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 作者:王松山等-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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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以为对付过去了，但没想到1968年4、5月间的一天，两个自称是康生派来的身穿制服的军人在经济所审讯他时，严厉地训斥他说：你在这个问题上“把水搅浑了”，当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但张闻天严辞拒绝了他们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恼羞成怒的康生，过了几天就把张闻天隔离监禁起来了。
康生见不得手又转向安子文，以为这是个薄弱环节。他特地交待专案人员；“要善于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座上客和阶下囚，这是两张王牌，只要这个人患得患失、食生怕死，这两张王牌，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没想到的是，这安子文也是块硬骨头，他没好气地对专案人员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二十一年，也没别人说过刘少奇是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刘少奇是大叛徒。”
给果等待他的当然还是监禁。后来又审过几次，安子文还是坚持原来的态度，并严肃地说：“以后你们不要问这个问题了，我立不了这个功。”
康生连碰钉子后又转变策略，搞双保险。他以刘少奇在沈阳被捕过为由，要求另外再追查1927年“叛变”证据。为了找罪证，康生指使专案组把“六十一人集团案”的孟用潜，和1927年在刘少奇手下作地下工作的丁党群抓来审讯，两条线同时进行。专案组日夜围攻，轮番轰炸，从精神和肉体上进行折磨，经过一段时间的车轮战术，两人顶不住了，写下了违心的材料。可第二天清醒后，两人又写了声明，说那是假的，根本没有真凭实据。可是，康生既然收回去了，那管你什么真假，只要符合他的要求，那就够了，想再收回去，谈何容易。
康生在追查刘少奇“叛徒”材料的同时，对王光美也不放过。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国访问，江青早已妒嫉得七窍生烟，她这第一夫人都没有资格出国过，因此心里早已埋下了对王光美的仇恨。康生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于是去找江青商量。江青喜从中来。
“定叛徒不行，她没有进过监狱。”康生说。
江青说：“再想一想，反正得给她找个罪名。”
康生头脑一转，马上就说：“定特务。她在国统区，进过国民党的大学。完全可能是特务。”
江青醒悟似的说：“对、对，就定个特务，他们夫妻，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特务，真是太好了，他们是逃脱不了了”。
康生然后派人四处去找材料，但还是一无所获。康生显得很丧气的样子。
江青蛮横地说：“没有材料也可以定罪名，康老你可以写个报告给中央。王光美就是美特、日特、国特、反革命。”
于是，康生炮制的罪名出笼了。
1967年8月5日，康生、江青组织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批斗，把这些罪名挂他们的勃子上。不仅如此，刘少奇还遭拳打脚踢，以至脸青皮肿，腰被打得直不起来，只能扶着墙慢慢地行走。可是，对他来说更痛苦的是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康生一伙炮制的一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了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个决定不通任何正常的组织手续，事先没人来说过一声，也没有看到有关文字，更没有经过本人签字。刘少奇只有以愤怒的沉默来面对这一切不公乎了。是呵，此时谁又能让他说，听他说呢？
会前，康生为了能使大会顺利地通过这个审查报告，也颇费了一番“功夫”。他知道内行的人对这个“报告”是能够看出其中的破绽的，为了预防有人反对，他想出了两招：一是进一步诬陷批判“知行情”的老干部；二是密切注视会上动态，一发现有人面露不服就施加高压。为此，7月21日，康生给江青写了一绝密信，开列一串“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名单，其中71％的人是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据此，有一批老同志被排斥不能参加会议。在开会时又把所谓“二月逆流”成员分散到各组，防止他们再度联手起来反对，并在各个小组会上对他们进行轮番围攻，逐个批判，会议的气氛很紧张。
在这种高压之下，会议按着康生们的要求通过了这份充满着谎言的“审查报告”。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含恨离开了人世。康生们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害怕刘少奇会东山再起了。
古今奸海玩阴谋的老手康生
玩阴谋的老手康生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荣耀的桂冠死去了。但是，了解他的人却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他总算死了！”
是呵，作为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在生前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反而能以那么高的职位，那么耀眼的荣誉死去，对于他本人来说的确是很幸运的。他能做到这点，除了老天爷成全他让他早死之外，还与他善长宦海沉浮之术有很大的关系。
还是让他来给我们作证吧。
