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著诞生记-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刊，弄找些佛学和占董的闲趣。退休无事，天天去陶然亭打拳运气，结识了
几位文物界、戏曲界，八旗子弟作朋友。闲谈之中，我学了不少旧北京的风
习世故。有一位书画界的朋友，和我交往多些。他提出要求，要我帮他把造
假画和鉴别书画的经验写成文字，以供后人借鉴。我答应了，可总以为闲功
夫有的是，没有急于行动。去年春天我外出半个月，回来后在陶然亭便见不
到他了。一打听说是回乡下看儿子，着了点急，得了脑溢血，死在乡下了。
我听后失悔不及。本来我对他被排挤出文物界就有些不平，这一死更加惋借。
前两年我们群中还死了个钱富川先生，也是位身怀绝技而无处可使的戏曲界
老人。我就想写篇东西，引起对人才的重视和珍惜。


在构思中我想到了朋友讲的那个故事。这时与十几年前不同了，我有了
自己的生活积累和人物储备。拿这故事来表现我熟悉的生活，塑造我记忆中
的人物，梢加改造，为我所用，一切都活了。我不懂铜器。可是亡友教了我
些书画的知识。那五、盛世元、甘子千我都有活人作模特儿，写来得心应手。
陶然亭的朋友甚至能指出谁是照着谁描下来的。

这表明了一点道理：生活是基础，人物是核心。没有自己的生活积累，
人物记忆，只凭编一个或是听一个奇巧故事，难以写出像样的小说来。故事
只是个空架子，只有与作者生活合了拍才能活用。

为了考验细节的真实性，一九八○年八月我在火车上，对画家范曾同志
讲了这个构思。他听后没找出破绽，可是说外国有部小说和这故事相似，但
那物件不是画，而是珍珠。哪一国的，什么年代的，他忘记了。这很扫我的
兴，一度想放下不写了。后来我又说给几个读书多的人听，问他们可曾知道
哪篇外国作品与此相似，谁也没说出来。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写：管什么写
没写过，我自信画儿韩、那五、甘子千等人物是我独有的。故事或许有相似
处，人物，细节我决不会与人雷同，别人也绝对不会与我雷同。别人可以写
的比我好，但绝写不成我这个佯。好比卖豆汁，你的酸里带甜头，我的酸里
带苦味。这样才有百花齐放，尽管爱喝苦汁的人少点儿。我如果在动笔前发
现有人写了或正在写类似的作品，题材再好我也放弃。我已构思成熟的东西，
只耳闻与人类似，并无实据，就没必要管他。但由此产生了第二个想法，即
作者必须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语言，甚至自己的人物，逐渐形成自己的风
格，这样才有作品的存在价值。我没有作到这一步，但在向这方面用劲儿。
由此又联想到第三条，采用较现成的素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有的故事原
型很好，但对我不合适，我就不写。两年前，有个作家讲了个故事，叫我写，
我说写不了。后来由王蒙同志写，写的十分精彩，原因是对了他的路。我要
勉强写，敷衍成篇或许也能发表，但勉强作自己不拿手的活，何苦来呢？白
糟蹋一个好素材！

我是否自以为“画儿韩”写的好呢？那倒不。“画儿韩”是篇毛病满多
的小说。解放后的那一段不仅写得简略，一般，而且还有些概念化的东西。
这里原因很复杂。一是出于某种心理，我极力避免写不愉快的那些事，有意
从简；二是当真仔细写来，以我的功力，未必会写得有多少新意或深意；三
是那样写下来，就不是个短篇可容纳的了。

从艺术结构上讲，应当是写到甘子千决心去找画儿韩就结束。既完整又
利落。可我觉得非把尾巴的“光明度”写够不可，又没多少办法，就成了现
在这样虎头蛇尾、貂不足而狗尾续的寒碜相。一九八一年三月，《人民日报》
寄校样来，编辑曾劝我把这后一段改一改，再加强些。我略动了一动，觉得
意见虽好，而我确实已没力量改好，只好将就着这样发表。如何把思想意图
更好地比为形象，这是我需要狠下功夫攻克的难题。

孙犁老师在《人民日报》上写了篇文章谈“画儿韩”，我很感动。基本
论点我赞成，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被他说中了。就一般写小说的技术讲，当然
是写近的易，写远的难，写直接观察体验易，写间接的难。但我以为，若从
社会学的角度来衡量，近的有近的麻烦处，远的是非少一些。当然，以我这
种舍近求远，见困难就躲的办法实在不可取，今后要改掉它。

最后要说一点，就是“画儿韩”与我的另外两个短篇（《话说陶然亭》、
《双猫图》），都是我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我向往一种


《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作来很不容易，我准备继续试验下去。

附带说明一句，“那朋友”把这事当作自家实事讲给我听，没有说他是
否有所刨作加工。若有所创造、丰富，按理我应当把他的姓名加在作品前边。
此人姓赵，名岳紫，一九七六年去世，去世前为鞍山话剧团演员。十几年前
讲他内兄这段事时，在座尚有多人，今皆健在。


浩然

（1932——）


原名梁金广。天津人。中共党员，一九四九年后，历任《河北日报》、
北京《友好报》（俄文）记者，《红旗》杂志编辑，作协北京分会从事专业
作家、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文学》主编。是中共十大代表，
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作协第四届理事。五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
小说集《喜鹊登枝》、《杏花雨》，儿童故事集《幼苗集》，中篇小说《西
河儿女》、《赵百万的人生片断》，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
《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迷阵》、《乐土》、《苍
生》（获中国大众文学学会首奖）。

