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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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云南前线的战事，之洞也极为关心。他大力推荐唐景崧（1841—1903）新组粤军，号景军，开赴云南。联络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抗法。唐军一切费用，均由广东方面承担。不仅如此，唐军离龙州赴滇时，之洞又助刘永福军饷两万两。由唐带往。对此，云贵总督岑毓英致电之洞，表示感谢：“越事仰赖明公主谋，助兵助饷，始克有济。”
刘永福（1837—1917）的黑旗军原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广西天地会反清武装的一支。同治四年（1865），该军在广西安德镇北帝庙前祭旗举事，所祭者为七星黑旗，故人称“黑旗军”。同治六年（1867年），在清军围剿下，刘永福率部避人越南。法国入侵越南后，黑旗军与越民并肩作战，在十余年的艰苦岁月里，给予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初，黑旗军在河内城外击毙法将安邺。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十三日。又在河内城西纸桥一仗中，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中校。越南阮氏王朝虽然对刘永福心存疑忌，但又想借用其武装力量抗击法军，因而封其为三宣副提督。
对于这样一支英勇顽强、战功卓著的抗法农民武装，清政府却视其为“匪”。虽然曾补给枪械以抗法军，但前后济刘洋枪不过五百杆，“皆天津解粤之笨枪，弹药多不着火。”①而且就是在这少得可怜的接济背后，还包藏着险恶的用心。正如四川总督丁宝桢所说：如果”该匪幸而获胜”，当然于清军不无补益，而且黑旗军又不属正规清军，不用担心法国借口寻衅报复；如果黑旗军吃了败仗，“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兼得。”②因此，当刘永福黑旗军凭借简陋枪械与法军浴血苦战时，装备精良的清军主力却在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炯统辖下作壁上观。更有甚者，清廷某些大员甚至认为黑旗军抗法得胜是件大坏事：”若刘永福果终于胜法，又必骄悍难制，……各省亦须设防，是又岂浅鲜之害哉？”③张之洞对刘永福黑旗军的态度则不相同。作为统治集团的中坚，之洞对于农民起义、农民武装当然绝无好感。三十年前在贵州兴义城头与农民军拼死一搏的难忘情景，早已给之洞打上深刻的烙印。但是，作为一个爱国的、开明的政治家，之洞高于一般官僚的地方就在于，在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的反侵略战争中，他能够将“御外”置于“制内”之上。还在山西巡抚任内，之洞就提出应授刘永福以正式官职，承认黑旗军的合法地位。他在《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中说：“防不如战，近不如远，迟不如早，而要以争越、封刘、战粤、防津为四大端。”①所谓“封刘”，即指授予刘永福以正式官职。之洞充分肯定黑旗军的抗法功绩，称“法人屡败于刘团”，并对黑旗军在日后战局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给予高度估价：“此时乘已战之局，藉刘团之助，因越民之扰，就陆战之便，与之纵横奋击，安见不可终挫凶锋？”②当李鸿章等朝廷大员处心积虑欲置刘永福黑旗军于死地时，之洞义正同严地宣告：“洞敬其为数千年中华吐气，故竭力护持之。”③张之洞就任两广总督后，再次建议清廷将黑旗军收编，以利战事。经过之洞反复奏陈，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朝廷对法宣战后，终于接受之洞“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因越以用刘为实济”的建策，授刘永福“记名提督”衔，赏戴花翎，并陆续拨给黑旗军饷银七万两。黑旗军取得合法地位后，之洞又大力资助其饷械，半年多时间内，先后拨银十五万五千两，并令清军与其协同作战，共抗法军。唐景崧率景军配合黑旗军，于这一年年末出击宣光，取得临洮大捷。诚如唐景崧所说：“黑旗自与法人迭次交锋，皆大战，未有借助于他军者。两载以来，虽曰助刘，何尝有同泽同胞之义哉？独此次为我景军切实援应耳。”④黑旗军的处境前后迥然不同，得力于张之洞的开明态度。很显然，这种变化不仅有利于黑旗军，而且更有利于抗法战争的大局。
①②《全集》，卷七，奏议七。
③《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牍三。
④唐景崧：《请缨日记》卷六。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九，奏议九，《敬陈海防情形折》。
②《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潘祖荫。
①张树声字振轩，彭玉麟字雪琴。
②《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九，奏议九，《查复张树声参款片》。
②《全集》，卷九，奏议九，《敬陈海防情形折》。
③《全集》，卷三，奏议三，《海警日迫急筹战备折》。
④《全集》，卷九，奏议九，《息借商款折》。
①张佩纶：《涧于集》。丰润涧于草堂张氏刊本，1921。
②《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第9页。
①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第一册，第13页，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①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第二册。
