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者自述-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行动暴露和战争升级的风险性，使得官员对此都“矢口否认”——所以一旦提到了相关问题，高层官员就必须向参议院说谎，而且在撒谎之前，他们必须对撒谎的内容有个详细的了解，以便控制局势。
此后，南越与华盛顿之间的协同关系还远没有结束。上述计划批准后，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员威廉姆·威斯特摩兰将军随即要求批准并执行几个海上军事行动。于是我再次拿着这些计划穿梭于华盛顿各个高层之间。华盛顿批准一个攻击计划后，下个月定会在越南筹划实施，具体的时间视天气状况和海事情况而定。在华盛顿批准下次攻击计划之前，军援司令部会向华盛顿通告上次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８月２日星期天的会议上，约翰逊总统获悉，美国驱逐舰麦道克思号在白天遭受到了北越军舰的袭击，而当时会议正在讨论７月３１日突袭的成果，而且总统个人已同意在８月３日到５日之间发动下一次突袭。
８月４日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总统曾问道，“北越军队袭击我东京湾舰船，是否有意挑起战争？”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回答道：“当然不是。我们对他们的近海岛屿发动突袭，他们自然会进行抵抗。（原文如此）为了尊严，也出于自身防御的考虑，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他自然是指７月３１日的军事行动，可他的回答也适用于今天早上所谓的北越袭击事件。就在昨天晚上，美国还对越南大陆发动了突袭行动。尽管如此，几天后总统仍然督促国会通过决议案，仍然一如既往地称：“我们是在回应挑衅的侵略行为……”
８月７日，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该决议称：“总统，作为军队总司令，可以果断地采取必要措施，解除任何针对美国军队的武装攻击，阻止对美国的进一步侵略。国会对此表示赞同，并且会全力支持。当南亚共同防御条约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或是协约国要求美国提供援助，来捍卫他们自由的话，美国会依照总统的决定，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为其提供援助，包括使用武力。”
由政府起草的东京湾决议案，不仅语句含糊，而且涵盖的范围相当广阔，所以参议院中有人对该决议案深表不安。参议员韦恩·莫尔斯称，东京湾决议案是对北越的提前宣战。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希望可以继续避免美国军队直接介入军事冲突。一直在国会中负责东京湾决议的参议员富布赖特，也发现纳尔逊的修正案无可非议，而且按他的理解，正好表明了总统的外交政策。但是私下里，和富布赖特交谈时，约翰逊不断强调，他不会接受任何修正案。因为要解决白宫和参议院之间对议案的分歧，需要花上几天时间，这会延缓决议的通过，而且会破坏东京湾事件之后总统领导下的空前团结。就在这时，众议院宣布，通过４０分钟的辩论，全票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富布赖特希望参议院也可以全票通过东京湾决议。参议院投票的结果是８８比２，仅有参议员莫尔斯和欧内斯特·格里丁投票表示反对。富布赖特向参议院保证，在派遣地面部队之前，政府还会求得国会的批准。就他个人来说，是反对派遣地面部队的。政府也不想利用东京湾决议，改变美国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毕竟，总统曾保证，他不想扩大战争。
这周以来，所有听到的弥天大谎，我都可以在几天之内就理清事情的真相。唯有这个谎言，所花的时间却长了一点儿。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1）
自从1961年失望地发现越南问题以来，在此后担任国防顾问的三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做得很成功。其实要回避问题很容易。当时兰德公司分析家和华盛顿顾问工作的中心跟三年前的一样：亦即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避免大规模核战的爆发。自己南亚的简短之行也和上述工作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艾森豪威尔时期，曾认为所有战争都要诉诸核武器。虽然上次南亚之行也同时对有限战争中常规武器的研制和发展进行了研究，可对我来说，那只不过是附带研究一下而已。我所关注的问题还是遏制苏联核打击和避免核战的爆发。从越南回来后，我再次投身到对核战的研究之中。尽管有些时候，华盛顿的很多官员邀请我参加政策讨论，就外交政策品头论足，但主要是针对核武器和核威慑的，没有人让我谈论对于越南政策的想法，那可不是我的专长。因此我也就不亦乐乎。
1964年中期，我接受邀请，离开兰德公司，加入了国防部，我的职责就是协助高层官员制订对越政策。这里需要着笔说明一下。并不是我对越南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也不是我对越南问题的前景再一次充满了希望，恰恰相反的是，开始工作几周后，美国驻西贡使馆发来的机密电报令我对局势的发展更为失望。这自是在情理之中。但为什么如此多的政府职位，我偏偏选中了这个职位，每天还得应对这些压抑的电报？腐臭变质的鱼又是如何落入我手中的呢？
依我看来，罪魁祸首还是自己的研究工作。六年前，我所从事的有关避免核战的研究，再次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极端。表面上看，两者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不然。从越南回来后，我并没想到自己会在五角大楼一周工作70个小时，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使得国家陷入了这场战争之中。越南之行前，我一直在为大规模核战做准备。有鉴于自身的背景，研究核战实在是有违常理。从事核战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因为我——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儿——就极为厌恶轰炸平民的行为，极为痛恨核武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我现在还心有余悸。上述观点并不是人过中年后的心得，它们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激荡，推动着我最后对越战做出惊人的反响。
