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名案中的法律智慧-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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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院最后的结论是：允许被告上诉，驳回被上诉人（原告）对上诉人（被告）的过失指控，但是被上诉人可以在相应的法院提出对上诉人公害的诉讼请求。
这是英国法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件，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在法律因果关系规则上，用“可预见性”标准取代了“直接因果关系”标准。枢密院谈及的理由很多，其中值得称道的是他以现代私法理念作为判决的基础，也就是“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可预料的结果负责”。这种个人主义的观点源于西方18世纪的哲学。它是讲，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在存在，都有自己的意志和意识，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人身和财产。这种哲学观在法律上的表现，成为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石。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法律的理念都与这种哲学观点相关。在18世纪之前，哲学、政治学与法律学的理论纠缠在一起。法律理论尚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在另外一个方面，法律活动又是一个专业的职业性的活动，它着重的是法律的实践而不是法律的理论。理论渊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实践渊源于古罗马的法学，这是法律领域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法哲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理论永远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侵权行为法被认为是具有法律实践性的领域，学者们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侵权法是一个法律实践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哲学的领域。法律需要的是可以直接适用的规则，哲学的原则得不出明确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本案枢密院成员们抱怨哲学的原因，他们区分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认为哲学不能够替代法学。
“直接因果关系”和“可预见性标准”是法律因果关系中的两个基本尺度，在众多的先例中并行不悖，后代也各有发展。比较而言，前者更多地考虑行为的客观结果，而后者更多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状况。如果我们探究一下这个案件与前二个案件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广泛的意义上，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都强调可预见性，直接结果的因果关系与可预见性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冲突，都强调被告对其行为的结果应该预见到，但是由于过失没有预见到。不同的是，两种预见性的程度要求不一样，前者称为“直接结果尺度”，后者称为“合理预见尺度”。前者的尺度比较宽泛，对被告的责任要求比较高；后者的尺度比较狭窄，更多地保护了被告的利益。如果用后者的尺度来衡量前一类案件，那么前二则案例中的被告将都不承担侵权行为责任。
此案是英国枢密院的一个判决，枢密院是英国审理其殖民地区上诉案件的最高审级。如果说贵族院是国内最高审判机关的话，那么枢密院则是前殖民地区的最高审级。不同的是贵族院要求多数意见通过判决，而枢密院要求一致通过判决。香港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之前，其最后的审级就是这个枢密院。
第三部分“因果关系链的中断”
张三将有瑕疵的车租给李四，车在路上抛锚，李四下车修车。王五过失驾车，将李四撞伤。张三对车的瑕疵有过失，王五对李四的撞伤有过失，比较而言，王五的过失行为中断了张三的过失行为，王五对李四承担侵权行为责任，张三不承担责任，王五的行为“替代”了张三的过失行为成为李四受伤法律上的原因。这种情况称为因果关系的中断。下面这个案件就是讲这样的情况。
被告公司设置一条地下气体管道，为此目的而掏空了公路东面的地底下。被告雇佣一家管道公司密封管道，原告是这家公司的一个职员。原告用一瓶液体釉工作，该液体温度高达400度。被告不顾原告的反对，坚持要求原告在公路西面作业，这样就使得原告面对东马路开过来的汽车。被告所采取的安全保护措施只是设置了一个木质的路障，以及安排一个持旗人打信号。
一个叫狄更斯的人开车过来，他癫痫发作失去知觉。当时，狄更斯正在接受癫痫治疗但由于过失而未服药。他开着车撞碎了木质路障，撞击到原告，把原告撞飞到了空中。400度的釉液体飞溅到原告的脸上、头上和身体上，原告身体烧成了一团火球，可是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原告对狄更斯和被告公司提起了诉讼，初审法院判定原告胜诉，被告提起上诉。后上诉到了纽约上诉法院。
原告认为被告在保护工作现场方面存在着过失，他所提供的专家意见认为：通常和认可的保护工人的方法是围绕洞口设置路障，其宽度要覆盖所有的挖掘区域。这些路障要么是卡车，要么是笨重的设备，要么是一个土堆。而且应该有两个持旗人在现场，这样才可以让过往车辆不撞进工作区，从而保护工人不受到伤害。而被告声称，原告受伤完全是因为狄更斯的过失，这是一场交通事故，因此从法律上讲，原告的伤害和被告的失职之间不存在着因果关系链。
