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上的舞者-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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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2）
他相信社会学家能充当国家的眼睛，相信社会学可以影响政府治国理念的信条，却丝毫也未改变过。国民党的政府不行了，共产党的政府不是即将诞生了吗？只要一个国家有政府在，不论那政府好坏，社会学总是会对它有用的啊。它坏，社会学可能使它变得好一点儿。它好，社会学则肯定会使它更好。社会学对它有用，不是也便等于对人民有用了吗？他确信未来的政府是好政府。
是的，这就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是的，这青年对他所选择了并宁愿为之奉献一生的社会学，如一切痴迷的艺术家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一样，丝毫也不怀疑其意义。
他就在如此这般的心态中，迎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中国历史大事件。于是中国共产党紧接着成了中国的主人。自然的，也同时成了他那一所大学的主人。一夜之间，那一所大学的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最盛大的狂欢是由它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共地下的团员、党员及其各级组织于是全面地彻底地公开。激动和喜悦汇成巨大的兴奋，联欢活动庆祝活动在校园里此起彼伏，一场高潮紧接着一场高潮。往日埋头研读社会学的大学二年级的学子，惊讶万分地发现，某些似乎从不过问政治的先生们，却原来是中共地下党组织身份很高的领导者。某些昨天似乎和自己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安分同窗，却原来是中共优秀的地下党团员。而他们为了迎接解放全中国这一大事件，长期在地下所从事的卓越的革命活动，一旦成为公开的谈资，令他敬佩不已。同时，也使他惭愧不已。
在一次畅谈解放心情和感想的座谈会上，年轻的柳作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发言。会议是由从前的地下党团员发起并主持的。争相发言的却几乎全都是从前疏远政治的师生们。前者中很少有人发言。他们只不过倾听或者记录。因为他们已不必通过发言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因为这一点已在他们的地下斗争中被证明过了并被考验过了。那更是给予后者的一次公开的表态机会。后者意识到了。后者的发言十分踊跃。他们没有为中国的新时代的到来作过什么贡献，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所以他们都努力通过一次发言的机会，表明自己的心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开始，便暗恋一般痴情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了。而这是一件除了饱含满眶的泪水，除了颤抖的嘴唇，除了滚烫的话语和富有感情色彩的口号，毕竟还需另外的一些，哪怕一点点实证的事情。于是他们中的每一位，几乎都当场“提供”了实证。虽然没有任何人要求或暗示他们应该那样，但他们自己对自己有那样的要求，自己对自己产生那样的心理暗示。他们中有人出示了一块红布，说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就早已预备下了的，为的是在解放军入城那一天及时地做成一面欢迎的红旗擎出去。殊料解放军会在夜间入城呢？有人翻开自己的日记大声宣读，说那一段段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人还共产党人的话语，是自己在最忧患国家命运的日子里写下的。说自己那时多么多么的渴望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可是校园里的地下党团员们脑门上并不贴着告示，一日十次迎面走过也不知道啊。于是使倾听的人们咀嚼出失之交臂的大憾意味。也有人激昂地朗诵自己写在日记里的红色诗句。那样的诗句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经被查实是谁写的，轻则入监坐牢，重则掉脑袋。中共的地下党团员们以前反而是绝不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那样的诗句的，因为那是被党的地下工作的严明纪律所禁止的。而后者们信誓旦旦地声称，之所以敢在日记里写下那样的诗句，是作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思想准备的……
公正地说，大多数发言者的发言都是源于真诚情怀的。但也确有人的发言，是基于审时度势的思量。用现今的说法，不无作秀的成分。他们日记里的话语和红色诗句，究竟是否真的写于白色恐怖的日子，是颇值得怀疑的。也许只不过是在发言的前一天偷偷插写在日记的空页空行间的。
在“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的历史大转折的“拐点时期”，形形色色之人的形形色色之心态，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顺理成章，那么可以理解。甚至，多少有些使人悲悯。因为，分明的，尤其那些作秀者的作秀，不无惴惴不安的自我保护的成分。他们从前对政治太淡漠了，对中国的革命太不关心了，而“解放”这一令全世界瞩目的大事件，使他们在历史大转折的“拐点时期”空前地失重起来。他们急功近利地企图仅仅通过几次表态，便确定自己和新政权的亲爱关系……
柳是最后一个发言者。
当主持会议的人问：“还有哪位发言？”
那时，只有柳一人没发言了。主持人不过随便问一句。像一切主持人照例要问那么一句一样。然而在柳听来，仿佛是冲着自己问的。尽管主持人的目光没望着他。实际上主持人直至那时并未注意到他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即使他不发言，主持人也将会以为全都发过言了……
