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经济可否有悬念-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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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我们说说税率，税率2004年也存在很多变数。可能今天我们坐在这个讲堂的时候，大家已经听说一个信息，我们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进口关税总水平，将会比2003年进一步降低，到10。4％的水平。而且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在降低关税壁垒这件事上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就比我们答应的时间表，我们总是在快半步这样一个节奏上，而不是往后拖延了半步上，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们用税的杠杆，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在过去一年也有很多明显的表现。我们相信新一届政府在2004年，还会动用这个杠杆。比如说200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农村税费改革，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规模调整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第一次，联产承包责任制。用存量的资源。第二次用收入和收入相联的税负资源，我们来调整和农民的经济关系。在“非典”中，我们非常果断地用减税，用减免税负的办法来扶持一些受打击、影响严重的产业，还有其它一些方面。税的问题，在目前来说动作可能是最大的。大家也还听说一个消息，从2004年1月1日起，我们为了推进内地和香港之间更紧密的经贸关系，香港本地产很多产品运到大陆来卖的时候，可能采取零税率，零关税率。这些都可能改变我们目前已有的市场竞争格局和分工态势。

　　　　税的问题讨论得目前比较尖锐的问题比这还要多一些。比如说人们正在讨论内外资企业的税率合并问题，原来我们企业的33％所得税，这是内资企业；外资企业有几免几即减，也可能合并成，将来合并的话，平均总税率可能会有一个变化，趋向于降低的变化。再加上，从2002年以来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起点的问题，也已经是在学术界和社会中引起广泛讨论。税率，已经成为影响调整我们经济生活、经济运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杠杆，而且即使受客观上的经济运行趋势的影响，也是新一届政府调整经济的、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举措和工具。所以我说，如果有不确定，有变数，变数从哪个表上能看出来呢？我们从通货膨胀率、利息率、汇率和税率，“四率”中看出来。这“四率”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的去仔细研究，研究它和经济运行的关系。

　　　　我们刚才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经济总是有不确定因素的，当人们一致认为它非常确定的时候，很可能变局就会来了。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预测，21世纪初世纪之交将是亚洲的年代，环太平洋地区将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众口一词说的时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酝酿的时候了，我们想确实有这么一个趋势，我们现在及早地把这些不确定的因素认识到，也可能恰好是我们良性增长的，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因素。

　　　　我想我有这么多意见贡献给大家，仅供大家参考。谢谢！

　　　　王鲁湘：果然陈教授谈经济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就像听美国大片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悬念的逻辑线索给捋清楚，在陈教授所说的基本的，没有悬念的，四大判断之后，陈教授轻轻地拿出了一个“四率”的问题，让我们在今后的2004年的经济生活中间更加关注，看上去是这种非常微末的，很不引人注意的、可能是零点零几的数字表现的东西，在这个上头大家可能能看出来，我们的悬念、玄机在什么地方？影响中国2004年经济走向的可能的玄机会在什么地方。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跟陈教授请教的，刚才您讲话中间，实际上已经提到了中国2003年下半年，各地出现了拉闸限电的问题，那么有很多人就猜测这是不是中国的能源短缺的一个预警信号？

　　　　陈　淮：应该说到能源短缺这件事，我们确实是可以给出一个判断，中国总体上是个能源短缺的国家，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的石油，人均后备资源储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还不是和资源富集的，不是伊拉克或者美国相比，而是世界平均水平比。我们有个“西气东输”，大家以为我们天然气资源很多。其实不是，我们天然气的人均后备资源储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我们现在一次能源构成中以煤为主，68％的一次能源是煤，但是煤炭也并不非常丰富，我们人均煤炭后备资源储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略多，54％。从这个水平中，从这一组数字中，我想大家很容易得出来，中国能源短缺是一个事实。

　　　　但是不是就能够成为中国经济运行或者进一步持续增长的瓶颈了，这个问题两说。因为中国事实上，我们能源供给结构已经而且将来还必将进一步做出很大的调整。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能源供给依靠于国际市场。我可以这样判断，我们目前的短中期过程中，如果没有大的变故，世界有能卖、有油卖，中国有钱买。人们以为说电短缺了，是因为缺煤。或者柴油短缺了，柴油为什么短缺？因为沿海地区柴油发电，来弥补电能的不足，是不是这个短缺什么时候就能补上？我们什么时候把新的油采出来，我们不是指望这个。我们真的要想平衡这种供和求的关系的话，进口十万吨柴油，一个星期足可以到岸。我们作为过渡性措施，发展起一些柴油发电来，三个月就可以形成供电能力。十年左右周期的过渡性的火电厂、煤电厂有一年也可建成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致命的。我们刚才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的反复交替是一种正常现象，不会说在每一个时点上供和求都是恰好平衡的，那是非常偶然的。有供大于求就一定有供不应求和它相对应。

