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现代战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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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活动、为伊拉克尽快过渡一个“不对临国构成威胁”的、有代表性的政府
创造条件。要获得胜利，就需要有后续的计划，从对战后胜利的定义开始，还要回
过头来，决定必要的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所需要的兵力。
　　　　在这一方面，将美国引入了与伊拉克的战争的所谓政府理念，没有认识到战后
所面临的挑战。
　　　　对于战后的伊拉克形势，政府将其解释为一些臆想的问题，诸如尚不十分成功、
“往往对问题估计不足”、除掉了萨达姆就会消除阿拉伯复兴主义的威胁、将恢复
美国大规模的军事和统治、官吏们会继续任职等。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准备既是布什政府内部决策和领导能力的结果，也
是美国政府和军队内起作用的更深层的力量和倾向的结果。从一开始，军事计划
（如何进入伊拉克）就优先于战后计划（如何在伊拉克实现真正的目标）。像五角
大楼这样的机构，它只是注重自己核心专家的意见、军事力量的使用，而不是集中
于形势内在的、更广泛的要求。这与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不断的官僚政治的争斗交
织在一起，前者要求谨慎与周全，另一方仿佛毫不在意这些问题，决心稳步前进。
直到2003年1　月，白宫决定将战后全部职责交给国防部，这一争斗才尘埃落定。
　　　　并不是说，政府内部自身存在着任何真正的机构或组织来支持军事计划。作为
国务院的一部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做了一些工作，但它自身决不是规划
和执行机构。曾寻求的在越南进行国家构建的任何表面机构已消失了很长时间。在
其位于宾西法尼亚卡莱尔兵营的战争学院，陆军建立了维持和平机构，但一小队热
诚的讲师已经被再三缩减，按照预算，其工作将要终止，他们正在为此而斗争。20
世纪70年代，反战理想主义兴起，国会曾设立了美国和平研究院，它起着重要的研
讨和学术中心的作用，但是，它不同于空军的兰德，或者海军的海军分析中心，或
者陆军的兰德—阿罗约中心，这些机构接受联邦资助，全面分析一些与武装部队使
命相关联的棘手问题。没有一个官僚政治组织，每年能专门投资数十亿美元来提高
我们在和平行动中的能力。也不存在类似于国防工业的组织，他们有成群的顾问和
院外人士去争取有利的拨款。
　　　　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克林顿政府至少试图建立一种内部的协调机制，它或许
能将联邦政府的全部资源整合起来，在处理像海地这样所谓的政府失败问题时，能
够寻求更为成熟和全面的办法。这一过程注重实效，从全面的准备逐步展开，为1994
年美国军队在海地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退出战略，它使每个部门对政府援助计划的某
一部分负责，并且在各部门副职层面提供了机构之间的协调程序。在本质上，这是
军事参谋计划和命令程序向整个政府层面的扩展，委派各部门去组织和执行特定的
任务。随着1995年颁布的第56号总统令，这一程序已经被正式确定下来。但是，就
政府失败问题所引发的挑战的广度和强度而言，要解决这一问题，即使第56号总统
令确定的程序也是完全不够的。
　　　　2002年9　月，当我在参议院作证前，我跑遍五角大楼去核对事实，我失望地发
现，关于战后事务仅仅举行了几次讨论会。我被告知，“在第三层，这是不受欢迎
的主题＇　文职官员在那里确定国防部的政策＇　”。当计划最终开始时，它一个被假
设所限制了，即美国的入侵将被大多数伊拉克人当作解放来欢迎。复兴党的力量被
低估了，同样被低估的还有什叶派的党派之争、固有的伊拉克民族主义、叙利亚和
伊朗暗中参战的危险、大量基督徒的美军可能不被当地人所接受这一根本性风险，
尤其是，如果他们靠打仗进入这个国家。
　　　　这样，退役中将杰伊。　加纳领导的人道和重建办公室为整个战后行动做准备，
他们关注于一些不太关键的任务。但实际上，首要的问题是恢复秩序和合法性。在
重建开始前就必须解决。杰伊。　加纳不仅没有足够的通讯、交通、治安和人员等资
源以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他隶属于该地区的美国军事指挥官，而不是直接为总统
或国防部长工作。
　　　　这种作法的长期效应是，伊拉克的重建使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几乎没有联
合国的权威；美国仓促说服不情愿的盟国和友好国家提供警察、部队、翻译和民用
重建援助，这些可以减轻美军的风险，分担重建和国家构建的重担。美国缺乏国际
权威所接受的重建计划，以此消除伊拉克的法律障碍，或者向各省部署维和人员。
除直接呼吁外，没有任何机制吸引别的国家参与这一使命。布什政府完全没有利用
可以动用的各种工具和支持。他丧失了一系列的机会，这又是其中之一。
　　　　具有政治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多年来对克林顿政府国家构建的努力吹毛求疵，
对“使命恐惧”和“责任分摊”怨声载道的国会议员，对伊拉克的抗议活动视而不
见。他们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实际上，美国正在独自应付这一使命，它要比克
林顿总统任期所承担的任何使命都更为困难、危险和不确定。
　　　　这带给我们对军事计划的第三个重要批评：那些束缚政府的政治眼罩，它使我
们没有利用可用来赢得战争的为数众多的手段，增加了伊拉克使命的成本和风险。
布什政府完全不愿寻求可从联合国和北约组织（NATO）这类国际机构获得的国际合
法性和支持。不仅没有通过国际合法性来取得优势，而且，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
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拒绝引入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合国或其它国际组织的权威。
要使欧洲的政府愿意提供军队和物资来协助战后工作，这样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