然而柳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像所有发过言的人一样，柳原本也是有备而至的。也是很需要一次机会，公开表明自己对新政权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态度的。而且，他那一种态度，确切地说他那一种立场是发自内心的。听了一位位发言者的发言，他却不想发言了。因为在听的过程中，他头脑中形成了另外一种想法。而听了主持人的话，他又觉得不发言不妥，也不好。连给机会公开表达态度和立场若都不表达，那自己究竟干什么来了呢？那不是比根本不参加会还显得态度暧昧了吗？
发言（3）
主持人看出了他内心有犹豫，鼓励道：“到会的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新政权的支持者。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新政权日后还须仰仗诸君的种种协助。别有什么顾虑，还是和大家交流交流改天换地的感想吧！”
于是柳不再犹豫。
他以他特有的，慢条斯理的语调说，他也是带来了一个日记本的，日记本上也是写下了几首盼望解放军的全国胜利，诅咒蒋家王朝加速灭亡的诗句的，也是打算当众朗诵一番的……
“但是……”
他举起了他手中的日记本，缓缓撕为两部分。
那一时刻，一切的人是怎样的惊愕可想而知。
气氛一时变得极为凝重。甚至，顿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在场的中共党员们的表情，刹那皆呈现出势不可免的大论战之前的严峻。
他接着说，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改良救国”主义者。改良之对象，自然是国民党的政府。自己所以为的改良之策，自然是社会学。由此，足见自己从前政治上的幼稚和浅薄。而新中国诞生了这一事实教育了他，使他终于开始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暴力的革命，才能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才能救中国。从此时此刻起，他将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心悦诚服的、矢志不渝的追随者……
他说，中国共产党为了它的事业的成功，牺牲了千千万万的优秀者。他们面对屠刀和枪口所表现出的高贵气节，确乎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是诗性的。而自己，白天明智地回避开校园里的白色恐怖罗网，极其个人主义地埋头读书，以图自己日后的成名成家；只不过夜晚回到了宿舍里，插上门，拉上窗帘，才在日记里写下几行红色的诗句，而且还觉得将日记藏在什么地方都不够安全……既然如此，这样的诗句，无论今天看来多么红色，多么革命，读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又能有几分感人可言呢？所以他改变了想法，决定不读了，决定把日记当众撕了……
他说，一想到那些为新中国之诞生抛头颅洒鲜血的革命青年，中国共产党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志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全体人民的大喜悦中，自己的崇敬尤其难以表达，自己的惭愧尤其难以形容……
“我想，同是中国青年，我其实是一个最该羞于谈‘革命’二字的人。我对‘革命’这一件血流成河前仆后继的大事情，什么都没有做过。中国北方的父老乡亲，也还心甘情愿地将最后一位亲人送上了前线，将最后一把小米双手捧送给了前线，而我呢？我其实是连与人民分享全国解放之喜悦也是不配的啊！……”
于是他缓缓转身，毕恭毕敬地面向墙上的马恩列斯毛的画像，连鞠三躬。
他的发言，首先赢得了党团员们极其热烈的掌声。
主持会议的人，情不自禁地离开坐位，大步跨到他跟前，紧紧拥抱住他说：“哎呀，哎呀……”
主持会议的人竟一时寻找不到适当的词汇来评价他的发言——他这个最后发言的人，发言得实在太好了。
主持会议的人满眶感动的泪水。
他自己也满眶泪水。
那是百分百真诚的泪水。
然而此后，不少同学和老师开始疏远柳了。也许，在他们的心底里，还不同程度地对柳产生了鄙夷。他们都是带着日记本参加过那次座谈会，并宣读过日记里的红色话语或朗诵过日记里的红色小诗的人。
如果柳不当众撕毁他的日记就好了。
如果柳的发言，与他们的发言具有一致性就好了。
但是柳却当众撕毁了他的日记。这一种做法使他与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别人觉得他的做法，是对别人的存心的羞辱，目的在于要将自己包装得比别人更真诚。
但是柳却作了与别人极为不一致的发言。并且，用今天的说法是——作了最煽情的发言，于是对比得别人的发言一概地太缺乏反省了，因而似乎越激动越显得夸张了。
在别人看来，柳的发言是顶做作的，顶表演的，所以是顶虚伪的。
真诚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是最经常地被误解进而曲解的东西。早在西方人从人类的意识活动中发现了“潜意识”现象以前一千多年，中国的《诗经》中就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话了。而后《三国志》中更有“知人善察，难眩以伪”的名言。在古远的中国文化的教诲之下，中国人“度”他人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简直可以说是构成为中国人的人种基因的特殊元素了。
柳对于别人已在怎样地“度”他却浑然不知，不觉。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不太具有“度”人之习惯和经验的人。何况，那些视他的发言为做作、表演，视他为虚伪之人的人，皆以虚伪的假面在以后的校园生活里与他厮熟着，将“度”他之心包裹得严严密密的。
柳又一头扎回到他社会学的天地了。在他想来，既然腐朽败坏的政府已由一个崭新良好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他所执著于的社会学，不是更其有用了吗？
半个世纪以后的一天，当柳老师向我讲起年轻时那人生的第一次发言，连我听了也不由得像别人一样“度”他，忍不住这么问：“您当时的发言有没有表演甚而博宠的成分在内呢？”
他被问得一怔。
我随即说：“我指的是您潜意识里。”
发言（4）
他摇头道：“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那一年我才二十几岁，正是男青年喜欢出风头的年龄。喜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