我１９３１年出生于芝加哥，父亲是位结构工程师。五岁那年，全家迁到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几年后，又迁往底特律。十岁那年，收音机报道日军空袭珍珠港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父亲正在工厂中制造轰炸机。两年之前，电影和广播报道中的法西斯轰炸场景我还历历在目，而遭受轰炸的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以前观看的电影片断中，常会出现法西斯轰炸华沙时的情景；也常常会看到德国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对难民家庭进行狂轰乱炸，甚至连路上的孩童也不放过；夷为平地的鹿特丹市中心，还有伦敦的闪电战也常是电影描述的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昭示出法西斯罪恶的本性。对妇幼的轰炸，罪大恶极，不可理喻，甚至德国的侵略，闪电战和战前对犹太人的清洗（我对二战时候的种族清洗一概不知）也无法与此相提并论。（尽管我的父母都出生在美国，在丹佛长大，家中无人是教徒，但是我的祖父却是犹太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父亲早年丧偶，后来娶了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母亲是个信奉基督教的科学家。她和父亲从小就认识。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就随着母亲开始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父亲告诉我，我们是犹太人，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却不能算是“犹太人”。我从小就信奉基督教，家里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在父母的眼里，甚至是在法西斯的眼里，我们还是百分百的犹太人。）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时，我正在上小学。事件之后，我们常常会进行空袭演习。一次，老师给我们放了一段有关伦敦闪电战的电影片段。同时，拿出一个燃烧弹模型。模型不大，也不长，通体呈银色。作战部队用这种炸弹引起大火，加速火势的蔓延。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镁炸弹，发出的火焰，用水是无法扑灭的。只有使用沙土，使其与氧气隔绝，方可扑灭燃烧弹引起的熊熊大火。正因如此，每间教室里都放了一大桶沙子。我们还在每个窗户上挂上窗帘，拟作灯火管制，在各个大楼里设了空袭预警人员。在当时看来，日军轰炸机轰炸底特律的机会微乎其微，所以这样布置，就是为了让大伙体验战争。但是镁炸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类居然制造发明这种耸人听闻的燃烧物质，然后活生生地投向其他人，简直让人不可思议。而且这种燃烧物质又不易熄灭，一点点就可把常人化为灰烬。我当时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向孩童投掷燃烧弹。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2）
随后的电影片段显示，美英战机勇往直前，飞过德军的防空炮火，向德军目标投下大量的炸弹。我不知道，美英联军投下的燃烧弹，是不是跟我们课堂里所见的相同，是不是也是那种可以把人化为灰烬，很难熄灭的燃烧物质，是不是也是由白磷或是凝固汽油制成的那种。面对铺天盖地的轰炸机，面对汉堡、德累斯顿和东京的熊熊火焰，地上的人们又是如何呢？从电影上，我们无法感受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不过我们相信，而且老师也告诉我们：在诺登投弹瞄准器的帮助下，我们的精确轰炸只针对军工厂和军事目标，尽管有时也会误伤平民。英国领导人告诉民众，英国的夜间“区域”轰炸，也只是针对军事目标，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英国曾故意发动针对平民的恐怖性轰炸，但是官方通过保密、撒谎，把事实真相全都掩饰起来。美国在后来袭击德国，轰炸日本时，也曾采用过恐怖性轰炸。
在轰炸日本的城市时，我们的行径和法西斯有什么区别呢？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考虑该问题，但是后来我碰巧学习了美国战略轰炸史，对美国的战略轰炸有了更为详近的了解。我得出了一条令人信服的结论：亦即对军工厂的恐怖性轰炸和“精确”轰炸并没有缩短战争的进程，但是按任何标准评估，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战争罪行，是我们犯下的战争罪行，而不是纳粹犯下的战争罪行。在广岛和长琦投下的原子弹，毫无疑问，针对的就是无辜百姓。正是出于上述原因，使得我在二战结束后，对拥有核武器一直保持着一种复杂的心理。核武器变成了恐怖性轰炸的首选工具。随后从事的研究还告诉我，永远不要相信那些鼓吹战略轰炸的人。然而，十五年后，我发现自己正在起草作战计划，而该作战计划很有可能就包括运用热核武器，实施报复性军事行为。
自相矛盾的是，去越南之前，我和其他美国人一样，是一个“鹰派人物”。这并不是因为我和父亲一样，从小就是保守派。我是一个支持冷战的民主党人，一个自由派。我尊敬弗兰克林·罗斯福，对他的新政和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深表赞赏。我信奉团结和民权。产生上述思想，主要是得益于我的表兄哈里，他长我１１岁。经济萧条时期，他曾一度很是激进。在我上初中时的一个圣诞节时，他送给我一本经济类图书，使我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兴趣。我当时正在布卢姆菲尔德上学，享受全额奖学金。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父母都是汽车公司的总裁，这些人都是站在斗争的另一边。1948年6月，我毕业时，心目中的英雄是沃尔特·鲁瑟，那时我很想加入汽车工人联盟，所以在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我到一家汽车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１７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