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1-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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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社会上关于舒芜和胡风的议论中,余世存先生的言论并不是惟一古怪的例子。面对此类貌似深奥而错误百出的所谓“学问”,有时真叫人无法可想。本来我一直认为,关于这些过去不久的事情,要想弄清是非曲直并不难,只要有原始文献的充分公开就好了,材料出来之后的说短论长,见仁见智,中国这么大,耳聪目明的人那么多,即使一时之间舆论偏颇,也不是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但现在看来远不是这么回事。有些人,材料放在手边他也可以不看,或者稍微翻翻就敢于信口雌黄的。有些事情被人东拉西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质变,成为一个与真相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关于胡风与舒芜关系上的所谓“两面性”问题,最初是舒芜先生谈到自己反省历史过程时,认识到事情既有“这一面”也有“另一面”。本来这只是舒芜先生对复杂的历史情境的个人理解,准确与否很成问题,可尽管如此,舒芜先生的这些言论还是很快被人接受,并加以简单的道德化约,变成了指向明确的人格鉴定——胡风曾经作出过“台前幕后不相一致的近于双面人的表演”〔6〕。对此舒芜先生有过一个声明,说这只是作者自己的看法,他则只明说“事情有两面,并不暗示什么人是‘两面派’”〔7〕。但最终,这一关于胡风的“两面”论还是更深地沉积下来,到余世存先生这里,就不容置疑地变成了“胡风的这一两面手法”、“再次表现出两面性的胡风”、甚至还出现了所谓“胡风为什么会采取两面派手法,是纯粹的策略还是一个人固有的两面人格?”的“新课题”。
胡风事件发生迄今,虽然还不足半个世纪,许多背景材料和基本事实就这样被人有意无意地模糊和搅混掉了,新的判断和思考以此为据建立和生长起来,难免谬以毫厘,失之千里。记得过去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说法,说是“学者”们“书面性的工作”“大抵纠缠在事实的真伪上面”,往往显得琐碎,缺乏“思想”。我自己一向本来也很以类似的议论为然的,觉得求学之道,重在首先获得一味“思想”,据以为独门暗器,这样才可望在日后混迹江湖时留一道打遍天下的“无敌手”。现在读多了余世存先生一类的文章,想法这才有些改变。我现在深深以为,在事关“思想”的基本前提的地方,还是先将有关基础性事实弄清楚来得要紧。
二 胡风是不是“两面派”
这个问题有它的复杂性,在于胡风当年确曾给予过舒芜在其它时间、其它地点和其他任何人那里似乎都不可能得到的巨大的帮助和支持。不过当我们准备谈论这件事时,首先应该弄清楚,“帮助”不等于包办,“支持”不等于完全一致,得到帮助和支持的对象终究得有一个自己的“主体性”,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是”非“非”,发言吐语,行事为人,首先都是您自己的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基于行为者之间独立人格的交往关系也就不复存在,而异化为某种其它类型的关系,比如人身依附。在这里,就出现了我们关于胡风问题的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认知和区分,即,存在于胡风和围绕在他身边的青年之间的,究竟是一种基于平等人格的交往关系,还是人身依附关系?事到如今,在明确意识层面仍不能对此做出正确回答的人应该不会有了,但在潜意识和无意识层面如何,恐怕就很难说。事实上,如今人们在许多相关问题上的认知歧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知。
比如人们在解读胡风“集团”成员面对危机和灾难时表现出的高度同一性时,往往倾向于从道德良知层面去理解和阐发,将这些人各自作出的文化和人生选择简化为道义立场,而在专制主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语境中,道义立场又总是更多地与人身依附纠结在一起。不错,当胡风“集团”成员面临危机和灾难就自己的个人立场作出考虑时,道义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在其中起作用,也不排除个别人主要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选择了继续与胡风站在一起,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决不仅仅是基于这方面的理由。原因很简单,他们与胡风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成为物质层面或一类型的“人身依附”。这些人当初所以会与胡风发生关系,完全是基于个体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友谊所以会持续,也是因为在胡风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之下这种追求的逐步提升;而由于胡风当年主办的杂志稿费很低,有时甚至没有,仅靠在上面“卖文”根本不能维持生活,或最多也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解放初胡风更是被长期排斥在新的文艺秩序之外,不仅无职无权,无法在“精神”之外对别人施以援手,那些年轻朋友们的现实处境反而还要比他好许多。因此,胡风和他的当年的投稿者之间的关系便只能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关系。