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后期文学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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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安吉堡的磨工》（1845）和大仲马（1803—1870）的传奇小说《基
度山伯爵》 （1844），在非凡、离奇的浪漫主义情节中，也包含有揭露资本
主义压迫和封建复辟的罪恶和现实内容。在英国，著名民主诗人拜伦和雪莱
的创作，更把欧洲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推向了诗歌发展的顶峰。他们不仅在一
系列诗歌评论，如拜伦（1788—1824）的长篇讽刺诗《英格兰诗人与苏格兰
评论》 （1809）、雪莱（1792—1822）的长篇论文《诗辩》（1821）中，批
评“湖畔派”作家的脱离社会的神秘主义倾向，肯定诗人的社会作用和历史
贡献；同时更在一系列诗歌著作，如拜伦的《东方故事诗》（1813—1816）、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1812—1817）和《唐璜》（1818—1832），雪
莱的《麦布女王》（1813）、《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和《西风颂》
（1819）中，愤怒揭露封建统治和资本主义罪恶，热情歌颂民族、民主革命
斗争，有的还始终充满胜利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乐观展望。此外，英年早逝
的英国诗人济兹（1795—1821）的抒情叙事诗《圣阿格尼斯前夕》（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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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带有一定的唯美主义色彩，但主体内容仍是对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生
活的追求。著名历史小说家司各特 （1771—1832）的著名小说《清教徒》
（1816）、《艾凡赫》（1820），虽在一定程度上留恋和美化被资本主义破
坏了的宗法制社会，但主导倾向仍是对凶恶的封建上层的无情揭露。在俄国，
1812年的反拿破仑侵略战争和1825年的12月党人起义，大大地唤醒了人民
的民族意识和自由民主思想，因而具有强烈反封建农奴制精神的积极浪漫主
义文学，也在1825年前后蓬勃发展起来。12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1795—
1826）在政治讽刺诗《致宠臣》（1820）中，把沙皇的亲信、屠杀人民的刽
子手阿拉克切耶夫直称为“卑鄙、阴险的骗子”和“靠钻营而攫取显位的恶
棍”。普希金 （1799—1837）在一系列作品，特别是政治抒情诗《自由颂》
（1817）、《致大海》（1824）中，愤怒谴责专制暴政，强烈向往民主自由。
莱蒙托夫（1814—1841）在浪漫主义长诗《恶魔》（1829—1841）中，借一
个因反抗上帝而遭贬黜的天使形象，也鲜明表现了自己的坚守自由、永不妥
协的孤独而痛苦的反叛精神。在东欧和南欧，这时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也取
得了较大发展。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 （1793—1855）在叙事诗《先人祭》第
三部（1830）中，以高昂的浪漫激情描写波兰人民反沙俄奴役的英勇斗争，
主人公康拉德甚至毅然走上了为解放祖国而献身的革命道路。意大利作家曼
佐尼 （1785—1873）在小说《约婚夫妇》（1821—1823）中，则以浪漫主义
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了封建暴政和异族
统治的残暴。
总之，浪漫主义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不仅在全欧范围内掀起了文
学表现方法的新运动，而且形象地表现了各阶级、阶层的思想情绪和复杂动
荡的社会现实。它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而兴起，到19世纪30
年代又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衰落而逐渐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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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拜伦和雪莱
（1）拜伦和雪莱的生平和创作特色
乔治·戈登·拜伦 （1788—1824）和波希·比西·雪莱（1792—1822）
同为19世纪初期欧洲最伟大的民主革命诗人及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家。
他俩都出身英国贵族家庭，都生活在欧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高涨的年代，又都上的是英国名牌大学（拜伦上剑桥、雪莱上牛津），而且
又都因写作反社会、反宗教的作品为当局所不容——拜伦因创作讽刺上流社
会生活的诗集《懒散的时日》（1807）遭反动评论界围攻；雪莱因出版论证
上帝不存在的哲学论文《无神论的必然性》（1811）被牛津大学开除。投身
社会后，他俩还都因积极支持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公开声援工人斗争和愤
怒揭发社会黑暗而屡遭当局迫害，以致不得不被迫先后流亡异国。拜伦于
1816年离开英国，先到瑞士，后定居意大利，积极参加意大利烧炭党人反奥
地利统治的民族革命斗争。1823年意大利革命失败后，又渡海去希腊全力支
持希腊人民反土耳其统治的解放斗争，被推举为总督，成为希腊民族革命斗
争的领袖，不幸翌年患病逝世。雪莱于1818年离开英国，也定居意大利，而
且也积极支持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不幸 1822年在一次航海中遇风暴逝
世。
恩格斯把雪莱称作“天才的预言家”，赞誉拜伦满腔热情地“辛辣地讽
①
