自己的园地诗
的效用》篇)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推想。徒歌可诵的一类无一定形式可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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