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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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食品与药物管理处所规定的污染最大容许限度（称为“容许值”）有明显的缺陷。在这种使用农药的盛行风气下，这一规定仅仅是一纸空文，它反而造成了一种完全不真实的印象，即安全限制已经确定并且正在坚持下去。至于说到人们允许毒剂的毛毛雨撒到食物上其安全性如何，有许多人根据充分的理由辩论认为没有一种毒剂是安全的或是人们想要加在食物上的。为确定容许值标淮，食品与药物管理处重新审查了这些毒剂对实验动物的试验结果，然后确定了一个污染的最大容许值，这个值远小于引起实验动物出现中毒症状的需要量。这一系列被用来确保安全的容许值，是与大量重要的事实相违背的。一个生活在受控制的、高度人为化的环境中的实验动物，食以一定量的特定农药，其情况与接触农药的人是有很大区别的。人所接触的农药不仅仅种类多，而且大部分是未知的、无法测量的和不可控制的。即使一个人的午餐色拉的莴苣菜中含有百万分之七的DDT是“安全的”，那么在这顿饭中，人还吃其它食物，在每一种其它食物中部含有一定量的不超过标准的残毒；另外正如我们己经知道的，通过食物摄入的杀虫剂仅仅是人的全部摄入量的一部分，并且可能是很少的一部分。这种多种渠道而来的化学药物的叠加就构成了一个不可测量的总摄入量。因此，讨论在任何单独一种食物中残毒量的“安全性”是毫无意义的。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有时这些容许值是在违背食品与药物管理处的科学家所做出的正确判断的情况下被确定下来的。这些科学判断将在本书后文中引证。或者这些容许值的确定是以有关化学药物的不充分的知识为根据的。在对实际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这种容许值后来就不再被重视，甚至被弃而不用，不过那已是公众遭受这些化字药物明显危害许多月或许多年之后的事了。曾给七氯定了一个容许值，后来又不得不把这个容许值取消了。在一种化学物质被登记使用之前，由于没有野外实用分析方法，因而，寻战残毒的检查终归失败了。这一困难极大地阻止了对蔓越桔业氨基噻唑的残毒检查工作。对于某种普遍应用于种子处理的灭菌剂也同样缺少分析方法。如果在种植季节结束时这些种子仍未被用到地里的话，它们就可能被用来作为人们的食物。
然而事实上，确定容许值将意味着允许供给公众的食物受到有毒化学物质污染，这样做可以使农民和农产品加工者因降低成本和获得好处而高兴，然而却不利于消费者，消费者必须增加纳税以支持警察局去查证落实他们是否会得到致死的剂量。不过要干这件查证工作可能要付出超过任何立法官工资的钱，以用于了解农药的现用量与毒性的情况。其结果，倒霉的消费者付出了税钱，而仍然在摄入不受人们注意的那些毒物。
如何解决呢？首先是取缔氯化烃、有机磷组和其它强毒性的化学物质的容许值。这一建议将会马上遭到反对，因为它将加在农民身上一个不可容忍的负担。不过象现在这样所要求的，如果能在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上按百万分之七的DDT、或百万分之一的对硫磷、或百万分之零点一的狄氏剂的要求使用农药，以便它们只留下合乎容许值的毒量，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更加当心地完全防止任何残毒的出现呢？事实上，现在对一些化学药物正是这样要求的，例如用于某些农作物的七氯、异狄氏剂、狄氏剂等。假若对上述农药可以实现这一点，为什么对所有的农药不可以都这样要求呢？但是这不是一个彻底和最终的解决办法。一个纸面上的容许值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当前，如我们所知，州际运输的食物有99％以上都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下溜过去了。因此还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警惕性高、积极主动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处，扩大检查人员的队伍。然而，这样一种制度——先有意地毒化了我们的食物，然后又对这一结果施加司法管理——使人不能不想起路易士·卡罗尔的“白衣骑士”，这个白衣骑士想出“一个计划去把一个络腮胡子染成绿色，然后再让他不离手地使用一把巨大的扇子，于是这些络腮胡子就不会再被人看见了”。最终的回答是少用一些有毒化学物质，这样做就会使滥用这些化学物质所引起的公众危害迅速减少。现在已存在着这样一些化学物质：如涂虫菊酯、鱼藤酮、鱼尼汀和其它来自植物体的化学药物。除虫菊酯的人工合成代用品最近也已经被发展出来了，这样，如果我们使用除虫菊酯，就不会感到不够用。向公众宣传教育所出售的化学物质的性质是极为需要的。一般买主都会被各种可用的杀虫剂、灭菌剂和除虫剂的庞杂阵势搞得完全手足无措，没有办法得知哪些是致死的，哪些是比较安全的。
此外，为了促使这些农药变成危险性较小的农业杀虫剂，我们应该勤奋地探索非化学方法的可能性。现在正在加利福尼亚进行实验，研究对一定类型昆虫具有高度专一性的一种细菌所引起的昆虫疾病在农业上的应用。这种方法的扩大实验目前正在进行。现在存在着极大的其它可能性使用不在食物中留下残毒的方法来对昆虫进行有效的控制。（请阅第十七章）从任何人之常情的标准来看，在这些新方法大规模地代替了老方法之前，我们将不可能从这种不可容忍的情况中得到任何安慰。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所处的地位比波尔基亚的客人们好不了多少。
《寂静的春天》
R。卡逊著
十二 人类的代价
化学药物的生产起始于工业革命时代，这个生产高潮现在已在我们的环境中涌起，随之，一个激烈的变化已作为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而出现。在这种公共健康问题出现之前，仅仅在昨天，人类还生活在对天花、霍乱和鼠疫等天灾的担惊受怕之中，这些天灾曾经一度横扫了各民族。现在我们主要关心的已不再是那些曾一度在全世界引起疾病的生物；卫生保健、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新式药物已经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传染性疾病。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一种潜伏在我们环境中的完全不同类型的灾害——这一灾害是在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之后由我们自己引入人类世界的。
