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者自述-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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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在距离大桥不远处，范恩的助手道格·拉姆齐遭遇伏击，被越共擒获。范恩认定，如果自己开车，一定可以逃之夭夭。但是越南司机，一见到枪眼，就变得六神无主，慌忙之中将车停了下来。司机后来获释，可是道格一直被越共关押了整整七年。
驱车前往东河访问时，我切实体会到了厚义省“安全”的复杂性。东河是一个小村庄，越南政府的区域图显示，该区属于“绿色”区域（安全地带）——是河西惟一的安全地带——但周围满是“红色”的危险区域。情况如此险恶，义勇军的前哨站又何以能够维系下去呢？范恩说：“那不过是虚张声势。”实际上，这个村庄由越共控制，并非越南政府控制。弄虚作假的原因是为了让河的西部有一个“绿色”安全村庄。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厚义省挑选当地的义勇军部队接受思想教育培训，后来还举行了一个结业典礼。省长、地区顾问及其下属皆乘直升机赶来参加结业典礼。但是两天前，越共还撕毁与村庄达成的停战协定，向义勇军前哨站开火。可见，思想教育根本无法改变当地的现状。
但不管怎样，正是因为举办了结业典礼，省长及其下属才在义勇军的陪同下，简要视察了一下前哨站。我们也随同前往。范恩说：“这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算起来，省长只是来过两次。你也是几年来第一位光顾的文职官员——包括我和拉姆齐。”
省长视察哨站防空洞的时候，范恩让我随其一同前往棚屋之间的小道参观一番。范恩说：“留心守卫！要想从他那里经过，他会很不高兴。可能都不让你离开。”但是守卫并没有拦阻我们。范恩说：“实在是太有趣了！上次来的时候，想要途经小道，他们死活不让。”让我吃惊的是，这个似乎很危险的地方与哨站的守卫只有几步之隔。走了几分钟后，我们遇到了省长及其卫队，他们从后面绕过来。范恩说：“这就对了，今天正好转了一圈。”
返回时，我们顺路带了几个完成思想教育培训的官员。他们乘坐直升机来临近村庄参加思想教育培训。培训结束后，原计划乘公交车返回，故此换上便服，把武器和文件丢在一边，唯恐被越共一眼识破，认出是越南政府官员。让越共的“公路间谍”绑架，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下午，三个越南陆军士兵离开时，就被沿途潜伏的越共所擒获。
我们驱车穿过新和村落。因为协和非常不安全，所以新和现在成为了村庄的中心村落。地区安全图显示，新和为“黑色”区域——“暂时安全”地带——因为白天这里设有越南政府官员。但是为了保护制糖场的安全，所有这些政府官员，包括村落首领，都会在每天晚上返回东河。我们的汽车缓慢地在一个沟渠里行驶，直至走到沟渠的尽头，然后又转头回来。范恩说：“官员们看到我们后非常惊讶。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看到任何与越南政府有关的人光临这里。”他们看上去真的很惊讶。但是当我招手的时候，他们会抱之一笑，然后也向我挥挥手。在一个地方，我们碰到了一群青年人，他们皮肤黝黑，约莫二十出头，正是参军的好年龄，但是并不是加入“我方”军队。范恩说：“你遇到的人，将来绝对是越共，”因此我拿起相机，照了张相。他们直起身子，对着我们微笑。范恩低声对我说：“很显然，他们和越南政府格格不入。”
与范恩一起走访（4）
又过了两个街区，我们来到了一个市集。我从车上下来，拍了不少照片，直到后来范恩鸣笛示意我上车。他说：“我们现在该走了；周围的人开始远离我们的车辆。”的确，雪弗莱轿车的周围留出很大一片空地。“我们出其不意，所以可以获得短暂的安宁，但是几分钟后，越共们就会做出反应。越共悬赏２万皮阿思特，捉拿美国人，人们现在已经开始考虑采取行动了。”
走访途中，有条公路，我们没敢走下去。在一个十字路口，范恩指着右边，告诉我：“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你顺着林木线走下去，百分之百会遇到越共。以前，一些波兰记者想要了解一下越共，他们就顺着林木线走了下去，果然遇到了越共。越共烧毁了他们的吉普车，扣押了这些人三天。但是他们拿到了震惊世界的新闻。”
我逐渐发现，不论是在村落还是村庄，对周边环境了如指掌的人，心中总会留有小小的路标。路标会指示他们：“左面发现越共——大约１０英寸，”“因为桥上埋有地雷，所以今晚或是晚上此桥封闭”，以及“越南政府免入”和“越南政府车辆在早上７点到晚上６点之间通行，其他时间仅供越共通行”（和华盛顿的街道一样，在早晨和晚上高峰期不同方向只有一条路线可以通行）。
在我走访期间，多数情况下，范恩会和省长恒中校一起吃饭。大部分食物和酒水均由范恩提供。范恩和恒私交甚密，他们常常在一起开诚布公地讨论公务，彼此十分尊重对方。但是恒是个压抑的人。回到西贡后的周四晚上，恒和他的妻子及七个孩子一起共进晚餐。席间，他讲了一个笑话。“厚义有２２万人，越共控制着其中的２０万。我不像个省长，相反却像个村落首领。”此时，他笑了，苦涩地笑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笑。
厚义如此靠近西贡，又有许多南越部队驻扎在那里，为何会出现上述情况？从表面看，这似乎纯属军事现象（后来我才知道，和争斗中的其他方面一样，该现象也有其政治根源）。让人费解的是，厚义省的越共如此猖獗，然而越南政府的大部队却无法找到他们，无法与他们进行正面交火。