刺现社会” 。鲁迅也称拜伦的诗歌“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
①
荡涤” 。但在“神圣同盟”残酷镇压欧洲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拜论因受
资产阶级英雄史观影响，个人生活又十分不幸，故其作品在全面深刻地愤怒
揭发社会黑暗和高亢激越地号召进行自由抗争的同时，往往具有孤独、忧郁
情绪；而雪莱则因深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家庭生活又一直幸福美满，
故其创作总是充满光明乐观信念。
（2）拜伦和雪莱的主要作品比较
现谨就他俩出国前后的主要作品来试作分析比较：
出国前，拜伦的主要作品是抒情叙事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
一、二章（1812）、故事诗集《东方故事诗》（1813—1816）。《恰尔德·哈
罗尔德游记》第一、二章是1809到1811年诗人获得贵族院世袭议员席位后，
带着愤懑心情到西班牙和希腊游历的见闻，为叙述方便，拟放到后面跟出国
后创作的第三、四章一道分析。《东方叙事诗》是拜伦的一系列以东方故事
为题材的组诗，包括《异教徒》（1813）、《阿比托斯的新娘》（1813）、
《海盗》（1814）、《莱拉》（1814）、《巴里西耶》（1816）和《柯林斯
的围攻》（1816）等六篇，其情节均为个人复仇与反抗，背景全在大海、荒
原或土耳其王宫，主人公则是些对社会满怀仇怨，誓死抗争，但又总是单枪
匹马，高傲孤独，以致终归以悲剧告终的叛逆者。例如《海盗》的主人公海
盗首领康拉德愤世嫉俗而又孤僻高傲，坚定无畏而又阴沉严酷。他率部攻打
土耳其王宫，只一个人扮成回教僧进入王府，顷刻间便把那儿变成“血的岸
滩与一片火海”，使众多敌人“在他一个人面前缩成一团”。当他已胜利在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528 页。
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 卷，第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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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时，只因要拯救被囚禁在王宫的妇女，才使敌人得以重新聚集力量，致使
他最后被俘。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始终威武不屈。后来他还从王府逃
脱，参加了西班牙的人民起义。康拉德是典型的“拜伦式英雄”——高傲、
孤独的叛逆者。通过他的形象，作者表现了对罪恶社会的深刻憎恨和坚定反
抗，但也表现了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孤独和忧郁。
出国前，雪莱的主要作品是长诗《麦布女王》（1813）和《伊斯兰的起
义》 （1818）。前者写仙后麦布女王带熟睡的少女伊昂珊梦游过去、现在、
未来三界，看到过去是君主、僧侣、政客专横统治的废墟，现在是贫富悬殊、
残酷掠夺的交易市场，而未来则是冰河解冻、到处充满和平和智慧的美好世
界。后者借一个幻想的东方黄金城伊斯兰人民起来反抗封建暴政的悲剧故
事，歌颂主人公莱昂及其情人茜丝娜临刑前仍引吭高歌“压迫者最终必然崩
溃”，“人类的幸福会紧跟着我们的死亡”的革命乐观精神。作品对封建暴
政和金钱罪恶的揭露，对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描写，尽管都带有梦幻和
假想的性质，但却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期的光明、乐观
信念。
出国后，拜伦因积极投身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思想境界大为提高，
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时期他创作了号召工人进行武装斗争的《路德
派之歌》（1816），全面否定社会现状的诗剧《曼弗莱德》（1816—1817）
和《该隐》（1821），揭露“神圣同盟”反动面目的政治讽刺诗《青铜时代》
（1822—1823），广泛展现欧洲各国社会现状的诗体小说《唐璜》（1818—
1823，未完成），号召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长诗《但丁的预言》（1821），
预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动向的历史剧《马利诺·法丽埃罗》（1820），
抨击乔治三世和“湖畔派”诗人骚塞的政治讽刺诗《审判的幻景》（1822），
还完成了抒情叙事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三、四章（1816—1817）。
这些作品，进一步强化了拜伦支持民族、民主革命和工人运动的革命立场，
深化了他对反动统治阶级和社会罪恶的强烈憎恨，而且大大拓宽了作品的描
写范围，加强了作品的现实因素，使拜论在“神圣同盟”严酷统治的时期，
成为欧洲最杰出的反专制、争自由的时代歌手。但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
拜伦的孤独、忧郁情绪仍时有流露。有的作品如《曼弗莱德》、《该隐》，
更对知识、理性、群众和人生全持否定态度，表现为极端的悲观厌世。这种
不等量的矛盾状况，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中。
长篇抒情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1812、1816—1817）是诗
人前后两次出国游历的见闻和观感的诗体记录。第一章主要写西班牙人民在
拿破仑铁蹄下的苦难、反抗和对自由解放的渴望。第二章主要写希腊人民的
光荣历史和在土耳其奴役下的悲惨生活。第三章主要是对拿破仑历史功过的
思考和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先驱者卢梭、伏尔泰的追忆。第四章主要是通过对
意大利光荣历史的歌颂，来对照在奥地利统治下的现实苦难，并激励人民为
自由解放和民族统一而继续斗争。长诗有两个抒情主人公。一是长诗主人公
哈罗尔德，一是诗人自己。前者是个忧郁、孤独的飘泊者，对什么都感到冷
漠、厌倦，“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的”，只是孤独地“翻山又越岭”，
对眼前所见的一切全都无动于衷。跟前者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