环境健康的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各种形式的辐射，二是由于化学药物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杀虫剂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这些化学药物正向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蔓延开来，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单个或联合地毒害着我们。这些化学药物的出现给我们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这一阴影并非吉祥，因为它是无定形的和朦胧的；这一阴影令人担忧，因为简直不可能去预测人的整个一生接触这些人类未曾经验过的化学和物理作用物的后果。
美国公共健康服务处的大卫·普莱士博士说：“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部经常提心吊胆怕某些原因可能恶化我们的环境，从而使人类变成一种被淘汰的生物而与恐龙为伍。”有人认为我们的命运也许在明显危害症状出现之前的二十年或更早一些时间中就已经被决定了。这一个看法使有前面那些想法的人变得更为不安。
杀虫剂与环境疾病分布的相关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已经看到它们现已污染了土壤、水和食物，它们具有使得河中无鱼、林中无鸟的能力。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他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现在这一污染已彻底地遍布于我们整个世界，难道人类能够逃脱污染吗？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与这些化学药物单独接触，只要摄入的总剂量达到一定限度，他就会急性中毒的。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农民、喷药人、航空员和其他接触一定量的杀虫剂的人员的突然发病或死亡是令人痛心的，更是不应该发生的。无形污染我们世界的农药，被人少量吞食后所造成的危害是有潜伏期的，因此为全体居民着想，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倍加重视，研究解决。
负责公共健康的官员们已指出：化学药物对生物的影响是可以长期积累的，并且对一个人的危害取决于他一生所获得的摄入总剂量。正因如此，这种危险很容易被人忽视。人们一惯轻视那些看来可能给我们未来带来危害的事物。一位聪明的医生莱因·达宝斯博士说：“人们平常只对症状明显的疾病极为重视。正因如此，人类一些最坏的敌人就会从从容容地乘隙而入。”
这一问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正如同对密执安州的知更鸟或对米拉米琪的鲑鱼一样，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生态学问题。我们毒杀了一条河流上的可厌的飞虫，于是鲑鱼就逐渐衰弱和死亡。我们毒死了湖中的蚊蚋，于是这些毒物就在食物链中由一环进入另一环，湖滨的鸟儿们很快就变成了毒物的牺牲品。我们向榆树喷了药，于是在随后而来临的那个春天里就再也听不到知更鸟的歌声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直接向知更鸟喷了药，而是因为这种毒物通过我们现在已熟知的榆树叶——蚯蚬——知更鸟一步步地得以转移。上述这些事故是记录在案的、可以观察到的，它们是我们周围可见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反映出了生命或死亡的联系之网，科学家们把它们作为生态学来研究。
不过，在我们身体内部也存在着一个生态学的世界。在这一可见的世界中，一些细微的病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然而，平常似乎不易看出这种后果与那些病原之间的联系，因为病原出现在身体的部位离最初出现损伤的地方很远。有关当前医学研究动态的一个近期总结说：“在一个小部位上的变化，甚至在一个分子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整个系统，并在那些看来似乎无关的器官和组织中引起变化。”对一个关心人类身体神秘而又奇妙功能的人来说，他会发觉原因和后果之间很少能够简单、容易地表现出联系来。它们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部完全脱节。为了发现发病与死亡的原因，要依靠将许多看来似乎孤立的、相互无关的事实耐心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事实是通过在广阔的、相互无关的许多领域中进行非常大量的研究工作而取得的。
我们习惯于找寻那些明显的、直接的影响，而不研究其它方面。除非这一影响以一种无法否认的明显形式急骤地出现，否则我们总要否认危害的存在。由于没有适当的方法去发现危害的起源，因而，甚至连研究人员也受罪。缺少充分精密的方法去在症状出现之前发现危害，这是医学中尚未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有人会反驳说：“不过，我已经多次将狄氏剂喷撒到草地上，而我从来没有象世界卫生组织的喷药人那样发生过惊厥，所以狄氏剂对我没有伤害。”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一个处理这类药物的人，毫无疑问地会使毒物在他身体内积累起来，虽然并没有发生突然的和引人注目的症状。正如我们所知，氯化烃在人体的贮存是通过极小的摄入量而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些毒性物质进入到身体的所有含脂肪的组织中。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