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 作者:潘绥铭-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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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庋敲从泄嗨奇捂铰粢形娜耍涂赡苁枪俜剿兰频氖值闹辽�10倍。当然，上述3个城市由于其更典型，概率是会高一些的。
还请注意， 由于资金短缺，笔者的这次调查很少包括上述3个城市里的流动人口。可人们都知道，在嫖娼卖淫的人里，流动人口很多，大概并不比本地人少。因此，如果这样推算下去，上述估计数恐怕还要再扩大一倍。
此外， 在G市，即使把卖淫嫖娼人员和吸毒贩毒人员都加在一起，公安部门在1994年所查处的也仅仅是7000人次。也就是说，G市在那一年里的抓获率，充其量也仅仅是历史发生率的5％，甚至可能只是2。5％。
3。市场预测在上述3个城市的成年人总人口里，除去承认自己已经做过的人以外，还有3。2％的人想过去买淫，1。0％的人曾经试过。想过去卖淫的人则是2。0％，曾经试过的人是0。5％。这些百分比都是最低限度的情况。如果乘以各个城市的成年人总人口，那么这些城市里潜在的嫖客与暗娼都是数以万计。
即使是被中国人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正规本科生）里，地下“性产业”
的潜在市场也是相当大的。笔者曾经在1991年和1995年，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邮寄调查了北京市全体在校本科生；在1997年又采用同样方法调查了全国的所有本科生，结果发现：
在买淫方面，在1991年的北京市本科生里，想过找暗娼的占到23。0％，到1995年时上升为34。8％，到1997年的全国本科生里，已经高达46。8％。这，已经构成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增加。当然，承认自己真的这样做过的人一直不足1％。
在卖淫方面，在1991年的北京市本科生里，有11。3％的人想过卖淫。到1995年时并无显著变化， 仍然是11。4％。 到1997年，在全国本科生里，这个比例上升到15。7％，只不过尚未构成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另外，承认自己真的这样做过的人，一直仅仅是0。3％到0。4％。
上述这些数字，也许并不表明想过和试过的人数真的增加了，而是表明有过这样的想法和行为的人，更加敢于承认了。但是即便如此，也同样能够说明”性产业”
的潜在市场正在扩大。
尤其是这些数字可以表明，想购买性服务的本科生在显著地增加，而想出售性服务的却并没有显著增加。这就是说，将来可能有更多的高文化者进入嫖客的队伍，但是为他们服务的小姐却依然会是以低文化的女性为主。在买卖双方的人际互动过程中，究竟是高文化的嫖客会逐渐提高暗娼的“水平”呢，还是低文化的暗娼会把嫖客的“水平”拉下来？这种人际互动，对整个中国地下“性产业”的发展，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4。连带产业地下“性产业”还有个“三陪”部门。可惜，如果仅仅根据报纸上发布的定义，如果真的需要确凿的证据，那么治安管理部门就很难在实际工作中判定什么是“三陪”。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只要有“陪”就算。可是，收费才是最关键的。
如果不需要收费的证据，那么许多男女在正常的社会交往中也会相互请客、陪客，这可怎么算呢？
所以，“三陪”的经济规模，只好等待法律上有个切实可行的说法再推算吧。
说到这里还不算完。地下“性产业”还有一大批连带产业，例如旅馆业、娱乐业等等。前些年人们还以为，暗娼是为这些行业服务的，可是最近以来，在一些地方，局面已经开始反过来，成了这些行业为地下“性产业”服务了。形象一点说，过去是哪儿有“窝”（旅店），“鸡”就往哪儿钻；现在是哪儿有“鸡”，“窝”
就往哪儿盖。
如果把这些连带产业的产值里，那些因为“鸡”和“三陪”而增加的部分也包括进来，地下“性产业”的经济规模还不知要扩大多少。
至此，笔者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中国目前现实存在着的这些现象，已经不是仅仅用“丑恶”和“沉渣”两词所能形容的了。它们同时也已经是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了。我国的某些产业，经济规模可能还不如它们呢。
笔者把它们称为地下“性产业”，已经考虑到它们在中国是非法的，多数是不能过于公开的。有些人生怕称它们为“产业”会意味着它们的合法化。这真是大可不必。事实永远先于名称而存在。我们现在经常在使用的一些新名词，例如“灰色收入”、“体（制）外循环”等等，都是首先考虑反映这个现象本身的实况，哪一个具有肯定它们的意思呢？就连如雷贯耳的“第三产业”一词，不也是一些人首先总结了现实情况，然后人们才越听越顺耳的吗？
三、禁娼的成本有多大？
从1982年以来，被抓获的嫖娼卖淫者已经达到210万人次。在全国12亿人口中，这210万人次只不过占到0。18％； 在全国城市人口中也不过占到0。44％；即使只计算15岁到55岁的“性活跃期”内的城市人口，也仅仅占到0。73％。如果仅仅看一年之内的抓获人次，那么比例会更低。
这么一点点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必须要花费多大的力气，才能把嫖娼卖淫“消灭”或者“扫除干净”呢？
请不要轻易地说“执法不严”。要说公安部门还不够卖力气，可真是有些冤枉。
为了破获此类案件，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我们一般人可能难以想象。例如，笔者参与的观察表明：1993年在华中某城市的边缘地区，为了打击个体旅店中的嫖娼卖淫活动， 1名公安人员和两名联防队员总共花费了68个小时，使用了“蹲坑”
