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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红楼望月 作者:刘心武-第35部分

小说: 红楼望月 作者:刘心武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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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水”近“红”
  我不喜欢《水浒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不喜欢有增无减。当然,《水浒传》作为一部古典名著,我对它是尊重的。《水浒传》从艺术上说,结构严谨,语言生猛,主要人物性格鲜明,白描处出神入化,渲染处酣畅淋漓,光是记诵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便能获得极大的乐趣。但是,总的来说,《水浒传》让我产生一种虽敬之宁远之的阅读心理。
  说《水浒传》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宋江是投降派,梁山好汉不该为朝廷去征方腊,这些政治家的评说,我在听到之前,简直不曾从那角度有过一丝半点的思绪。我读《水浒传》,只感觉到这本书跟《红楼梦》太不一样。《水浒传》只承认那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他们本是天上星宿,所谓“天罡”与“地煞”)的生存价值,他们所反对的大官,或大地主,似乎也还有些个价值,起码是负面的价值,可是一般的个体生命,也就是占社会总人口中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平凡的人,过小日子的小人物,在这本书里常常是一钱不值的,无价值的,忽略不计的。梁山好汉开店,是随便杀人剁成肉馅包子卖的,除非他们动手杀人以前,及时发现你是江湖上大名流传的好汉,那才会给你解缚,甚或倒头便拜,随之称兄道弟;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客商旅人,那就一定会被不眨眼地剁成肉泥,即便碰巧他们不缺人肉,不把你麻翻杀死,那他们也会若无其事地把人肉包子卖给你吃,让你成为“人吃人”的一员!至于梁山好汉为了私刑解决一己恩仇,或为了某一具体苦主抱打不平,或为了其哥儿们劫法场,他们除了杀坏人,杀贪官污吏,也会很随意地连带杀掉一些普通的人、无辜的人,像李逵就常常一时兴起,挥动一对板斧,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路砍去,那被砍下的头中,恐怕是无辜者的比坏人的要多得多。《水浒传》毫不尊重、怜惜普通的个体生命,读来令我心中闷闷。我从来自知属庸常之辈,是芸芸众生中一员,虽竭力愿好,却不可能成为英雄豪杰,所以设身处地一想,便不禁冷汗淋漓——作为一名老百姓,落在贪官污吏或恶霸地痞手里固然是惨事,但旅行投宿落在梁山好汉所开的店里,岂不也万分恐怖?《水浒传》不反“当今皇帝”,这是无可辩驳的;但《水浒传》中的好汉们征方腊,究竟有多大的“不对”?方腊究竟好在哪里?其所作所为究竟给当地的黎民百姓带来了多少好处?恐怕是一个可以讨论(而不是不容讨论)的学术问题。方腊取胜,不也就是一个“当今皇帝”?他若任命一个太尉,也一定要从一己的好恶出发,未必就比高俅辈强。宋江等征灭方腊,也无非是扑灭了一个潜在的新皇帝罢了。
  “红学”前辈周汝昌先生有个观点,认为曹雪芹在艺术构思上受了《水浒传》很大的影响,《石头记》(即《红楼梦》)最后也是要为“脂粉英雄”立榜的,不过那是“情榜”,也是十二人一组,先三十六,再七十二,整个儿也是一百零八之数,只可惜现在这部分草稿已然失传。这有一定道理。虽然艺术上有这种承继关系,思想内涵上,《红楼梦》却与《水浒传》大相径庭,《红楼梦》不仅蔑视皇帝、痛诋“国贼禄蠹”,而且不以成败,也不以出身地位的尊卑贵贱论英雄,在曹雪芹笔下,个体生命,尤其是女奴的个体生命,闪烁着生命的尊严,并且通过主人公贾宝玉之口,公开发出了“世法平等”的呼吁,读来令人深思,使人振奋。当然,《水浒传》比《红楼梦》要早四百多年,时代不同,我们不好硬比,更不能苛求。《红楼梦》之所以有“人本位”(个体生命本位)的思想萌芽,之所以连刘姥姥的外孙子板儿,以及偶一闪现的农村纺线女“二丫头”,笔下都充满着呵护爱怜、尊重祝福之情,那是因为时代已经发展到了那一步,而作者曹雪芹又自觉地站到了时代思潮(或者说是潜思潮)的前列。
  我经常翻阅《红楼梦》,一再反刍,好比是终身好友,与之亲密无间,而对于《水浒传》,我懂得那是一本必读书,是一种不能不知晓的常识,好比是随时可去求教的严师,就我这个体生命而言,远“水”近“红”是一种性格的必然吧!
  
