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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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l992年6月，季羡林把《牛棚杂忆》抄成了定稿后，仍然把它压在抽屉里，没有拿出来出版。这一压，又是六年，直到1998年，才交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他在解释这个缘故时写道：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研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大如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胡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里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自序》
那么，季羡林为什么在1988年时决心写这样一部书呢？他接着写道：
这十二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刻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今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
季羡林反思，观察，又困惑不解。他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特别是“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一些国家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可是，他的期待落了空。他写道：“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此外，季羡林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他希望那些“造反派”、“打砸抢分子”也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他说：“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季羡林这个期待当然又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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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年忧黎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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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删繁就简，渐趋凋零，而季羡林此时也已年过八旬，垂垂老矣。他不能再等了。到了此时他才醒悟过来，自己的期待实在过于天真，他写道：“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不肯动手呢？期待别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
《牛棚杂忆》出版以后，季羡林收到了几百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大部分都不是一般的赞扬或感想，而是联系个人、家庭及亲身经历，出自内心感谢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个巨大贡献”，认为这本“用血换来”、“和泪写成”的著作“说出了千百万人想说而又未说的话”，来信者，既有饱经风霜的知识分子，也有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既有耄耋老人，也有年轻学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本书，引起的共鸣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不能不奋笔疾书，把自己心中憋了多年的话都掏出来说给他们十分尊敬的作者听。
《牛棚杂忆》的问世，打破了封冻了二十年的坚冰，开辟了反思历史的新局面，之后，陆续出版了一批思忆文学著作，让人们温故而知新，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一股巨大动力。季羡林为此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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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坛骁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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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今天成为学界名人，被人称为“大师”、“泰斗”、“国宝”级人物，这与他的“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其实并没有多少关系，而是与他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在学术园地里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笔耕不辍，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分不开的。同时，这二十余年中，年逾古稀的季羡林在整个文化界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参加过众多文化学术领域的建设工作，成为学界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还以思想解放、独立思考、敢说真话、勇涉“禁区”，标新立异，而备受世人关注。
从l978年起，改革开放宛如和煦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整个政治大环境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季羡林感到“脑袋上的紧箍咒被砸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独立地思考了，从而学术思想比较活跃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在这二十余年中取得成功的客观条件。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属于他个人的特殊原因。他说：“我性与人殊，越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就越勤了。季羡林一个晚上写成一篇两三千字的散文是家常便饭，一年完成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也轻而易举。他在《九十述怀》中曾说：“从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点不算太大的问题和腿脚不太灵便外，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倚椅可待。”1998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共二十四卷，八百多万字，其中收录的文稿截止到1992年。从1992年到今天十年中，季羡林又写了将近四百万字的文稿，平均每年四十万字。耄耋之年的老人能有如此惊人的笔耕速度，说“性与人殊”实在是一点也不夸大。截至目前，季羡林的全部著作约一千二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他开玩笑地说道：“从1978年一直到今天的二十年中，我的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我有时候胡思乱想，自己开玩笑：‘如果老天爷或者阎王爷不让我活这样大年纪，让我早早地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肚子里还有一些丝来不及吐出来，对于我自己，对别人是这样，岂不是一个损失吗？’”
季羡林虽然说的是玩笑话，但他若是真的在“文革”中自杀成功，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话，不说别的，像八十万字的《糖史》和《吐火罗文A（焉耆文）译释》这样重要的学术著作就不可能问世了。因为在当今中国，能写这两本著述的，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人。那该是多大的损失啊！
季羡林是一位“杂家”。他是语言学家、佛学家、比较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又是散文家。一般人也许读不懂他的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的专著（吐火罗文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不足三十人懂得），但是，读得懂他的比较文学、东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的论文，更读得懂他的散文《留德十年》、《牛棚杂忆》、《清塘荷韵》、《二月兰》、《听雨》等，从而对这位“泰斗”的思想、学识和人格有所了解。这是季羡林广为人知又受人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且看季羡林在新时期的二十余年为推动学术繁荣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此期间，他通过独立思考，提出的一些创造性的观点和“标新立异”的见解。
1、重建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源于19世纪的欧洲，作为一个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比较文学是在20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在许多国家，比较文学专家辈出，灿如列星，有的甚至形成学派。大家公认的学派有：德国学派、法国学派、西欧学派、美国学派等四个独立的学派。从全世界学术界来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在2O世纪已经成了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
比较文学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根据乐黛云教授的论点：“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04年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特别是鲁迅19O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不过，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出现则是在2O世纪2O年代末、3O年代初。当时最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是吴宓和陈寅恪。吴宓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课程；陈寅恪则开设了“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清华大学在当时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