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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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其实他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充满爱心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散文的人，都会有同感。季羡林还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他曾经说过：“我认为，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凡是与季羡林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为别人着想的比例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而为自己着想的比例则远远低于百分之四十。从这出苦涩的爱情悲剧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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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梵文学界的殿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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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几篇论文
季羡林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就不再是学生了。他办完了退学手续，便成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他已经不再需要跑着到处去上课，只是有时到汉学研究所去给德国学生上课。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他的博士论文开辟的道路前进。他需要的书籍，在学校大图书馆里都有，借阅也十分方便。除了肚子饿和空袭外，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五年内，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里，用德文写出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的院刊上。这些论文奠定了他在世界梵文学界的崇高地位。每一篇都有创见，直到今天，还不断被人引用。因为这几篇论文谈的都是有关梵文的非常专业的语法问题，一般人都不懂。可是季羡林最初的这几篇论文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又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只好将他自己著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有关这几篇论文的内容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一、《吐火罗文本的〈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
博士论文结束以后，我当时正在跟Sieg教授读吐火罗文。第一篇读的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我那时整天翻看汉译《大藏经》，首先发现，我们正在读的吐火罗文在《大藏经》中有多种平行的异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汉文以外，在许多其他的语言中也能找到与吐火罗文故事相仿的故事，比如藏文、于阗文、梵文等等。Mahavastu中就有这个故事。吐火罗文残卷残得非常厉害，解释起来非常困难。同一故事，同一佛经，倘能在其他我们能读懂的文字中找到哪怕是内容接近的本子，对于读通吐火罗文也会有极大的帮助。Sieg和Siegling之所以能读通吐火罗文，主要使用的也是这种方法。但是，找这种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异本也并非易事，有时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在读《福力太子因缘经》时，因为我对汉译佛典比较熟一些，所以我找起来就比较容易。拿这一点来要求西方的吐火罗文学者，是不公平的、不切实际的。在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汉文异本，有的与整个故事相同，有的同大故事中的小故事相同或者相似。原来吐火罗文中有一些不认识的字，经过同汉文一对比，立即可以认识了。我只举几个例子。《吐火罗文残卷》中Prachtstucke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其中No。l，反面第一行lyom，原来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确切知道它的含义是“泥”。反面第三行isanas，原来也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比，可以肯定它的含义是“堑”，也就是“护城河”。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都是多少年来让两位学者迷惑不解的。现在一旦有了汉文的平行异本，困难和迷惑就涣然冰释，豁然开朗。这一位已届垂暮之年的老教授，其心中狂喜的程度概可想见了。他立即敦促我把找到的资料写成文章。我从汉译佛典中选出了一些经文，译成了德文，加上了必要的注释。这样对以后的研究者会有很大的好处。
二、《中世纪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u的现象》
我在阅读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时，在不少地方发现语尾…am变成了…o和…u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音变。于是我就留意搜集资料，准备做一番比较彻底的探讨。我在阿育王碑铭里找到这个现象，在比较晚的佉卢字母（一种由右向左写的字母）写成的碑铭里，在中国新疆尼雅（Niya）地区发现的俗语文书里，在和阗俗语里，在DutreuildeRhins所搜集到的残卷里，在用混合梵文所写成的佛典里，在Apadhramsa里，甚至在于阗塞种语、窣利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文）等等里面，都发现了这种现象。这个音变现象延续的时间很长，传布的地区很广，很值得深入研究。
