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者自述-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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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种鉴定的方法。在竞争地区，白天的时候，越南政府一般控制着当地村落，但是晚上时候，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些时候，如果白天没有越南政府的部队，越共也会出没在村落里，不过他们大多数是在晚上活动。实际上，越南政府白天“控制”村落，晚上由越共取而代之。这意味着越共可以定期征收税款，扩充部队，施以教化，甚至晚上在村落中过夜。平心而论，他们实际上就居住在这些村庄里。白天在卫兵陪同下前往各村落的政府官员对此毫不知情。越南政府可以在白天征收税款（田租），招募士兵，进行舆论宣传，当地的游击队的力量还不足以将越南政府一并赶出各村落，但是如果他们想要穿过村落，伏击政府正规军或是越南陆军的话，简直易如反掌。当地村民会给他们提供大力支持，绝不会对越南陆军透露半点儿信息。正因如此，他们才有恃无恐。总而言之，如果把这些地区称为竞争的地区和村落，就是在自欺欺人。实际上，这些地区均由越共有效地控制着。
我告诉与会人，会场前面的地图，很好表明了这一点：“该地图用颜色来表示我们控制的区域。”地图上的覆盖区域是指：“实施计划后，今年年底这些地区将归我们控制。我们希望告诉总统的是，蓝色区域正在不断扩展之中，马上就会有更多的蓝色区域。”
希望的泯灭（2）
我指着地图上的覆盖区，说道：“我们的计划是蓝色区域将从地图的这里扩展到这里。总统现在正试图断定这些计划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应该怎样向总统汇报呢？”
“其实应该告诉总统，蓝色区域绝对不会扩展。1966年，农村方面没有任何进展。”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越共对当地的安全状况构成了威胁，更重要的是，农民缺乏安全感，缺乏政府武装的保护。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向与会者讲述了最近十天以来，驾车在公路上行驶时的所见所闻。
在离西贡不远处，有座桥。一日早晨，驱车向西贡南部行驶时，我看到桥旁边的村落正笼罩在熊熊大火之中。一个村民告诉我，晚上的时候，越共会悄悄地返回村庄。大桥离村落很近，大约100码。从村里望去，可以清晰看见边上的大桥。我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分发给与会者，因为只有站在大火笼罩的村庄中，只有看到摄有大桥和村落的照片，才会切实体会到大桥和村落之间距离的远近。
提到该大桥，是因为南越陆军２５师４９团的总部就位于大桥桥墩下。大桥附近还驻扎着越南陆军的两个营，一个营驻扎在距离村落不到２００码的地方。村民和越南陆军告诉我，村落起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越共游击队的一个班，他们晚上常常会聚集在这个村落，所以驻扎在２００码之外的越南军队向村落发射了导弹和迫击炮，以致于整个村庄笼罩在熊熊烈火之中。村舍全部是用棕榈叶搭建而成，很快，整个村庄化为一片灰烬。
从来没有一个班或是一个排从桥下的总部冲出来，挑战村落中的越共士兵。越共不过是晚上在村庄里休息了一下，可是南越陆军居然毁掉了整个村落，炸伤了他的近邻。也许越共是出于某种原因，故意惩罚当地的村民。也可能是他们依据过去的经验判断，觉得村民和越南陆军之间狼狈为奸，故此决定借越南陆军之手，在当晚除掉这个村庄。也许是越南陆军的营长出于某种原因，想以此惩戒当地村民。但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最后受苦的还是村落中的村民。他们告诉我，越共的那个班，在攻击开始前，已经跑得无影无踪，根本没有任何伤亡。每个人都同意，是越南陆军首先开火的。
我不知道，此次事件中到底有多少人伤亡。村舍之间离得很近，所以几轮轰炸过后，熊熊烈火就可以从一个村舍蔓延到另外一个。任何一片村舍林立之处，都有大人和小孩在废墟中四处搜寻破碎的陶器和茶具碎片，寻找玩具和面目全非的照片。我把当时摄下的照片分发给与会者。村民个个神情沮丧，只有小孩们从废墟中找到一个玩具时，偶尔会眼睛一亮。
只有设身处地，方可见到此情此景。顾问不会进行汇报。十天以后，我查看了相关记录，但并未发现顾问对此的相关汇报。
我继续讲述十天来亲眼所见的另外两件事。我对绥靖计划援助建设的各个校舍进行了调查。我们按照非军事援助计划，为各个学校提供了水泥，但是我的所见所闻让这一切不攻自破。走在学校的地面上，会感觉自己的脚马上就要深陷在水泥中。要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在墙上或是地面上蹭几下的话，马上就会碎屑乱飞，时不时还会刮出一个坑来。这就是所谓的“水泥”——其实全是沙土。一个省的援助代表告诉我，美国国际援助署规定，为每个教室提供７５袋水泥。但是在实际建设时，每个教室才用了３０袋水泥。地区长官挪用了剩余水泥，把它们放在黑市上去卖，用于富人在西贡建筑自己的寓所。我在会上转述美国代表所说的话：“人们都知道这些水泥的去处。绥靖计划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民众又可获得什么好处呢？绥靖计划带来的背信弃义，挪用公款，收受回扣，假冒伪劣的建筑工程，会不会让人们对政府愈加失望呢？我们应该继续深究这些问题。”
和我聊天的其他顾问，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说，人们知道水泥的去向，知道这些水泥没有用于建设学校，造福孩童的事业上。他们也明白，美国政府对一切勾当了如指掌，但是美国对他们听之任之。越南人对美国和越南政府恨之入骨，所以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加入民族解放战线。的确，越共也曾摧毁了一些业已建立的学校。在公路边，在义勇军的哨所边，随处可见上述场景。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越共根本没必要攻击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早已摇摇欲坠。我把自己陷入所谓的水泥地时摄下的照片，连同其他沙土教室的照片一起分发给在座的各位官员。一切都可以在照片上看得一清二楚。微风轻轻吹过，就可卷起阵阵沙土。上个月刚刚才建设的教室，美国所施的恩惠，在我们的眼前立时化为乌有，消失得无影无踪。