康生早年曾是李立三路线的狂热分子。为了获得李立三的信赖，他对党内批评李立三错误的人，总是不加分辩地加以驳斥，对着人家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说：“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这种表现当然使李立三满心欢喜了，立即把他由江苏省组织部调至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可是，一场突然而来的政治风雨使他吓出了一身冷汗。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了批评。怎么办呢？不能就这样跟着李立三倒霉了。于是，他很快便冷静了下来，沉着地转向，一反吹捧李立三之常态，脸不红心不跳地大骂李立三，说：“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当面严厉斥责李立三说：“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最后还冷嘲热讽地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
这一反戈一击，使他洗掉了李立三主义支持者的名声，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尔后，他又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主人王明的怀抱里。先是装作满脸羞愧的样子对王明说：“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都怪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说完，又略微停了停：“当然，给你的那两次处分，我思想上也不通。可是，李立三大权在握，我不能不服从。历史证明，你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错了。”
王明听了这一番近乎忏悔的话，也就原谅了他，宽宏大度地说：“不必过虑，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我这个人有嘴无心，从来不计较旧怨。”以后康生又多次吹捧王明，说共产国际能把你这样有胆识而又英明果断、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选上，这说明共产国际的高瞻远瞩。这样，中国革命就大有希望了。
过不了多久，他便被王明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
1935年，遵义会议宣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死刑。康生又想着怎样摆脱王明了。
抗日战争爆发，康生一想不能老呆国外，否则以后在党内就没有地位了。于是他到医院里会见到苏联养病的王稼祥，以探探国内的风声。一见面康生就恭维地说：“稼祥同志，你在长征途中辛苦了，毛泽东同志真了不起啊！中国有这样的英明领袖，革命胜利就有指望了！”然后又关切地说：“稼祥同志，你不要急着回国，就在这里把身体彻底养好，你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嘛！”临走前，又试探地问：“稼祥同志，我请求党中央调我回国工作，你看行不行？驻共产国际代表，就请你来接任吧！”王稼祥只是笑而不语，他知道康生的为人。康生又接着说：“稼祥同志，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就请示国内了，让我回去好好地跟着毛泽东好好学习学习。长期在国外，太脱离实际了。”
1937年1月，康生与王明一道回到了延安。这时康生还不想立即把王明甩掉，因为他还想靠这四年莫斯科工作的成绩在延安捞好处呢。结果康生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不久康生就拉王明去党校作报告，大谈“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康生赞其报告“很深刻”、“很重要”。此时，康生虽已不再是王明的副手了，但他仍对王明保持着一段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关系，以便日后留有余地。同时还因为他们在苏联还有一段见不得人的整人历史需要共同保护。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王明彻底垮了下来。作为王明的追随者，康生极为害怕，他想现在是甩掉王明，反戈一击的时候了。于是，他在领导面前，在会场上大力揭发王明的缺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领导认为他揭发有功，委任他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对党内干部握有生死予夺之大权。康生利用这权力，在延安整风的“挽救”运动中，诬陷、杀害了不少好人。
如此重要的职务的获得，说明他还是很得高级领导的信任的。截此为止，他已经两次历险而又两次幸免，两次被重用了。其中的关键是他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
解放后，康生因与饶漱石争夺华东局书记一职失败，便“养病”了六年。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他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在陈伯达之后。康生对此很是恼火，但又不好发作，只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不仅要把失去的夺回来，而且还要捞回更多的东西。为此，他又开始思讨怎样施展自己的拿手好戏了。
他知道，现在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要想获得高的职位，必须先取得他的信任。于是，他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吹捧毛泽东。
首先是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一点他比林彪来得早。康生一反几年前空闲的常态，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了。
1957年3月13日，在中央宣传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康生大力吹捧说：“自1952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新的发展。”“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以后又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吹捧。说：“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