我在这里顺便插入一段话，讲一讲确定印度古代俗语的地域的办法。根据HeinrichLucers在很多文章中讲到的观点，我认为，比较可靠的确定地域的办法是利用阿育王碑。Luders说，阿育王统治的版图，在印度古代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制定了一些敕令，其中多半是一些道德教条和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规定。他命令大臣用他的首都所在地的东部的方言写成敕令，他不用梵文。Luders称阿育王使用的语言为“古代半摩揭陀语”。这种方言显然不能流通于他所统治的天下，而他偏又想使所有地域的人民都能明白他的敕令的内容。于是他就让人把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敕令翻译—…有时候并不是严格的直译—…成各地的方言，刻在石碑或石柱上，便于普天之下的臣民阅读。因此，他在全国许多地方所竖立的石碑的语言是不同的。把这些不相同的语言—…本来是来自同一种语言的—…排列在一起，其不同之处昭然可见。用这种办法来探讨各地方言语法特点，是行之有效的，是无可非议的。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确定语尾…am变为…o和…u的地域性的。读者如有兴趣，请参阅《印度古代语言论集》l89页—19O页我所列的表。看了这个表，就一目了然。…am变成…o是印度古代西北部方言的特点。事实俱在，事实上是无可争议的。这个方言特点从印度西北部一直传布到与之接壤的中国新疆，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在这一篇论文里，非常慎重地、非常细致地考察了几种佛典，比如《妙法莲华经》等等，从中找到了证据，证明一些佛典由原来的古代半摩揭陀语向西北方言转化，然后或者同时梵文化。具体的叙述，请参阅那一篇论文。我自谓，自己的做法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似乎是无懈可击了。然而以美国梵文学者爱哲顿（FranklinEdgerton）为代表的几个不同国家的梵文学者却提出了异议，不同意我的说法。研究学问有异议，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真理愈辩愈明，不要怕争论，不要怕异议。但是，古今中外都有一些学者，总想用从鸡蛋里挑刺的办法，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在…am＞o和u这个问题上，爱哲顿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可惜他的论证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矛盾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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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梵文学界的殿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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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āliāsīyati
这是一篇比较短的论文，但是对巴利文āsīyati这个词的来源，却做出了可以肯定是正确的答案。许多巴利文学者都对这个词的来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目光都为巴利文所限。我是第一个冲破这个限制的。我在混合梵语里找到了这个词，而且根据上下文，提出了我的看法。
四、《应用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以断定佛典的产生时间和地区》
这是我在哥廷根大学继博士论文之后最长的一篇论文，用了我几年的时间。……我原来并无意写这样一篇文章。但是，多少年来，在阅读许多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时，我逐渐注意到了不定过去时这个通常并不太常见的语法形式，做了一些笔记和卡片。积久渐多，综合起一看，顿时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可做。于是就对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形式认真严肃地注意起来，仔细阅读，特别注意不定过去时。有的同一部佛典，最初的文本可能只有一种，后来由于梵文化的原因，文字有了改变。专就不定过去时而论，有的被保留下来，有的就被替换掉。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语法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是我要探讨的问题。
有不少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明显地可以分出两种文体来：早一点的和晚一点的。佛典的编纂者几乎都“代圣人立言”，把自己编的经说成是“佛说”的。《大藏经》里面有大量的“佛说这种经”、“佛说那种经”，都根本不是“佛说”的。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一个和尚在写一部经，他眼前有现成的古本，于是他就从古本抄一段，自己又加上一段。他就这样编下去。如果他肯用一点心的话，他至少应当把书本的文体和他自己的文体统一一下，把分歧很大的地方抹抹平。但是有时这一点力他们也不想费，尽量抄开，抄开。因此有不少留传下来的佛典在文体上有明显的分歧。要区分新旧文体，易如反掌。
在佛经中还有一种情况：有时，一段古经——即使是古经，也很难说就是从“原始佛典”（Urkanon）抄来的。关于“原始佛典”的问题，有人主张有，有人坚决否认，我属于前者…后来被许多用不同文字纂成的佛典辗转抄录，抄录一遍，文字改动一点。改动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方言的不同，有的是由于地域的不同，有的可能就属于“梵文化”的问题。不管怎样，文字反正是改动了。如果细心注意这种改动，就能发现一些新问题。
我注意到了这种改动了，我发现新问题了。新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不定过去时的改动。我的探讨是从Mahavastu开始的。H。Oldenberg写过一篇关于Mahavastu的论文。他明确无误地在这一部佛典中分出了两种文体：一老，一新。证据确凿，无可怀疑。我从中引了几段，用与之相对应的古本，比如
Mahavagga、Dighanikaya等来对比。结果是，新本里面几乎没有不定过去时，旧本里则有不少。这些老本里面的不定过去时，到了新本里，则被其他形式所替代，有的是过去时，有的是未完成时。这同样的现象我又在其他佛典中发现，比如Divyavadana、Lalitavistara等等。之后，我又考察了许多佛典，包括巴利文佛典、大乘佛典在内，专门探讨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现象。结果是一样的。我的结论是：老的佛典中不定过去时多，而新的佛典则少，甚至根本没有。
以上讲的是时间问题，佛典产生的地域有没有问题呢？我的极其肯定的回答是：有的。这里就牵涉到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有没有所谓Urkanon（“原始佛典”，Luders常用这个词）呢？西方梵文学者对此有完全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派说有，一派说无。前者的代表人物是HeinrichLuders，后者则以一部分德国学者和一部分法国学者为代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我自附于Luders一派。真理并不决定于人数的多少，有时候，特别是一种新学说初出现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两人手中的。我认为，Urkanon就是如此。Luders曾在很多地方讲到“原始佛典”的问题。他逝世后由他的徒弟，我的老师Waldschmidt把他生前想写而且也确实写成了关于Udanavarga的文章（此文由于战争关系已丢失）的侥幸留下的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