驻扎在厚义的美国顾问曾对此做出解释（后来我自己也曾多次发现）。其一，所有越南政府的行动皆属捏造。本地民兵晚上从来不会离开哨站，主动出击。地区武装和驻扎在厚义的２５师也不会在夜间展开行动（其实就整个越南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越南陆军报告的所有小型军事行动以及所谓的夜间行动都是子虚乌有。（美国顾问深知这一点。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也从不上报。）其二，不论是小分队，还是大规模的作战部队都不会主动出击。他们从不利用情报信息，对越共发动突袭。其三，美国顾问告诉我，因为越共对总部和后勤部队的渗透，或是越南陆军通讯时的泄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常常会夭折。最后，４９师的一名美国顾问告诉我：“４９师总部常常会改变各团的作战计划——改变原来的初衷，撤掉拦截越共的部队，留出很大的空档——从而减少了接触的机会，使得越共有机会得以逃脱。”顾问们告诉我，总部“每日”会督促更改作战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下的方式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
两年前，范恩担任越南陆军第九师顾问时，就遇到了一模一样的作战方式。我早已获悉越南陆军的作战方式，根本无需范恩在走访时告诉我。我在哈伯斯塔姆的《深陷泥潭》一书中，读到了范恩对总部的抱怨，见识了他面对媒体时的直率。也正是他的直率，才和美对越军援司令部的保罗·哈金将军结下了过节；也正是这种直率，范恩回到华盛顿后，泰勒将军拒绝由其向参联会做越南问题例行报告，以致于1963年一个下午，范恩不得不从陆军退役。
1962年到1963年之间，吴庭艳一直害怕，陆军的伤亡会危机他摇摇欲坠的执政基础。当时各级军事指挥官很少按照能力任命，多数通过行贿获得领导一职（一般通过行贿和受贿，决定军官的任免和分配。各省内官员通过巧取豪夺，通过挪用美国所提供的资金和资源，为自己提供资金保障），同时兼顾他们对西贡政权的效忠程度。吴庭艳在军事政变中被谋杀后，南越政府并未有任何起色。威斯特摩兰取代哈金之后，也没有太大的改观，只是在1965年初期一味向越南大举派遣美国部队，从来没有想过改革南越陆军的军官任免和军事行动模式。
与范恩一起走访（5）
究其根源，这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是一种社会体制。因为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关注的是战争的结果，他们并不想推翻南越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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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访问的那段时间里，范恩告诉我，一个对他的思想有着深远影响的越南官员——陈玉召中校。范恩认为，陈玉召非常了解共产党，可能是因为他有第一手的经验吧！陈玉召和大多数我们所支持的越南军事官员不同，他曾经为法国作战。曾担任过营长，后来在对抗法国的斗争中，担任团政委。后来陈玉召成为了越南军事学院中的首批教官之一。1954年来到南越，加入吴庭艳的队伍。他的大部分家人，包括其弟弟，现在仍在北越。他弟弟是北越情报官员，和他级别相同。
非常有趣的是，陈玉召曾担任吴庭艳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后来在1963年佛教徒暴乱时，担任建和省省长。陈玉召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童年时代曾和1963年佛教运动的领袖智广一起修行。在建和担任省长一职时，陈玉召依照在越盟时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介绍了与越共抗争的方法，促使民众转而对越南政府提供政治支持。例如，他成立了冤屈调查组，奔赴各个村落，调查村民的冤屈，了解他们所支持的计划。
范恩带我去见陈玉召。陈玉召的英语口音很重，但是非常流利。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有一颗热忱的爱国之心，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诸多方面深表赞许。他特别提到，共产党很容易和农民打成一片，而且设身处地为他们谋福利。这些都是越南政府需要向共产党学习的品质，但是虔诚的佛教信仰使他和共产党背道而驰。陈玉召认为，越南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可以带领人民走上一条更为光明的大道。只有越南政府才会尊重越南的宗教和传统文化，才能给人以真正的自由。
陈玉召不仅是一名渊博的学者，而且还是一名英勇的斗士。越盟和吴庭艳都极为赞赏其作战时的英勇。他一直致力于在一些方面改进越南陆军。毋容置疑，越南陆军急需加以改进。尽管他欣赏共产党无畏的精神、严明的纪律和高度的爱国主义，可是他仍然坚信，有必要打击共产党，阻止其夺取越南。和其他熟悉他的人一样，陈玉召的矢志不渝使我更加坚信自己的信念——美国在越南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越南人的利益。一名勇敢坚定，思维缜密的越南人，一直在欢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
此前我曾提到，南越陆军领导阶层的涣散阻止了战争的进程。当时普遍流行任人唯亲的做法。南越并不是缺乏优秀的军官，而是陆军领导层拒绝提升现有的优秀军官。现在提升的军官不仅要有相当的背景，还要出身书香门第；而且还应该属于地主阶层。这也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可能和战士同甘共苦。法国人信奉天主教，吴庭艳和他的继任者一直继续着该传统。在陆军中，与陈玉召同级的军官及其他高层中，只有两个人曾经在越盟中工作过。陈玉召为越盟工作的背景，以及他的宗教信仰，使其根本无法晋升为将军。尽管他战功卓著，但也是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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