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摘2003人物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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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伲率瞪纤炎畲缶τ迷谙孪笃迳希媪�40年国际象棋。我喜欢这样的人。
我现在的生活态度，可以认为是逃避现实，就是“玩物丧志”。有点时间，哪怕给我一寸光阴，我都会用在那些所谓不务正业的事情上。听音乐、玩家居、玩茶艺、玩做梦，除了工作，我每天都在变着法玩。
我很希望能把工作当成一种爱好，但是难度不小。因为这涉及到别人，要想把工作当成享受，就必须做到对周围世界的全然接受，而我现在还做不到，所以我暂时处在一个比较厌世的阶段。
但是还好，我毕竟有“玩物”，它不是堕落，而是健康和美好。对“物”的认识有两种，一种认为“物”是拿来用的，一种认为是拿来玩的。你如果仅仅用一把椅子，除了坐没别的，那就不会对它有细腻的了解，但是你“玩”它呢？哎，你就会好奇，这种木头的纹理怎么是这样的？你就会去把玩去打听，于是就长了知识，而且培养自己对事物更敏感。我相信一个人敏感些，对做好工作也有帮助。
“玩物”会带来很多美好的时光。你今天可以选择去开个研讨会，也可以选择跟好朋友去茶馆坐一会儿，多半后者更可能带来内心的放松。因为“玩物”没有什么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压力，而且“玩”可以无是非。像有的人就存了是非，觉得只有真正的古董，哪朝哪代考证无讹，才是好的，那些仿的，不屑一顾，这样就有了是非，就会觉得真东西我买不起，眼前的东西我又瞧不上，那还怎么玩呢？
我玩不起任何花大钱的项目，但我想“玩”也可以跟小孩子一样，碰到任何东西，都可以玩它。你哪怕把这个人关到监狱里，也许他就能以观察一个小甲虫24小时的活动为乐，这种玩法，就是享受眼前现有的一切。
过去从甲地到乙地，我人在车上，心里想的都是什么时候到，到了之后干什么，这趟能不能完成任务，所以一路上就焦虑着过去了。到了目的地，又开始跟人较劲，执着地去执行自己的意志。你看，整个这段时间都是不愉快的经验。但是我现在不这样了。
我在深圳住的时间不长，但我发现沿深南大道从华侨城到罗湖这一段，有一个地方，街边有几棵树，形状飘逸。每棵树的造型都能让你想起一幅国画。我每次坐在的士上，都往窗外瞎看，一见到那几棵树就陶醉一小下。我挺遗憾，估计没多少路人注意到，大概因为他们在路上老操心目的地，没工夫注意就在此时此刻身边就有好景致。
现在要是有什么让我焦虑的事，我就总是跟自己念叨，不管你今天怎样，明天总会到来，所以，还是快活吧。
再比如，做主持人。要是生活里你不是这样一个人，却要在电视上弄出这样一个人，就挺累，因为要勉强自己，让自己兴奋起来。我觉得最不累的办法是：平日里就培养自己，让自己在生活里就做一个充满乐趣的人。
为什么说“玩物丧志”其实很健康？因为如果直接让你对工作感兴趣，这事恐怕距离比较远，但可以一步步来，从一些真的能带来乐趣的“不务正业”开始，逐渐扩展爱好的范围。“玩物”的心态会让你对万物充满了爱和兴奋。今天你玩跳舞，明天你可能去玩植物，后天可能就玩电影，于是，过去和你从来不会交谈的人，也会成为你的朋友。到最后，也许你能试着同样以充满兴趣的态度重新认识自己的本职工作，把工作也玩出花儿来。
“玩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丧志”，但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认识世界的开始。
（本文作者：窦文涛）
夜行者说
那些被感动得涕泪交流的观众们，谁不在暗自窃喜着自己的健康与幸福呢？以创伤为勋章是对自己曾经受过的一切苦难的亵渎。
以创伤为勋章是对自己曾经受过的一切苦难的亵读
中国现在有800万盲人，每年还将有一定比例的人毫无准备地进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这个比例仿佛一片必然性的乌云笼罩在人群上面。我属于这八百万分之一纯属偶然，这是正如你的健康一样的偶然事件。
我高中以前就读于沈阳盲校，常有一些残疾人作为身残志坚的模范被拉着到处做报告。大多数人是自学了几门外语之类，其格式大略是说自己经受了多少磨难，但最终战胜困难，取得成绩云云，大意仿佛在说残疾是一种专属的奖赏。我对此并不以为然。残疾确是人生之缺憾，这是即使成了拿破仑也无法弥补的。况那些被感动得涕泪交流的观众们，谁不在暗自窃喜着自己的健康与幸福呢？以创伤为勋章是对自己曾经受过的一切苦难的亵渎。
常有人问我，“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我说，“还可以。”他们于是称赞我的坚强。我亦不知应喜还是应悲。痛苦是本原性的问题，它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偶然事件的附属物。身体上的某一缺憾是生活的一个背景，亦是痛苦的背景。我在高中时代爱上的薇薇，她是由于高度近视从别校转来的。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里约会，被门房老大爷盯了梢。学校于是找到了我们，差点给我们处分。这时我感到看不见确实麻烦。我这个在老师心中的好学生从此名声扫地，但美好的初恋却是无法被抹去的。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立笔直的塑像。