这就决定了这些人在面临“党和胡风不能两全”的严重处境之时,必须“触及灵魂”地就自己与胡风的关系始末做一个全面检讨,深刻反思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谁说那不是一个苦痛紧张的过程?阅读那一时期的基础史料,尤其是他们相互之间的通信,在那些激越、尖刻、冷嘲、隐晦、简约、高亢或者低沉、黯涩或者明亮的文字中,可以强烈地感知到一颗颗倔强的灵魂的剧烈舞蹈,旋转升腾,猛烈燃烧。绿原先生在他的长篇回忆《胡风与我》〔8〕中,就曾经生动地记述了自己所经历这个“痛苦的惶惑”过程,而最终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抉择的,固然有“中国知识分子为人的道德”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却再简单不过:一是“我所经历的事实本身”,一是“对于胡风和一些文艺领导之间的文艺见解的分歧,我始终认为胡风是对的。这个分歧不经过平等的讨论,就以一方的意见为结论,我始终认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事情的复杂与简单也并不是那么绝对,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方式与角度。同样是在《希望》时期接近胡风,同样是《希望》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并因此而闻名,区别只在于一为诗人,一为理论家;解放初两人也分别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中受到重用,尽管看起来舒芜的受重用程度更高一些,但绿原所处却是一个重要岗位(当时的中南大区党报《长江日报》副刊编辑),而且很快在这一位置上被吸收入党,所以从在“新社会”的“进步”状况来看两人也应该彼此彼此,就这一点而言不存在导致日后巨大差异的“客观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舒芜和绿原终于“历史地”走上了思想和人生的歧路?为什么在绿原先生“始终认为”的地方,舒芜先生会发生那样巨大而频繁的“断”、“连”、“反”、“复”?
这就要回到胡风的所谓“两面性”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现在它既然出现了,我的答案很简单,即,它仍然是不存在的,胡风从来表里如一,没有“两面性”。那么这个所谓“两面性”到底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根据舒芜先生的叙述,远在一九五四年夏天的时候它就已经以一种令他大出意外的方式出现在他的“不相信”之中了,此后迟至一九九五年,他才终于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上的一则胡风亲笔所写的“十分确凿”的材料中证实了它,那就是:“胡风先生后来说的‘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确是事实。但那是另一面的事实,是我一向不知,后来还不信的事实。”〔9〕在解决了心头如此重大的疑惑之后,舒芜先生感到豁然开朗:
一转念间,我顿悟到:事实本来就有两面,两面都是真的,就是说,胡风先生支持我,是真的;但在正式开会的场合,在周恩来面前,并当着茅盾、乔冠华等人的面,表明了是要把我作为引起批判的对象,也是真的。我还想到,胡风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致路翎函中说《论主观》的发表“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你当时听到如此)”(见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320页),说的也是事实。不过,无论是胡风先生,还是路翎先生,过去都没有告诉过我,是疏忽,还是不想让我知道,不大清楚,反正我是毫无所知。〔10〕
舒芜先生在这里将“事实”这个词使用了很多遍,可是他说的果然是事实吗?首先,前一段引文中舒芜先生当作直接引语引用的“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并不是胡风的话,而是从一个旁人的转述中截取的,这个旁人是聂绀弩,他曾经就胡风对“起义”之后的舒芜的怒气对舒芜透露内幕道:“他最生气的是,你自己检讨就检讨,不该拉上他。他当年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正是这一“内幕”引发了舒芜长达四十余年的内心不平。聂是胡风的朋友,又是党内著名文化人,于官于私应该都可以保证他的说法不会是空穴来风,但因为是转述,加上身份不同,思想感情尽管接近也毕竟存在差距,聂绀弩的说法与胡风的原意有多大距离就不能不是一个疑问。让我们记住这个疑问,继续往下看。
舒芜先生对于《论主观》的发表“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果然“毫无所知”吗?这个我们只要翻开当年的杂志,或者《胡风评论集》,看看胡风在该期《希望》的《编后记》中是怎样说的,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以下是胡风当年刊发《论主观》时最原始、最真实的想法:
当然,从作品里面追求思想问题虽然并非要不得的道路,但也不会到此为止,所以也还有了一点理论似的文字。但所谓理论,也只是一些从微小的悲喜出发的实感,并不是什么引经据典的皇然的“体系”,使读者望而生畏的东西。像《箭头指向——》(作者阿垅——引者)不是毫无第一点、第二点……的分析么?像《论主观》,不是太不合于逻辑大家底胃口么?生活,生活,你怎么不成为按照公式循规蹈矩地自然流去的大河,让我们站在岸上画出一目了然的图解呢?
但《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底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