②四川总督丁宝桢奏折，见《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第12页。
③《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九，第15页。
第二节“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纡筹决策”
张之洞死后，清廷追谥“文襄”。晚清重臣中，谥“文襄”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左氏戎马一生，与太平军、捻军及西北回民军恶战多年，又进兵新疆，讨平阿古柏，获“文襄”谥，顺理成章。比照左氏，曾有人对之洞谥“文襄”表示疑问。之洞的门生罗献修在挽联中为恩师辩白：
劝学堕仪征太傅，更有大焉，洵岭峤百世之师，颜欢寒士，长留广厦千间，惟惭后乐先忧，佛时谆勖为文正；易名媲湘阴爵侯，夫何疑者，概中外两军相见，威震远人，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纤筹决策，将略知非短武乡。①此联言之洞督粤事迹，上联举文教，下联赞武功。罗献修以为，以之洞在中法战中，尤其是谅山大捷的建树，足以与左宗棠媲美（左氏湖南湘阴人，罗氏挽联“湘阴”即指左氏），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不在诸葛武侯之下。这后半句，有溢美之嫌，但“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纤筹决策”数言，确乎不违史实，称其“甲胄有劳”、“因事有功”，实不为过，故谥“文襄”并非虚妄。纵观张之洞全人，武功非其擅长，但他在中法之战全过程中，却显示了过人的军事谋略。
光绪九年（1883年），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对于南方战事即提出“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战略构想，主张出兵越南，支援越军及黑旗军，拒敌于国门之外，以夺取战争主动权。
光绪十年（1884年）春夏，法舰队攻陷马尾，围困台湾，主战场由陆路转到海路，台湾海峡成为战争焦点。张之洞一面竭力援济守台刘铭传部，一面奏请朝廷”缓台唯有急越”，“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在海军实力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法军在海上周旋，并无成效，只有采用“围魏救赵”之略，方可扭转战局。“今日敌情事势，我不能追逐法虏以去鸡笼，法亦不能尽破我军而踞台地。惟有力争越南，攻所必救，庶不致率其丑类肆毒孤台，越圻渐恢，台围自解。”①这是颇有战略眼光的建策。
之洞提出，在陆路，我军应分东、西两路，夹击法军。西路由唐景崧率景军入越，会同刘永福黑旗军及滇军岑毓英所部，于光绪十年（1884年）未攻击据守宣光法军，收复宣光、兴化、山西的大部地区，后又取得临洮大捷，击溃西线法军。在东路，张之洞起用老将冯子材及淮军将领王孝祺（？—1899）“出偏师助桂军，腾出兵力攻西路”②，入越作战。
冯子材（1818—1903），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字南干，号萃亭。行伍出身，先后任广西、贵州提督。他曾奏劾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为徐所忌恨，后徐升任广西巡抚，泄私报复，冯子材郁愤称疾还乡。冯子材是有名的战将，之洞的前任张树声曾请他督办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之洞接任后，亦遣员传书并送饷银五万两，请冯出山。又于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二十一日致函冯子材：
钦州民团，自得宏才指麾，谅已日形精整。鄙意拟请阁下速将团练密加部勒，营哨官分别派定，一遇事机紧迫，即将精健练勇酌带二三营，配给军火，取径疾趋袭彼广安、海防，广张声势，多设疑兵，以为牵制之计。冯子材素钦之洞，说：”南皮系巍科名统，乃能识我！越事已急，我允之矣。”
②冯子材此时已近古稀之年。前曾有人建议李鸿章起用冯赴越作战，李鸿章以其年老力衰未允。张之洞却认为，”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东路法军集中万余重兵，大举进攻驻守谅山的广西巡抚潘鼎新（？—1888）所属桂军苏元春（1845—1908）部。潘鼎新畏敌如虎，望风披靡，不战而溃。之洞急令冯子材率军驰援，但不等冯军赶到，桂军已弃阵而逃。二月十三日，法军攻占谅山，兵锋直逼镇南关，形势危急，全线震动。潘鼎新自知罪责深重，竟诿罪于冯子材，谎称冯军“飞催不至”，致使苏元春部孤军奋战，才酿成谅山大败。之洞一时不察，十分恼怒，电斥冯子材，”何以上对朝廷，且亦何以对桂军”①。冯子材复电辩诬。经过查证，之洞方知潘鼎新的伎俩，他立即与彭玉麟合奏朝廷，“并非冯王不听调度，实由潘抚调度乖方，且陈其欺饰状”②。同时又电慰冯子材，劝其“以大局为重，万勿愤郁，将来破敌，终赖麾下。”
法军兵临镇南关下。此时潘鼎新龟缩于龙州城内，不敢动弹。张之洞令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接替镇南关前线指挥权，许其相机行事，以免电函往返，贻误战机。三月，法舰侵扰广东北海（今属广西）。之洞一度意欲抽调冯军十营回防，但冯子材建议：“首先飞文出示钦廉，声言不日材亲率数十营即到，……虚张声势，以定人心。材仍稳扎长墙，整备以待。”③之洞接受建议，放弃了原计划。
冯子材受命于危难之间。他令士卒于关前隘跨东西两岭筑长墙，掘深堑，布置炮位，严阵以待。冯子材亲率主力驻守夫前，又调苏元春、陈嘉两部防守侧后两翼，王孝祺部屯军于后，成犄角之势。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初七日。法军两千余人分三路直扑关前。两军激战终日，东西岭阵地几度易手。八日，法军凶焰更炽。最危急关头，冯子材谓诸将曰：“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