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1-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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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弯，恨她们把你叫走/你们在树林跳舞，我在想凶恶的计划”（《铁铃——给在秋天离去的姐姐》）。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童话和美妙。算了吧，我已经看够了这种“一顾倾人城”的绝世天才！
席慕蓉《白鸟之死》（《名家诗歌》）
也许和国文教育的取向有关，再加缺乏浩劫体验，台湾文人，即使是那些走通俗路线的，语言底线一般也较大陆文人为高，顶不济也能做到文从字顺，言语清通，一点沾自文言的胡椒，更是谁都要撒几撮。初看难免一喜，觉得大陆文人失分太多；看多了常嫌其滥，反觉大陆作品更耐咀嚼。就诗集销售的平均值而言，席慕蓉的诗歌算得上火爆。不带偏见地凑近细看，顿觉配方单调，无非表达些细皮嫩肉的情愫。诗中流露出的情感，夸张有余，真实阙如，刻意作秀的血痕，斑斑俱在。以这首名诗而论，寄深情于白鸟之死，固然可取，写着写着却有点情绪失控，竟至于写出“那么，让我死在你的手下/就好像是终于能/死在你的怀中”，于情于理，两相乖离，原来的控诉意味刹那间被替换为一缕变态迷思。现代诗歌在二十世纪摸索出的成就，在席慕蓉那里算是被一笔勾消了，诗歌在她手下，依旧沦为烈火殉情的表演舞台。
曹葆华《无题三章·一石击破了水中天地》（《现代派诗选》）
《现代派诗选》仅收曹葆华诗两首，标题竟都是《无题三章》，为示区别，只能加上首句，即使这样做会违背作者当年命题时的初意，也只能不管了。作者若实在懒得起题目，或以为只有“无题”二字才配抹上诗额，何不借鉴西方音乐家的传统，弄个什么“无题第34号”来。将曹葆华与废名统归为“晦涩”，只能显出评家的弱智。曹葆华的诗札，意象虽然迷离纷繁，诗境却惊人地完整，在这股完整诗境的牵引下，渐渐地你会发现那些貌似不相干的奇异意象，竟纷纷点头致意起来。中国不少评论家，受自身见识和器宇的拘限，多半分不清神秘宗与装神弄鬼的区别，一旦读到诸如“古崖上闪出朱红的名字/衰老的灵魂跪地哭泣”，便忙不迭地指斥为晦涩，只有高明如中书君者，打通中西，诗眼如炬，才会破天荒地伸出手来，额庆于七十年前。
梁晓明《各人》（《后朦胧诗全集》）
这首诗的特色，可以从全诗总共二十四行，却使用了二十一次“各”字中看出，其中重复标题“各人”十五次。诗人在一首诗中把某些词句极端性地反复使用，总是为了营造某种特殊的氛围。读者的耳膜在连续不断的锤打声中，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这首诗处理的题材相当抽象：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隔膜。隔膜使人们变成“各人”。不仅是路人、敌人成为“各人”，连熟人、友人甚至亲人，也都成了“各人”：“你和我各人各拿各人的杯子/我们各人各喝各的茶……各人说各人的事情/各人数各人的手指/各人发表意见/各人带走意见/最后/我们各人各走各人的路……在门口我们握手/各人看着各人的眼睛//然后我们各人/各披各的雨衣/如果下雨/我们各自逃走”。在冷漠的现代文明中，人们已经罕有同类亲情，也对这个阻隔了各人与各人的文明大厦毫不留恋。因为谁也不是大厦的主人，只有客人，只有各人。
黑大春《东方美妇人》（《圆明园酒鬼》）
虽然我对过于主观和过于感伤的浪漫主义诗歌相当反感，但自称“新浪漫主义”的黑大春还是在相当程度上打动了我，这首《东方美妇人》堪称代表作——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首浪漫主义杰作的出色程度。这首诗运用大量的定语结构（名词中心语加定语），来表达双层复合思维，使得这首诗的句子相当长，但长句子的运用却相当成功流畅，体现了诗人驾驭语言的杰出才能。我还没有见过在长句运用上比黑大春更成功的当代诗人。“啊！东方美妇人/啊！统治睡狮和夜色的温顺之王/在你枫叶般燃烧的年龄中，圆明园，秋高气爽/并有一对桃子，压弯我伸进你怀中的臂膀//啊！东方美妇人/啊！体现丝绸与翡翠的华贵之王/在你白蜡般燃烧的肉体上，圆明园，迷人荒凉/并有一件火焰的旗袍高叉在大理石柱的腿上”。
韩 东《你见过大海》（《白色的石头》）
韩东是一位以荒诞为主题并给定荒诞以恰当形式的诗人。他的诗观是“诗到语言为止”，他的作品出色地实践了自己的诗歌主张，他的诗是纯粹的“语言”之诗：对一个基本词语的反复缠绕，出而复入，入而复出。韩东的诗非常“简单”，类似于现代绘画中的极少主义。表达方式的纯粹化和简单化，不仅无损于诗的力量，相反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力量。在极少形容词的冷峻表象下，诗人用词语的重重缠绵替代了情感的缠绵，用基本句型的反复萦绕，替代了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短句子所传达的决绝语气，以及词句的重复所渲染的义无反顾的力量，表达出一种极富现代气质的人生态度。韩东达到了某种洗练的极致，他也是当代最具个人风格的一位诗人。
舒 婷《致橡树》（《双桅船》）