（守株待兔） 、跟踪、取旁证等多种方法，才证据确凿地抓获了两个嫖客和1个暗娼。也就是说，为了证据确凿地抓获一个嫖娼卖淫者，平均需要一个公安人员有效地工作7。5个小时。
当然，情况不会都这么复杂和艰苦，也不能否认有些执法人员偷懒或者腐败。
但是如果可以把上述实例作为中位数来看待的话，那么在1993年之内，全国公安部门最终抓获那大约25万人次的嫖客与暗娼，就至少需要花费掉180万个人工时。
如果按照笔者1994年对总人口的调查，那么在南方那个600多万人的大城市里，就有大约12万人实际上参与过嫖娼卖淫或者类似的活动。这就需要警察工作近90万个人工时，才有可能把那里的嫖客与暗娼基本抓光。也就是说，必须有375个警察，别的什么都不干， 全年满负荷地工作300天，专门去抓才行。可是实际上每年只有251个法定工作日， 所以需要450个专职的、 全力以赴的“风化警察”。按照当地1993年的平均工资水平， 仅仅在这一个城市里，国家每年至少要拿出600万元，才能支付这种专职警察的工资，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经费和设备费用。
按照社会调查的数据，全国算下来，需要多少人力和工资，才能把这样的人抓干净呢？恐怕肯定比简单的直线推算要多得多。
而且，我们在禁娼和扫黄的时候，实际上动用了正规警察之外的大量社会人力和物力。且不说联防队和保安，不知能不能计算出来，光是贴标语，就要花多少人工和金钱？我们从中央到乡镇层层设立了这方面的行政机构。就算这是必须的，可是我们中国有数万个乡镇和乡镇级的单位啊2还有，俗话说：魔高一尺，道就必须高一丈，才能压住它。警察的装备还老是落后于歹徒，如果再要扩大禁娼的战果，又需要把投入的力度加大到多少倍呢？
这就是禁娼的经济成本。
如果付出了这样的经济成本，就一定能“根除”这种“社会丑恶现象”，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会乐于掏腰包的。可是，近年来，人们对此的信心已经大大地削弱了。
笔者在1994年的那次总人口调查中问道：“如果您无意中遇到，不是夫妻的一男一女在过性生活，又不认识他们，您会怎么办？”结果，回答说“我去制止、警告或者骂他们”的人只占3。7％；回答说“我会报告有关部门”的人只占5。8％；总共只占9。5％。 他们基本上是5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是这样的老年人又有多大的可能性去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其余90％的人都是回答说“我装作没看见”或者“自认倒霉，赶快躲开”。这就是说，过去数十年里维持治安的必胜法宝——“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已经很不灵了；至少也是“眼睛仍然雪亮，只是睁一只闭一只”。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警察难当。这又反过来削弱了人们对禁娼成功的信心。
在上述调查中，相信“暗娼几乎都被发现（且不谈是否被抓获）”的人只占9。7％；相信“嫖客几乎都被发现” 的人只有3。7％。相反，对于暗娼，有42。8％的人相信“极少被发现”或者“全都没有被发现”；而对于嫖客，认为极少被发现或者全都没有被发现的人则高达63。1％。这就是说，过去维持治安的另一个法宝——“杀鸡给猴看”，现在也基本不灵了。因为“猴”们相信，“鸡”很少被抓获，即使一抓住就杀，又会有多少威慑作用呢？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从禁娼的具体工作来看，人们越是不愿意管闲事，嫖娼卖淫就越不容易被发现，嫖娼卖淫者就会由于风险的降低而增加，结果人们就会由于“法不责众”而越发不愿意管闲事。从政府的禁娼政策来看，越是提出“根除”或者“肃清”这样的口号，且不说执法人员为实现此“高目标”的苦衷，连老百姓也就越不相信彻底禁娼能成功，也就越发懒得去管闲事，最终肯定会削弱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甚至会对整个社会失望。而这，人人都知道，不仅会增加嫖娼卖淫的人数，而且会使得许多人在其他许多方面铤而走险。
这就是禁娼所付出的社会成本。
从经济上来看，钱数是死的，节约的余地并不大。如果国家掏不起，或者掏不够，那么这笔钱就一定会从别的什么地方支出。可是，不管从谁那里支出，从总体上来看，消耗的都是整个中国的经济资源，都是本来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
这样一来，我们就走进了一个怪圈：一方面，大量的金钱被用于整个地下“性产业”的消费，而且几乎全都不缴税，全都在国家体制之外流通与循环；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却又不得不支出大量的费用来禁娼，而且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费用被迫转嫁到其他方面，加剧了经济资源的消耗。
其实，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国家花得起花不起这笔钱，而在于：这样的成本，究竟能够得到多大的收益？如果今后的嫖娼卖淫还在蔓延，抓获他们的成本还在加大，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就应该永无休止地支出下去呢？
尤其是，经济资源还好说，可是社会资源（人心、信用等等）却往往是很难再生的。现在，我们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社会资源可以被这样地支付下去呢？
第三节 分 析以下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不仅是问卷调查的数据，更多的是深入的个案考察。
笔者从1995年9月起，在华北的6个县级城市和两个村里的19个娱乐场所里进行过考察。 再加上本书将要描述的对于3个“红灯区”的社区考察，笔者才可能对整个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