  
  食“红”不已
  正因为我不通外文,所以,我读外国作家作品的译本,等于是读了两个人的著作——外国作家给了我人物、场面、故事、氛围……或许还有思想,翻译家则给了我中文的语感。读译著,可以吸收的营养是很多的,却不大可能吸收到原著在语言上的精华。因为自己是从事写作的,所以越来越意识到,文学既然是语言的艺术,那么,自己阅读中最应该重视的营养源,只能是地道的中国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又由于当今已是白话文的时代,所以中国古典作品里,经典的白话作品又比文言作品更具易于吸收的营养;基于这样的认知,近年来我特别热衷于研读《红楼梦》。
  《红楼梦》仿佛西方那具陈列在法京巴黎罗浮宫的希腊古雕维纳斯——曾经是完整的,或基本是完整的,却未能完整地传世。但是,那具米罗的维纳斯不因断臂而失美,甚至于,无论现在的雕塑家如何将其“复原”,哪怕有一千种殚精竭虑的方案让我们从容过目,恐怕我们也总难首肯。同理,《红楼梦》也不因传到今天的真本只有八十回(严格而言尚不足八十回,这里不作精确陈述,以免烦琐),而失却其特异的魅力;尽管根本与曹雪芹不相干,比曹雪芹晚生了二十多年,又在曹雪芹谢世二十多年后才着手续写的高鹗,他那后四十回现在流传甚广,也有人激赏,但其实是违背前八十回主旨的,许多像我这样的读者,对之是根本不“感冒”的;其余的续作,则连引出广泛的注意也达不到。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文本,已成了我日常的精神食粮,是我吮吸中华文化精髓的最重要的管道。从写作角度上来说,《红楼梦》的文字本身,给我的启示尤多。构成《红楼梦》的方块汉字,不仅连成词句段落时读来声韵优美,而且,那字形本身,就仿佛一幅幅小巧的图画,引出我丰茂的想像与思绪,最突出的例子,比如“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此回目取庚辰本,不按通行本,下同)一回里,写到妙玉拿出两个珍贵的茶具,一个是爮爮斝,一个是杏犀,你细赏那字形,多有意趣!拼音文字怎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西方文学里,比如乔依斯的《尤里西斯》,有的篇幅里完全没有标点符号,我们这边有的人叹为观止,其实,中国以往的文学向来没有现成的标点,文言文不消说了,就是《红楼梦》,何尝要什么标点符号,阅读者自己边读边断句就是了。《红楼梦》的断句,也常产生歧义,比如第二十八回里提到几种药名,“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就有人点为“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但其实恐怕正确的断句应是“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读中国自己的古典,边读边断句,是一大乐趣。方块字还可以产生“折字”效果,比如“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这是“游幻境指迷十二钗”一回中,暗示香菱结局的句子,“两地生孤木”,折为“桂”字,香菱后来果然死在了夏金桂这个恶女人手里,对此人们似无歧义。但暗示王熙凤结局的“一从二令三人木”,究竟该怎么理解,可就众说纷纭了。这种纷纭的理解和争议,也增强了阅读《红楼梦》的兴味。《红楼梦》充分利用了方块字既可以“谐音影射”又可以“图形暗示”,以及“连锁喻意”的特点,营造出丰富的意象,仅第五回里,就接连出现“离恨天”、“灌愁海”、“放春山”、“遣香洞”、“千红一窟”茶、“万艳同杯”酒……触眼叩心的字眼;全书又特别善于运用“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一击两鸣”、“背面傅粉”、“金针暗度”、“柳藏鹦鹉语方知”等叙述策略,把我们祖传的方块字那无穷的魅力尽兴发射,越二百多年至今仍令阅读者心醉神迷。
  以上所说,自然还只是一些皮毛。常食“红”餐,从其方块字里获得的营养,当然不止这些“微量元素”。且不说《红楼梦》里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其用简洁而生动的文字塑造人物这一点来说,那真是了不起。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用墨颇多,不好用来作“简洁”的例子,但最近我重读前八十回中关于妙玉的部分,有震惊之感——其中妙玉直接出场,只有两个半回,第七十六回下半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主角是林黛玉和史湘云,后来有妙玉出来为她们把联诗续完,只能算是一段“妙玉别传”;要说“妙玉正传”,那只有“栊翠庵茶品梅花雪”这半回,与妙玉有关的文字,仅1325字(现存各抄本字数相同),其中妙玉开口说了十句话;仅仅这样的一些文字,一个性格放诞诡僻的女性形象已跃然其上,使阅读者过目难忘。需知,这不是文言,而是白话小说,问自己:能用1325字的白话写活一个人物么?回答是:还不能。既然不能,那就该好好揣摩:曹雪芹他怎么就做到了?
  于我而言,今生今世,要食“红”不已,而且要采取细嚼慢咽、来回反刍的食法,以从这个最重要的食物源中,尽可能获得最多的滋养。这当然不意味着我就不读包括翻译文字在内的其他文字了,而且,更不意味着我认为其他的作家必须阅读《红楼梦》,尤其不意味着非得别人也像我那么样激赏《红楼梦》。
  
  
  伦敦弘红记
  因为看到拙著《红楼三钗之谜》,英中文化协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四家机构邀我去作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报告,我虽不才,但人家确实是出于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雅意,便高兴地取道巴黎,乘坐高速列车,仅用三个小时,就穿过海底隧道,抵达了伦敦。甫下火车,在驶往下榻处的汽车上,东道主就把他们安排的活动日程表拿给我征求意见,上面除了我的演讲、欢迎酒会等节目外,最突出的就是去斯特拉特福参观莎士比亚故居,并在泰晤士河畔的环球剧场观看葡萄牙剧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演讲,对象是汉学家和博士生,无需翻译,且可从容讨论。我把自己书里的一个看法强调出来:在中国,莎士比亚及他的主要剧作如《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已进入了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们的常识范畴,在大学里,即使是理工科的学生,如不知道莎士比亚或说不出至少一个莎剧剧名,也会遭到讥笑。但是反过来,在英国,曹雪芹和《红楼梦》不仅未能融入其普通人的常识范畴,就是大学里的文科生,只要其专业不是中国古典文学,不知道曹雪芹和《红楼梦》也是一桩无所谓的事。两种文明里旗鼓相当的文豪巨著,在交流中却不能获得等量的效应,原因何在?有否纠正这一偏差的可能?我在中国只是一个非专业的《红楼梦》研究者,我的“红学”论著更仅是一家之言,到英国的演讲由于时间的限制怎可能把曹雪芹与《红楼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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