舒婷是一个过渡性的诗人，自然不能说她毫无才情，但不过略胜于平庸的文人。尽管曾经享有一时声名，但独创性却极为有限。在诗歌这个语言和思维的先锋领域中，没有独创性是致命的，一大批平庸诗人必然要被逐出诗国——看一看《全唐诗》中那些陌生的名字吧。诗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涉足染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长处，舒婷也不例外。诗人并不高于别人，但他们天生是诗人。很多人天生具有其它资才，诗人却可能没有。舒婷的诗歌养料主要是裴多菲，比如她的代表作《致橡树》头尾是这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诗比汪国真好到哪里去。
臧克家《老马》（《烙印》）
当代热衷于厚外薄中的文坛新锐，为搬弄见识，抖露雅博，往往动辄就抬出奥地利人里尔克的名诗《豹》来唬人。我虽也素喜里尔克，但就《豹》而言，中国诗人臧克家的《老马》至少也有望与之同场比试一番，正如若不嫌土气的话，新锐嘴上的“西绪福斯苦役”，在中国原也有一个吴刚伐桂的传说备用。对臧克家作为诗人的完整一生，我无意置评，何况，“老来颓唐惟应景”，从来就是不少中国诗人的宿命。我尝以为，江郎既已写出《别赋》，“才尽”与否便无关紧要。同样，臧克家既已向世人奉献出袖珍杰作《老马》，其余种种，也不必过问了。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再玩味一下那个动感十足、飞机撞山般的开头：“总得叫大车装个够”；那个电影特写般强烈的形象：“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那道让人久久意绪难平的“鞭影”；以及西人ABAB式韵脚的种种佳妙……
翟永明《女人》（《后朦胧诗全集》）
翟永明是最具女性主义意识的当代女诗人，然而却具有女性罕见的内省深度。她似乎习惯于立下一个组诗总题，随后耐心等待灵感或最佳创作状态的到来，而每一次创作冲动来临，她只是完成组诗中的一首，然后再耐心等待下一首诗的召唤。因此她的组诗具有整齐的水准，而不是像其他写组诗或长诗的诗人那样，往往在后半部分力竭。“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女人·独白》）。
默 默《我和我》（《后朦胧诗全集》）
默默是一位城市游吟诗人，在充斥着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的当代诗坛，默默的诗风具有一种少有的民歌式的朗朗上口和轻快节奏，他的诗不适合朗诵，但宜于低吟而玩味。“一切有所作为都是那么卑鄙/一切无所作为都是那么优雅//很久了，没有等一杯茶凉了再喝/啜出轻轻的哨声/回味苦涩像放一张新唱片/很久了，没有被烟烫了手再猛吸/美美地又呛又咳/突然发觉捂嘴的手粗糙不堪//夜久久地黑着/我久久地坐着”。
戴望舒《雨巷》（《望舒诗稿》）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诗人中最易让人想到法国象征派大诗人瓦雷里的，他本人大概也愿意促成我做此类比。当然，两者诗艺实际上的天悬地隔，又是毋待多言的。戴氏知识素养较全面，也愿意从事一些理论建设（如《诗论零札》），作品不乏象征气味和实验精神。代表作《雨巷》声名赫赫，几乎与戴望舒之名形成同构关系。《雨巷》以丰沛淋漓的意象著称，然试观其全部意象，竟悉由先人遗下的一滴古墨——“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璟《浣溪沙》）——化开。
当然据此并不能指责戴望舒蹈常袭故，无甚新意，当时正倾全力于新诗旋律美建设的诗人，也许正想借此陈句检验自己的创作理念。于是，《雨巷》成了一首实验诗，诗人命笔之际充满了游戏精神、实验气质和声色之娱，惟独置想象于度外。结果，一首也许与个人经验、私人情感关系最远的作品，竟歪打正着地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标志性建筑——这当然没啥奇怪的，“游戏可成好词”，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曾言之再三。
穆 旦《神的变形》（《穆旦诗全集》）
我对穆旦被推为“新诗第一人”持存疑态度。穆旦是哲人，而非诗人。哲人之诗固然有特殊价值，但终不如诗人之诗。哲人用哲理而非形象写诗，是对诗之本质的偏离；正如哲人一旦用比喻表述思想，就必定是由于思想的技穷。诗歌必须为世界贡献形象和美，而哲学必须为世界贡献思想和真。然而在特殊的时代需要下，我理解当下的中国人需要思想的撞击和灵魂的震撼——美的地位不得不被贬抑，她暂时还不那么迫切。这首被评家推为“穆诗之最”的《神的变形》，正是一首典型的哲理诗。它的价值是无疑的，尤其是在当代，但它的致命伤正在于思想大于形象。当代人已经习惯于把“犯禁”当成有价值的代名词，这是对时代桎梏的另一种更深层的精神屈从，一种不自觉的思维偏执。其实犯禁的价值永远是当代性的，随着禁忌的消失（必将如此），许多挑战禁忌的作品将与禁忌偕亡。然而真正不朽的作品，是不会因时代性禁忌的消失而失去其永恒价值的。
在本文开头，我强调了当代汉语新诗的重要性，并呼吁更多的人阅读和关心。然而平心而论，阅读众多滥竽充数的分行玩意儿，决非美差，简直是活受罪。我读过成千上万首现当代汉语新诗，虽然时时有淘到金子的喜悦，然而沙子又确实太多了。虽然后人可以等待时间之水的汰选，但金子却在等待善于发现的当代慧眼。既然我们不愿错过古代和异域的珍奇，那么假如仅仅因为偷懒而与本土的当代瑰宝失之交臂，岂非生命的巨大损失？
中国当代诗歌状态及其价值取向
？ 徐文元
一种耳熟能详的论调是，发轫于本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即自由诗，并非从汉文化自身的土壤中自然自发地长出。这已差不多成了一个公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