有了更广泛的国际合法性，特别在欧洲，就会对其它地区的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
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联合国的绝对权威具有重要的分量。所有这些，只要我们的
政府认识到这是必须的，并且决定寻求这些手段，美国都有可能获得。
　　　　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表明，需要更多的多边规划和参与，特别在战后阶段。
存在的长期问题是：谁来提供治安并确保公共安全？以什么权威为基础？能有一个
包括律师、法官和监狱的司法体系吗？将用谁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如何处理有组织
犯罪、腐败和准政府组织的关系？提出合适的问题，创造适宜的解决办法，这不是
单独一个国家的任务，甚至也不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任务。二战后五十多年
的经验表明，只要有可能，在同盟或多国机构的框架下解决具有优势。伊拉克战争
很大程度上是双边军事行动，为了双边行动的便利，美国对这些教训弃之如敝屣，
使自己处于严重的法律、财政和军事风险中。无论军方用何种语言来解释“决定性
战役”，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成功击败萨达姆军队后，目前，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
在长期中才是决定性的。
　　　　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应更多地依靠精确打击和特种部队，随之减少对大规模地
面部队的依赖。就拉氏对军队转型的看法而言，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进一步证实，在
一定程度上，不断地适应这一方向是明智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个新的
构想。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越南战争脱身以来，美国军队就不断地进行着军队转
型。无疑，2003年的参战部队是五任美国总统和不断加速的军事发展进程的产物。
实际上，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这一进程加快了。
　　　　　　　　　　　　　　　　　　　　　　　　　　　　　　　　组合效应
　　　　1991年海湾战争后，军事当局决心，应充分发挥精确打击与侦察、监视和捕捉
目标之间日益有效的组合效应。E…8　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的空中
图像、改进的U…2　侦察机性能和无人驾驶飞行器（UVAs）的潜能提升了美军侦察、
监视和捕捉目标的能力。这一进程是循序渐进的，从训练和作战演习开始，到1995
年对波斯尼亚和1998年对伊拉克的打击，从不断飞跃伊拉克的禁飞区，到1999年78
天的科索沃空袭，再到2001年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美军不断进行演练、分析、
改革和完善。美军不断配备新的武器；12年后，在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1991
年海湾战争中的上尉和少校军官已晋升为上校和少将。他们不仅研究各军种的所有
军事行动，自身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996年，在各军事部门协助下，美国联合参谋部提出了第一个真正概念上的联
合作战蓝图：“2010联合设想”。这一非保密文件阐明了一系列的概念，如全方位
控制、精确打击、优势机动、全维度保护和集中的后勤等，所有这些都在伊拉克战
场上得以演练。就转型构想而言，在2001年的政府更迭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已
成为一个共同的看法：在军事院校讲授，在训练和演习中讨论，而且与理论、必要
的物质保证、研究开发和政府采购融为一体。
　　　　但是，这一设想极为强调精确打击。正如一位高级官员的解释：“想象敌人位
于一个正方形区域内，方框范围是100　公里宽、100　公里深；我们应该能发现里面
的每个敌军目标，打击并消灭我们想要摧毁的任何目标。”比喻简单明了，很有说
服力。这一设想势在必行，在规划、预算、国会听证会甚至大众文化中，它已经以
某种方式得以反映。军队转型背后的集体意愿是难以抗拒的。
　　　　二十年来，特种作战部队努力争取获得合法地位，他们在伊拉克实现了这一目
标。尽管骁勇善战、战果辉煌，但丑闻和优越感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在越南战争后，
特种部队遭到排斥。随后，特种部队逐步采取措施，打破了那些妨碍自身完全融入
战场对抗的安全、神秘的壁垒。在巴拿马，在沙漠风暴中、在俯瞰科索沃的小山顶
上、在阿富汗和目前在伊拉克境内，他们以出色的技巧、勇敢和极少的部队赢得了
战场的胜利。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政府和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曾鼓吹的军队转
型，即在一个高技术战场上，借助一系列探测手段实施侦察，在战斗中，依靠精确
打击和小规模的地面部队赢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他们2001年掌管政权时所
接受的一个既成事实。
　　　　那些坚持军队转型尚未完成的人，正是那些主张陆军需要改进战略部署能力的
人。在1999年的科索沃，当军事部署遇到困难后，陆军专心致志地建立了临时组织，
即配备轮式战车的旅规模建制的部队。这仍然是实施中的一项工作。其它人认为，
需要把大的、所谓臃肿的师级建制改革为小的、更富机动性的单位。但是对于地面
部队，本质上，得到的许多教训看上去是保守的。例如，在没有M1A1主战坦克的情
况下我们愿意开战吗？事实证明，伊拉克炮火几乎无法伤害这种坦克。在进攻巴格
达前的那些天，当我军油料几乎耗尽时，前方是否需要更多的后勤补给？这些年来，
尽管所有的批评都落到了陆军师身上，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