不过，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是举步维艰的。这需要健康人的帮助。这种帮助并非放高利贷者的帮助；帮助的目的也并非为了使他们成为感动众生的楷模。他们应当有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的权利（包括高尚的和不高尚的）。
我上大学时曾去四平盲校实习。那是一个全国闻名的模范特教学校，我们在那里住了十天，置身于其中，感觉与外界的宣传大相径庭。那儿的孩子们大多来自吉林农村，家境贫寒。食堂的伙食极差，学生们多数精神抑郁。我们结识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据说她歌唱得非常好。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鸦鸦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令我们感动的不仅仅是这首歌，更在于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听她姥姥说，她在家里就很孤僻，不爱与人说话，只是偶尔听听收音机，因此除了那首歌外，她几乎没有跟我们中间的谁说过—句话。
这是7年前的事了，不知这叶小姑娘如今境遇如何。我将为她祈福。
你要做反叛者吗？请先做创造者
前面说过，我上了大学。那是在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专业是中文。不得随心所欲地阅读是失明带给我的最大的不便。那时我想出一个好办法：教人弹吉他，以此换取学生为我阅读一小时书籍。当时我收了20多个学生，每天至少能读两个小时以上的书。
其实，不能更广泛深刻地阅读是影响盲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很无奈的事。然而我后来见过的一些于个性和天分上都不缺乏的年轻健康的艺术追求者，却总是以为读书会对灵性有妨碍。其实对我们这个本已缺乏精神追求的浮躁的年代，宣传读书无用恰似对一个食不果腹的人大谈食肉有害健康。不读书是一种自绝于人类以往的精神财富的行为，以惰性为个性。你要做反叛者吗？请先做创造者。正如尼采在《三种变形》中所强调的，只有狮子的精神还不够，还要加上婴儿的——创造的精神。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住在圆明园，成为当时盘踞于此却即将没落的艺术村的一员。当时日子过得很自在，大家一见面不问“你吃了吗？”而代之以“你搞什么的？”或云搞摇滚的，或云搞抽象的，或云搞行为的，甚或摘对象的。当时我在北大小南门对面的图书城卖唱，经常有一些学生上午就等在那里，帮我插好音箱，弄好话筒，一直陪我到晚上。有一次一天赚了100多块钱，满满一书包毛票，蔚为壮观。夜晚不慎将一盆水倒在书包上，于是我整夜不睡，将一张张湿淋淋的钱铺在床上，等它们晾干。这“晾钱”的一幕也算是我生活中的奇景。
1996年，我去了青岛，之后乘船去了上海、南京、杭州；后来又去了泰安，在这个空气好得发甜的小城里住了半年多。1997年是属于南方的，这一路有长沙、株洲、岳阳、奉节、白帝城、宜昌等等。1998年，我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昆明。后因盘缠用光，经贵阳、湘西、邵阳，困在永州，在柳宗元被流放之地游览了一番已难追旧迹的潇湘水云，只是感慨于满街充斥的各类繁乱的广告。
长年的漂荡令火车成为我梦中常有的意象。有时是买票，或走过车厢连接处寻找座位；有时在一个冷清的小站下车，坐在刚被雨淋过的长椅上，等着下一班火车的到来。
克尔凯郭尔把人生分为三种境界，即：伦理的、审美的和信仰的。我但愿能置身于审美的光明中。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这正如庄子所喜的：无用者大用。
只有将其视作审美对象，人生才不是虚无的。无论何种生活境遇，我所求惟美，足以振奋麻木的心灵。
我在天津读书的时候，有个同学名叫岳红。她是自幼失明，从未看见过什么。有一次，她向我索要照片，如是屡屡，我却总无照片给她。她后来给我拿出厚厚的像册，告诉我她最爱收集她所喜欢的朋友的照片。请别对此惊讶，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自己却双目失明了，这镜对他有何用呢？我深爱这些期望不可能者——生活无目的者。
我还没能写出一首好歌或好诗，就已经30岁了。虚度的感觉像青苔一样布满墙壁。我写过一首叫《夜部落》的稍长一点的诗，还有几首歌曲。我的写作偏于概念化。于我而言不达到一定的速度，是无法克服重力的，飞翔仅当那时才成为可能。我的爱尚且不够，因此病苦还不够深邃。大悲悯方是通往艺术绝顶的惟一道路。
我喜欢爵士乐，在不谐和与不稳定的音阶上踉跄舞蹈，仿佛沿着无限不循环小数跑向终极。我的音符是酒吧、大街、简陋的民房、火车站、故乡、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布罗茨基、卡夫卡，我在它们上面舞蹈、踉跄。直到在冬天北京灯光迷茫的地铁站遭遇我最爱的姑娘——所有不稳定和焦灼都化为愉悦。
此刻我坐在桌前，等她回来。高唱一小节“哆”为我和你——我的读者，共同解决，同时也结束这些文字。我也将为你祈福。
（本文作者：周云鹏）
为你配副好眼镜
追求利益并不是做生意的最终目的。开拓视野，摒除铜臭味，以诚待人，努力工作，这是做生意的不二法门。
每一个生意人都想赚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满脑子都是生意经，这只是一般人的想法。
很久以前，我曾接到一封从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