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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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当中国共产党人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自己却躲在万里外的异邦，追求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他感到自惭形秽。他没有脸面在革命胜利后申请入党，因为这有“摘桃派”的嫌疑。这种在一般人看来近乎“迂腐”的想法，在季羡林看来却是事关品质、道德的大事，这使他在申请入党时犹豫再三。这种想法恰恰反映出季羡林性格中诚实、质朴，甚至天真的一面。
　　季羡林的这个“活思想”，可以从他的好友臧克家的文章中得到证实。臧克家在《朴素衣服常在眼——记羡林》一文中写道：
　　北平解放不久，他还有点清高、谦逊思想。谈到有些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时候你申请入党了。”环境在教育人，时间在改变人。50年代初，我在济南开人代会，恰好羡林在家，我去看他。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他与我都是在济南上中学的），自然别有情意。记得，他留我在他家吃饭，饭罢，羡林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党组织培养了这几年，现在我在考虑这件大事，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全力以赴，把个人的一切全交给党。
　　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不已。我也严肃地对他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党和群众培养你，信任你，你应该写申请书！
　　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动的样子，没多说什么。我心里想，羡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似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决不会想向党要什么。
　　果然，羡林是这么做了。
　　季羡林入党后，以组织观念强而受到表扬，据说有一次当他正准备参加支部会时，突然上面来了通知，周恩来主持的一个宴会要请他参加，他急得到处找支部书记请假。他的党费总是每月准时交纳，分文不差，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他必定竭尽全力去完成。他从来没有向党伸手要过什么，只是付出。他入党后从不以党员自居，高人一等，而是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个普通一兵。如果按党章来衡量，他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事实上，80年代初，季羡林作为“优秀党员”，在北大成为全体党员学习的榜样，校刊上大量报导过他的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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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学术研究竟是一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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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在学术回忆录《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对195O年至1956年自己的学术成绩作了回顾。他吃惊地发现，“这一段，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在整整七年中，有五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其余两年算是写了两篇可以称得上学术论文的文章，差强人意。试问人生一世能有几个七年呀！”
　　季羡林的慨叹与惊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学术研究是生命的记录。时间过去了，却没有留下记录，就等于浪费生命，无异于自杀。可是在那样的年月，又怎么可能有时间坐下来研究学问呢？批判和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开会，简直可以说无日不开会。正如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的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所有人的宝贵生命都消耗到无休止的会议中去了，而且是毫无价值地消耗掉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季羡林自己统计的一份七年学术成果成绩单：
　　1950年
　　一整年，我只写了两篇文章。
　　1、《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
　　2、《记梵文原本的发现》
　　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等于零。
　　1951年
　　这一年我写了八篇文章，汉译马克思《论印度》出版。
　　1、《序》
　　2、《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3、《介绍马克思》
　　4、《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
　　5、《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6、《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
　　7、《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翻译）
　　8、《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翻译）
　　也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又是一个零。
　　1952年
　　这一年只写了一篇文章。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这一年当然又是一个零。
　　1953年
　　这一年我写了两篇文章。
　　1、《学习心得》
　　2、《纪念马克思的著成一百周年》
　　1954年
　　这一年写了三篇文章。
　　1、《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这是颇费了一些力量才写成的一篇论文。我这篇论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纸至迟到了唐代已经传入印度。造纸法的传入，由于材料缺乏，不敢肯定。传入的道路是陆路，也就是广义的丝绸之路。
　　2、《中印文化交流》
　　3、《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后两篇都不是什么学术论文。
　　1955年
　　这一年，我写了四篇文章。汉译《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出版。
　　1、《序》
　　2、《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这一篇勉强可以算做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并没有费多少力量，不过摭拾旧文，加以拼凑，勉成一篇而已。
　　3、《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这同前面1954年关于纸和造纸法的文章属于同一类型。我在上面下过一些工夫，可以算得上一篇学术论文。
　　4、《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欢呼》
　　这是一篇应景的杂文，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1956年
　　这一年共写了五篇文章。汉译《沙恭达罗》出版。
　　1、《纪念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
　　2、《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
　　3、《序》
　　4、《沉重的时刻》（译文）
　　5、《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这是印度佛教史上和西方梵文巴利文学界的一个老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关于原始佛教究竟使用什么语言学习佛言。我的结论是：佛允许比丘们用比丘们自己的话来学习佛言。
　　在以上五篇中，只有最后一篇可以算是学术论文。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季羡林为什么在这里一口气把七年中写过的东西都罗列出来？他写道：“我那样做是有用意的，我的用意是在‘示众’。”
　　季羡林的“用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是个“惜阴如金”的人，“衣不求华，食不厌蔬”，一生所求只在“学问”二字，每天早晨四点即起床，伏案读书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不敢有丝毫逸豫。可是“皇皇四十载，书剑两无成”，怎能不令他“言念及此，心如刀割”。他连声呼道：“奈之何哉！奈之何哉！”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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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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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的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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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风暴擦身而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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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的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
　　正当全国知识分子从平静的1956年迈进1957年的时候，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由帮助党整风，鼓励提意见，忽然变成“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使所有知识分子大惊失色。在他们被吓得目瞪口呆，惊魂未定，甚至还来不及做自我检查的时候，一张大网已将五十余万名知识精英一网打尽。五十余万人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被打入“另册”，被批判，监督，劳动改造。被株连的亲友，铺天盖地，不计其数。被株连者在入学、就业、提干、入团、入党，甚至婚姻等方面均遭到歧视。
　　1957年北大从整风到反右，整个过程都发生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
　　4月25日，北大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于同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党委委员、各行政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并邀请校务委员、系主任、民主党派、工会、学生会负责人等一百五十人参加。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揭露学校中存在的“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这是北大党委贯彻中共中央开门整风指示，召开的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会议，也是北大党委整风的开始。
　　这次干部整风会议是一次马拉松的会议，从4月25日开到5月14目。期间，在大会上有五十多位教授和干部发了言。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批评。后来这些发言者中的部分人，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
　　5月14日，会议最后一天，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宣布：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不过，它只是北大整风运动的序幕。
　　应当补充一笔的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一周，即4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北京的哲学界人士。北大哲学系郑昕、冯友兰二位教授参加了接见。接见中，在大家谈到关于逻辑问题时，毛泽东说：一切学术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讨论。当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到来时，毛泽东特意向冯友兰说：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应继续下去。毛泽东的话使郑、冯二位教授深受感动，使他们对党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深信不疑，同时，北大的教授、干部们闻之也深受鼓舞，打消了在整风运动中大家的种种顾虑。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整风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5月19日，北大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同学”的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质问校团委关于北大出席团的“三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北大整风运动中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
　　接着出现了哲学系龙英华贴出的大字报，建议开辟“民主墙”。
　　这两张大字报出现后，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蜂涌着，奔告着，争论着。北大学生的“大鸣大放”随之开展起来。
　　5月20日，大饭厅附近的墙上，已经被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贴满。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教学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意见。其中一篇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写的《一株毒草》，批评《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并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办刊物。
　　傍晚，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在16楼旁与不同意见的同学展开辩论，形成了一个辩论会。
　　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