希望的泯灭（3）
我所汇报的第三件事是有关一越共村庄的情况，该村庄由两个村落组成。这些村落由３８特种部队保护。３８特种部队，是按照美军特种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村落中走访时，我发现弹痕累累的墙上有一些标语。标语用越语写成，找人翻译过来以后，发现都是污言秽语。所有口号都是在侮辱美国任命的革命发展干部。标语全部都是特种部队所刻，墙上的弹痕也是他们所为。有人告诉我，特种部队的一个连长曾命令一个女干部和他同居，但是被女干部严词拒绝。领导让她保持缄默，顺从连长。她再度严词拒绝。因为该事件，革命发展干部和特种部队之间爆发了冲突，几名干部在冲突中死亡。那个时候，越共不断对特种部队军营发动攻击，座卧不安的特种部队，一怒之下，血洗了这些村落，许多村民惨死在他们的枪口前。特种部队抢走了村落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强奸了很多妇女，其中包括那名女干部。因为害怕特种部队，现在所有的干部都已撤离该处。３月２７日的早晨，正值我造访村落之时，我收到信息，村落中的村民已经跟越共接触过了，要求越共帮助他们打击作威作福的特种部队。
在报告快要结束时，我说道，我们应该告诉总统，物质支援、金钱和装备——诸如为学校提供水泥，为越南武装部队提供资金——不会收到任何成效。如果我们继续如此，美国就不可能达到既定的目标，也不可能占据任何主动。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改变现状，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就如何采取行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66年一年，总统不要希望看到任何进展。
当时，我竟然在总统派来的代表面前，和与会的军方人士针锋相对。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儿心惊胆寒。但是，十天以来，不辞辛劳，驱车在公路上考察之后，我觉得自己不能退缩。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追随约翰走南闯北，我才掌握了这样一张重要的牌：整个会议室中，只有我一个人曾经遍访各个村落，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和我同级的文职官员和军官中，还没有一个人可以依据自己的观察，就这些情况做出评述。再加上自己向来义无反顾，所以我的结论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威，使得他们无法肆意指摘。
令人欣慰的是，我很快发现，高官的反应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激烈，而且也不是那样深怀敌意。一位经验丰富的上校散会后，把我叫到旁边的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来，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你所说的全是事实。那都是事实。”他直盯盯地看着我，然后点点头，说道：“你很棒。”我点点头，然后我们一起起身，离开了会场。
我发言后，先前介绍情况的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将军起身发言，试图挽回一点儿颜面。他说，我所提到的都是事实。以前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领导下，一些越南陆军，特别是第五师，正在“不断进步”。
多少年以来，美国顾问（此前是法国顾问）一直保留着一种为上司排忧解难的法宝。将军的那番话再次展示了这种法宝的魅力。我指出，在一些地方，情况的确有所改观。“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他们改善的速度如何，幅度又有多大？是不是远远无法跟越共相提并论？到今年年底，是否会推翻我的观点，向总统汇报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我说，本人认为，这一切都不太可能。
——
七年之后，也就是1973年４月，面对审讯的我，正在向陪审团描述当日汇报情况时的情景。我的律师让我讲述越南的经历，但是我发现，自己在使用“我获悉”或是“我认为”这样的字眼时，或是提到自己所写的书面材料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反对。不过，我发现，原告很难对亲眼所见的情景，口头汇报的东西提出反对。所以我决定提及这次口头情况介绍，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想法，阐明改变自己的各个方面。
在讲到浓烟滚滚的村庄时，我顿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道：“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糟了。”依据当时的法庭记录显示，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整整一分钟，我喉头哽噎，实在无法继续。恢复常态后，我继续讲了半个小时，回顾了当时自己所介绍其他细节。审讯中的午餐时间，我走进被告房间，忍不住潸然泪下。
希望的泯灭（4）
被告团的其他人员离开了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