　　　　王鲁湘：就像钟表一样，摆到中心只是一个小点，其实它更多的是在左右摆动。

　　　　陈　淮：我们得有一个判断，供不应求本身并不是一个好事。但是我们引起供不应求的因素，主要是正面因素，因为工业在扩张，加速扩张，老百姓的消费结构在升级，引起了能源的供不应求。就像普通老百姓现在得心血管病、糖尿病很多，那是因为人民生活改善，吃得好了，但是我们决不可以说，你看我们家多阔，都有机会得糖尿病，那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我刚才说，我们真正短中期应对它不乏手段，这是第一个判断，说能源危机的话，我们这个判断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个因素，我们还得有一个深入的分析。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要住大房子，要买汽车，要用家电，并不仅对能源产生了迅速扩张的需求，对钢铁也一样，为什么钢铁没出现短缺？我们在2000年，中国的钢产量1。2亿吨，2001年1。4亿吨，2002年1。8亿吨，2003年肯定超过2亿吨。我们一年的钢铁产量的增量就相当于80年代初期全年的产量，因为钢铁行业已经比较高度的市场化了。

　　　　那么我们翻过来对比，石油、石化和电力行业，在过去三四年中，在向市场经济靠拢的改革中，可以说步履蹒跚，至今还处在比较高度垄断的这么一个状态下。我想随着目前市场供求关系出现的变化给我们的警示，推进这两个领域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也许就会在过去未来几年中，使他们供求关系的变化出现新的力量。

　　　　王鲁湘：现在把问题开放给现场的观众。

　　　　观　众：陈教授，您好！很高兴您来到我们中国农业大学，作为一名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我比较关注关于农业的问题。在2003年的时候，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三农问题成为我们未来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想问的是，在2004年，您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谢谢！

　　　　陈　淮：中国农业问题也确实是我们前后两届政府都非常关注的，但是政策的着力点是有些调整。坦率说，我们始终关注农民问题，政策立足点始终是关注农民的问题。2002年的3月份的时候，“两会”结束以后的记者新闻发布会上，有个记者举手问，说朱总理我问您一个问题，说您当总理四年了，你最头疼什么问题？总理说，我最头疼的就是“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收入问题。应该说前任总理朱褣基也非常关注。并不仅仅是家宝总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在整个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始终是连年下滑的，从1996年到2000年。1996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是多少呢？8。99％，就是9％。2000年，九五计划结束那年，我们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是多少呢？2。11％。我们年年月月天天讲，关心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我们在粮食问题，产品这一端上，用了敞开收购、顺价销售的办法，来保护农民利益。在投入端上，尽可能在农机具、种子、化肥等方面减低税费，在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措施，结果是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在整整一个五年计划中间，从9％跌到了2％，这个跌幅是很大的。

　　　　由此我们看出一个问题，新世纪以来我们越来越闹明白一个问题，在农业问题，农业这个领域里头，“农”字上，是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

　　　　王鲁湘：不能靠农业解决三农问题。：

　　　　陈　淮：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是加快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才是根本出路。而且事实上，在过去2001年、2002年到2003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在不断地上升的，去年我们大约也在4％以上，每年中国农民纯收入的增长，我们分析来，90％几主要是靠打工的工资性收入，我们正在加速城市化的推进过程，这是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

　　　　第二个解决三农问题，应该说，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2003年在农村税费改革，和进一步关于农业地区行政区域的调整，行政区划的调整上，可能还会有一些人们目前正在议论中的一些措施。如果出台，我想也会对农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农业问题绝对不会是2003年或者2004一年，我们就可以把它看出，就把它解决或者看出一个倪端的，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但是我们相信，如果按照从21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进程，有10年到20年时间，我们让两亿中国农村居民，或者更多一些的农村居民搬到城里住，是有把握的一件事。大家可能不信，我们有实证的数字证明，在过去四年里头，2000、2001、2002、2003，我们每年城镇就业总人数增加800到900万。我们只要保持住这样一个规模和这样一个势头，十年城镇就业总人数增加1。2到1。3亿人是办得到的。1。2到1。3亿人就意味着有2亿农民可以搬到城里住，我们略保守一点儿，把它打到15到20年，肯定可以办得到。谢谢大家！

　　　　观　众：陈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您不是说这几年中国汽车的消费量持续增加，我想问一下，国产汽车能占多少？再一个想问一下，有没有必要现在中国的汽车产业要树立一种走出去的思想？

　　　　陈　淮：你实际在问汽车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它的国产化速度，是这个意思吗？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曾经也在汽车领域的一些研讨会指出，真正现在我们在中国汽车市场上，并不是国产车和外国汽车在竞争，而是欧洲汽车、美国汽车、日本汽车之间在中国的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