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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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季羡林给胡乔木发出回信后不久，一天，胡乔木亲自来到翠花胡同拜访季羡林。两个老朋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肚子里有说不完的话。两人在详细商谈了东语系扩大的问题后，胡乔木特意告诉季羡林：“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胡乔木是个细心人，他没有称“毛主席”，而是用了“毛先生”这个词儿，是考虑到季羡林当时可能还不习惯说“毛主席”所以才这样说的。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表现出胡乔木对季羡林的尊重。
就在胡乔木拜访季羡林后不久，这三所大学的师生便合并到北大东语系来了。
据《北京大学记事》载：
“1949年6月，奉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之命，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合并到我校东方语言文学系，同时中央大学边政学系的两位教师调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1951年1月26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学：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送100名青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印地、蒙古、维吾尔、阿拉伯、越南、暹罗、缅甸、日本、朝鲜及西南少数民族语文，以培养少数民族及东方语文方面的革命工作干部，学习期限4年，学习期间按学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由中央统一分配。这批学生预计今年2月底以前报到，请北大做好学生入学准备工作。”
这批学生按时来到北大，进入东语系学习，东语系得到进一步扩大。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阶段，东语系一跃而成为北大最大的系。仍据《北京大学记事》载：
1952年8月25月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全校教师讨论的情况，编制“新北大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方案如下：
……
十、东方语言学系
专业：
1、蒙古语（教师2，学生3）
2、朝鲜语（教师4，学生31）
3、日本语（教师4，学生45）
5、暹罗语（教师4，学生39）
6、印尼语（教师8，学生67）
7、缅甸语（教师3，学生28）
8、印地语（教师6，学生45）
9、阿拉伯语（教师5，学生27）
总计：教师42人，旧生324人，新生30人，保送干部12O人。
这时东语系的师生总数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第二位是西方语言文学系502人，第三位是物理学系435人。
东语系不但成为北大最大的系，而且是当时全国惟一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过去只有几个人，门可罗雀的东语系，一下子变得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季羡林的“政务”顿时大大地繁忙起来。他要处理系里日常的教学工作，参加各种会议，接待内外宾客，安排全系教师和学生的食住问题，甚至新生入学时他都要去前门车站亲自迎接。他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还感到时间不够。这时，他连坐在红楼前长板凳上吃碗豆腐脑的时间都没有了。每天早晨，他匆匆忙忙来到学校，在校门口卖烤白薯的摊上买一块烤白薯，边走边吃，便是一顿早餐。中午有时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有时干脆事先买两个烧饼放在办公室，中午休息时，两个烧饼就一杯热茶，午饭便解决了，然后继续伏案工作。好在这时他的女儿、儿子都已经上了大学，济南老家有婶婶和妻子照顾，他每月按时寄钱回家，日子过得平平安安。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
东语系空前壮大（2）
…
除了东语系的工作外，季羡林还成了一名热心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是筹建北大教职员联合会（即后来的工会）的活跃分子。可是，到了真正组建教职员联合会的时候，却遇到了未曾料到的极大的阻力：北大的工人反对同教职员联合。当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教职员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怎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这岂不是颠倒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地位！幸而当时一位高层领导人发了话：“大学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有了“上头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顶。北大工会终于成立起来了。季羡林先后担任过北大工会的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1952年北大由沙滩迁往西郊后，又担任过北大工会主席。他这位“资产阶级的教授”竟然领导北大工会好几年时间，今天看来，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说明季羡林当时的工作是颇得人心的。由于担任北大工会的领导工作，季羡林在北大名声大振，不但全校的教职员熟悉他，就连北大的工人也都认识他。当时季羡林万万不会想到，为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多被批斗了许多次，而且成为北大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最好例证。他说：“这是对我非圣无德行为的惩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此是后话。