首席法官库克说，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不同的案件要考虑不同的因素。一旦法院认定所面临的案件是一种被称之为“显然和明显”的案件，那么就由事实的认定者决定法律上的原因。按照法律重述，为了证明是一种“显然和明显”的案件，原告通常要证明：被告的过失是原告所受损害的实质性原因。原告没有必要去证明事件精确的发生方式是什么？伤害的程度如何？以及这种事件是否可以被预见？
如果有第三人的行为介入到被告过失和原告损害结果之间，那么就出现因果关系链的问题。这时，就要确定：第三人的行为是否是通常的或者可预见的结果？在当时情况下，如果介入行为是一种异常的行为，如果它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如果它独立于或者不关乎被告的行为，那么它就是一种替代的行为，它就中断了被告过失和原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原告损害法律上的原因。因为该问题涉及是否可以预见和是否为通常，因此该问题应该由事实的认定者去解决。
库克说，就本案件而言，我们不能够说狄更斯的过失是一种替代的原因，不能够说其行为中断了被告行为和原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链。就证据而言，陪审团可以认定被告失于提供安全保障措施，该玩忽职守的行为“显然”是危险的，有可能导致驾驶员过失进入工作场地而伤害工人。驾驶员的过失或者卤莽并不排除被告要承担的责任。事实的认定者可以得出结论：被告制造了危险，该危险可预见的、通常和自然的结果是使轿车驶入未保护好的地区，导致工人的伤害。因此，驾驶员的介入行为并不是一种替代原因，不能够使被告免于责任。最后的结论是维持原判决。
一个损害结果的发生，有时候有多个被告独立的原因，这样，是两个独立的原因共同导致了原告的损害？还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导致了原告的损害？两个被告都要承担责任？还是其中的一个被告承担责任？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一个被告的行为取代了另外一个被告的行为，导致了原告的损害，那么法律上就叫做因果关系链的中断。因果关系的中断是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而且在实践中没有明确的和肯定的界限。
在实践中大体上存在着三种因果关系的介入：第一，原告自己的行为介入。比如，被告过失导致原告的腿伤，原告在下楼的时候，自己过失摔倒，腿骨折。再如，原告在被告的电梯中受困，原告自己从电梯顶上爬出，该非正常的爬出行为最后导致自己受伤。在这两个案件中，被告先前的过失行为和原告后来自己不慎的行为导致了原告的损害，被告是否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责任呢？这就是原告过失行为介入原…被告因果关系链的例子。这一类的案件，法律上叫“原告的与有过失”，就也是原告自己对损害也负有责任。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后的案件中会遇到。
第二，自然灾害的介入。比如，被告的船与原告的船发生喷撞，原告的船在开往修理站的途中遇到风暴，最后原告的船严重损害和沉没。这里，风暴这个自然的现象中断了被告过失行为，被告不对原告船的沉没损害承担赔偿的责任。
第三，第三人行为的介入。本案就涉及到了“第三人行为介入”的法律效果。第三人的介入行为有可能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链，从而使第三人承担责任而免去被告的责任；介入行为也有可能不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链，从而并不排除被告的责任。本案就是“介入行为”不中断因果关系链的典型例子。原告受伤既因为被告失于保护工人的过失，也因为狄更斯驾车的过失。但是因为狄更斯的行为不是“异常的”行为，不是“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的”行为，不是“独立于或者不关乎被告的”行为，因此狄更斯的过失不中断被告的过失行为，被告和狄更斯都要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实践中，第三人的介入行为是否中断了被告行为？很是复杂，这个案件讲的是美国法的尺度，在英国法中，法官们一般要考察第三人的介入行为是否是被告行为“自然和可能”的结果。比如，原告与被告在单行线上驾车发生冲撞，警察勘验现场之后，没有关闭单行道，而让原告开车逆向行驶，结果与开过来的汽车发生第二起交通事故。在这里，原告逆向行驶不是被告第一次过失碰撞行为“自然和可能”的结果，被告因此对第二起交通肇事损害不承担责任。有时候，法官要区分介入行为是积极的作为还是消极的不作为，区分介入行为是侵权行为还是非侵权行为，最后来判定被告行为是否被介入行为中断。
第三部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旅客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意外受伤，他不状告肇事者，而是把铁路公司告上了法庭。铁路公司应该对月台上的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我们看这个案例。原告帕尔斯格拉夫要去海滨渡假，她从被告铁路公司那里购得火车票，站在被告公司月台上等车。一辆过站的列车进站，两个乘车人飞奔而至。这时，火车已经开动，这两人试图抢上火车。其中一个顺利登上火车，另外一个手里拿着一个包裹，想从月台跳上车厢。他脚底不稳几乎摔倒。这时，车厢的一个工作人员在车厢内伸手将这个人拉进车厢，月台上的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在他后面将他推上火车。在这个过程中，包裹脱手，掉到了月台栏杆上。这是一个15英寸长的包裹，并用报纸包着。实际上，这个包裹是一包烟花爆竹，但是从外表上不可能发现里面的内容。结果当然是包裹落下，发生爆炸。爆炸的冲击力溅起几英尺外月台边上的残片，残片飞起，砸到了原告的身上，原告受伤。原告对铁路公司提起侵权行为诉讼。初审法院判定被告承担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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