没有退路——《苍生》诞生记

一

我把长篇小说《苍生》，作为自己队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这个阶段
艺术实践的一次小结，从此将要开始另一阶段的新路程。

作品发表以后，不少关心我的同志，或当面，或写信，给予极为热情的
赞许；刊载这部作品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的编辑同志，也向
我转达了他们耳闻的一些肯定性的意见，并约我写一篇谈创作体会的文章。
对于同志们的鼓励，我由衷地感谢。对于写经验文章，则因畏难而一再拖延
着。后来，《农民日报》要介绍这部小说，也让我配合他们的工作笔谈一下
写作经历。对他们的好心，我同样感激；但对他门的要求，却不敢再推脱，
我笔墨耕耘操劳了几十年，一直以“写农民，给农民写”为宗旨。《苍生》
写的农民，特意为农民写的，编者代表农民派任务，让我说说有关它的情况，
我必须高高兴兴地接受，认认真真地完成，尤其得老老实实地说心里话。可
惜，动笔之后又力不从心：写作事、家务事、社会活动事等等，如同成堆成
垛的石头一样，挤着我，压着我，使我难以静下心来做一番认真地、仔细地、
全面地回顾、思考和总结。结果潦草成章，很不满意。当时跟我的责任编辑
吴光华同志商量：等出单行本时，再把那小稿从从容容地重写一遍，把要说
的话统统说出来。两个月匆匆过去，书稿校样已经排出，而我想做的事情仍
未做成，原因依旧是被“石头堆”、“石头垛”挤着、压着，几乎没有支配
时间的主动权。交稿的限期迫在眉睫，只好再一次潦草应差，把原有的小稿
来一遍补修翻新。

二

一部作品从“怀胎”、“孕育”到“降生”，其过程是相当夏杂的，作
者本人未必能够说得清清楚楚。不过，就我来说，《苍生》有点“特殊性”，
是个难孕、难产的婴儿，使我吃了不少苦，并非“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
对它的“由来”，自然留有一些记忆——可用一句话概括：《苍生》是逼出
来；是被逼到没有任何退路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我是个只有三年小学、半年私塾学历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出身的小说
作者，建国后的十七年，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主要是三个原因
促使我怀上文学的理想：一是消除了战争、赢来和平安定后，政治上解放、
经济上翻身使我由衷地喜悦；二是新的中国，新的农村，新的农民，做出并
继续做着的、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新事物对我的鼓舞；三是盼望中国、盼望
中国农村繁荣富强的心愿，由此产生的想对社会发展起点推动作用的革命责
任感。除此而外，搞文学写作的“动力”中，也有名利思想，在一定的时间
内还很不轻。但，说实话，我的这方面的“名利思想”，恰恰是进了文学大
门、进了文艺界后才被传染上的。

为了实现文学理想，为了走上成功之路，早在起步那个时候，我就十分
明白：光靠三年半学历给予我的文化知识，是不能写出成功作品的，是不能
迈进文学大门的。文化知识的“先天”不足，由不得我。而做“后天”的弥
补努力，我则掌握着主动权。我坚持上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我起早贪晚地一
边自学文化，一边练笔写作。十年间，我不仅读完中学的语文、数学、历史、
地理课本，还读完大学专科的主要课程，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文比和艺术
修养。为了学和写，三十四岁前（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夜间十
二点没有上床休息过，没有睡过一个午觉。。。新社会给我提供的优越条件，
我都充分利用了。也遇到一些可以走歪门邪道的机会，我都尽力地避开了。
应该说，我没有虚掷光阴，是有进步、有成绩的。

我终于学会拿起笔来写作。我这支笔来之不易。我最怕有了拿笔的本领
而失掉拿笔的权利。于是乎，小心谨慎，不敢迈错一步。我说《苍生》是逼
出来的，这段话，即怕失掉笔，是我那“逼迫感”的老根子。

三

做梦也不会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却成了被认为全国唯一的
一个在创作上走了弯路的作家。即所谓“文革”期间，中国文坛上只剩下“八
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个作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人身受到清
查，作品受到批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被取消代表资格。开
头，我的思想认识转不过弯子，愤慨、抵触、委屈、不眼气。这当然全都无
济于事，不可能扭转局势而改变我的困境，所以我又陷入悲观、迷惘的苦闷
之中。

不管我认帐不认帐，也不管这笔帐到底怎么算才合情合理，反正在大势
所趋的情形下，“栽了跟头”已经成了事实。面对着“栽了跟头”这个不能
抹掉，也不能回避的现实，我该怎么办呢？

在闹情绪、发牢骚、等待、消沉中消磨日子吗？靠卖名，挂着作家的牌
子（反正每月能领取不算低的薪金）瞎混日子吗？我那会儿（一九七八年）
已经四十六岁了。对一个作家来说，到这般年纪，属于他的“兵强马壮”的
艺术青春时期，不是很长了。光阴好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流回。把钱乱花
了，可以设法再挣，或者求人借贷，浪费了岁月，是绝对不能重新得到的。
何况我们这一代人白白耽误的光阴本来就不少了。这种时间的紧迫感，促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