1951年，季羡林又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他的工作更加繁忙，参加的会议更多起来。人民代表的任务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在人民与政府间起到桥梁作用。
据《北京大学纪事》载：
“1951年3月9日下午，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内容：北大参加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钱端升、季羡林等传达市人代会的决议，并详细报告了大会对北大所提出的39个提案的处理经过。师生们听到自己的意见被提到大会讨论并有了结果，都感到兴奋、满意。”
由于工作热情太高，担任的职务太多，季羡林陷入了会议的漩涡之中。这使他既兴奋又有点为难。他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说：
我本来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
三四十年后，经过各种会议的千锤百炼，季羡林已经从一个害怕开会的生手变成了开会的行家里手。他曾对人说过：我现在的专业是开会，专门化也是开会。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教授。
凡是同季羡林一起开过会的人，都会知道他参加会议的几大特点：一是提前十分钟到会场，决不迟到；二是发言不说空话、套话，言简意赅，说完就完，决不拖泥带水；三是语言生动有趣，偶尔说几句诙谐幽默的话，引得哄堂大笑，使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四是他主持的会到点散会，决不拖延时间，让与会者都能准时吃上饭。
从1949年到1951年的两年间，季羡林整日忙忙碌碌，在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和会议的漩涡中度过。在百忙之中，他还抽出时间，和曹葆华一起翻译了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长文在《新建设》上发表。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踊跃捐献支援志愿军。季羡林当时身无余财，便找来一本外文资料，同陈玉龙先生一起翻译，发表后将稿费捐献。这些行动表明了季羡林在解放初期，对马列主义和新政权的积极态度。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不但不觉得劳累，反而感到生活很充实，很兴奋，认为自己是真正地在为人民服务。
…
洒满阳光的日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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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中国政府决定派出建国后第一个大型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正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在拟定代表团名单对，他又想起了季羡林。他了解季羡林长期从事印度语言文化研究工作，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北大东语系主任，是这个代表团的理想成员。他立即征询季羡林的意见，问季羡林是否愿意参加？季羡林一接到胡乔木来信，立即表示非常愿意参加。季羡林研究印度语言文化多年，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天赐良机，岂有拒绝之理？于是季羡林成了代表团团员，随团出访印、缅两国。这是他建国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尽管他后来曾多次出国访问，到过三十多个国家，也曾几次重访印度、缅甸，但是这第一次的出国访问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兴奋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对他思想震撼最大的一次，使他终生难忘。
季羡林本来是个很怕见官的人，更讨厌摆官架子的人，对官场那一套低级庸俗的东西深恶痛绝。他这脾气，在前一章叙述他归国途中的遭遇时已经提到过。但是，季羡林一生中都避免不了要同官场打交道，他对官也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对策。他说：
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
——《怀念乔木》
事有凑巧，解放后，季羡林年轻时的两位好朋友胡乔木和乔冠华都做了大官，而且官越做越大。这南北两个乔木，都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到后来，一个执掌意识形态大权，一个执掌外交大权，名满天下，权重一时。如果是一个官迷，碰到这种情况，可就是碰上了向上爬的绝好机会，只要多跑两趟，跑出个官来当当，是绝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季羡林不是这样的人，他对“二乔”，不但不趋附，反倒退避三舍，有意回避，以避攀附之嫌。
季羡林同胡乔木本来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胡乔木几次主动征求季羡林的意见，还亲自到季羡林住处拜访，没有半点官架子，这使季羡林觉得他不属于那一类低级趣味的官，两人的联系便比较多起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但多半还是胡乔木主动来看季羡林。1993年，胡乔木去世后，季羡林写了一篇悼文《怀念乔木》，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并且表达了自己对胡乔木的看法，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胡乔木的看法相左，颇引起过一些议论。
不管怎样，季羡林还是认为，这次能够有幸参加代表团出访，与胡乔木的举荐是分不开的。他说：“这次出访，当然要感谢乔木。”
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多是文化界的名人，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丁西林任团长，团员有：郑振铎、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冯友兰、季羡林等。秘书长是刘白羽。明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