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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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认为，“整军御侮，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①。他还说：“练兵必兼练将，而练将又全赖学堂。……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材为首务”②。因此，从创建新式军队的开初，张之洞就将通过正规学堂教育培训军官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他编练新军与开办军事学堂总是同步进行。在广东筹议大治水师，同时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在江苏创建“江南自强军”，同时开设江宁陆军学堂。在湖北编练新军，又先后开办武备学堂、武普通中学堂、陆军小学堂、将弁学堂等不同程度、各有侧重的系列军事教育单位。他设想经过若干年后，达到“非学堂出身者不得充统领营哨各官”③的目标。为此，他极力扩大陆军小学堂的规模，“每年收足一千人，三年收满三千，一律按日到堂受业。三年之后，若好学者众，则分刚柔日轮班上学，可以收足六千”④，实现“六千君子共学堂”的壮举。这一设想虽未实现，但其思路却是基本正确的。
为尽快培养熟谙近代军事知识技能的指挥人材，张之洞还积极派遣军事学堂学生出国留学。在晚清留日士官生中，张之洞派出的湖北留学生占有很大比例。如第一期留日士官生共三十九人，湖北占十一人；第二期二十五人，湖北更占了十七人。吴禄贞（1880—1911）、蓝天蔚（1878—1922）等著名军官，都是张之洞从湖北派往日本留学军事的。
张之洞认为，“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①。在他创办的各类军事学堂中，均仿效东西洋各国军校体制，开设一系列适应近代战争要求的新科目。如江宁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五人任教习，讲授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画、算术、营垒、桥路等课程。湖北武备学堂开设军械学、算学、各国战史等科目。学生除在讲堂研习之外，还要参加严格的实际操练。在开办陆军小学堂时，张之洞认为部章规定开设的军事课目太少，程度太浅，他上奏论辩：“开办学堂，总以学科完备为第一要义。若学科不完备，虽一切布置均守部章，亦于军政无益”②。他说到做到，在湖北陆军小学堂中增设筑城、军制、兵器、战术、卫生学、炮操、马操等课程，并附设了测绘班、军医班、海军班。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军校，由此初现规模。
在注重培训合乎近代战争要求的新式军官的同时，张之洞还十分强调提高士兵的素质。他说：“以今日战事日精，战具日巧，即一哨弁之微，亦断非粗材下品所能胜任”③。为了保证兵员质量，他在《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中提出：
“募兵之法，略仿日本征兵制，寓征于募，选士农工商之家安分子弟，或素有恒产，或向有职业手艺，自足资生，并非待勇粮为生计者入伍，凡刁滑流痞之徒，一概拒收。”为了适应严格军事训练的要求，又规定新兵年龄限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之间，并且必须经过西医严格体验，合格者方予录取。尤其体现其卓越识见的是，张之洞格外强调士兵的一般文化素质，要求多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①入伍，以利其掌握近代军事技术，提高部队战斗力。
他手订湖北练兵要义，其第一条即为“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湖北新军成为当时各支新军中文化素质最高的部队。如该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湖北黄陂募兵九十六人，其中竟有廪生十二人，秀才二十四人。张之洞还独出心裁，在湖北推行“学兵制”，选派士兵入陆军特别小学堂学习，“昼则来堂，讲求学科，夜则归营”，“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对这种成年士兵入“小学堂”深造的创举，当时人们戏称为“学堂特别小，学生特别老”。
另外，张之洞还又选调武备学堂优等学生教习各营，兼充哨官。“军营向例，哨官带兵而无教练之责，教习教练而无统带之权，至是合而为一”③。这些措施在全面提高士兵文化、军事素养方面都收到显著功效。为了吸引有志青年入伍，稳定军心，张之洞十分重视改善官兵的物质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他提出“恤兵之善有四”：
一、饷厚；
二、将不发饷，别有官主之，以防克扣；
三、兵不自暴，官为供备；
四、阵亡者恤其家终身④。
江南自强军士兵饷银每月给官铸银元五元，合库平银三两六钱，官弁递加，且饭食衣履费用在外。湖北新军士兵饷银又提高至每月六元，这在当时确属十分优厚的待遇。为了增强士兵的荣誉感，破除“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陈旧观念，张之洞力主仿效西洋各国，崇尚武功，使“临战之饥寒有备，战殁之家属有养，兵之死亡，君亲吊之，兵之创伤，后亲疗之，故将之尊贵，过于文臣，兵之自爱，过于齐民，强国之由，其在此矣”①。他拟定的湖北常备军制规定，入伍之兵三年期满退伍，届时考校其成绩，分头二三等，由督抚亲临该营，颁发奖励，“飨以羊酒，以花红鼓吹送出营门。返归故里，本乡绅董以鼓吹爆竹迎接”，“概免杂项差徭，非犯有实在案情，地方官不得无故差拘折辱，待以武生之礼”②。尽管这些规定未能全部落实，但其对于军队建设的积极意义，仍值得后人借鉴。
张之洞“战人较战具为尤急”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近代战争规律的。他采取的种种提高官兵素质的措施，也都收到明显功效。无论从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方面衡量，湖北新军都堪称全国一流。湖北新军的这些优势不仅使他们在历次秋操会练中名列前茅，享誉全国，而且也令不少官兵具备接受新的社会政治思潮的知识基础，进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这一点，正是湖北新军大不同于“北洋六镇”的特异之处。
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同为清季首先编练而成的近代精锐之师。但北洋军是清廷的中央军，主持者袁世凯又力图将其铸成封建色彩浓厚的私家武装，这便决定了它在之后的辛亥革命中，成为镇压革命的凶恶鹰犬。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较为松弛，张之洞虽也注意防范革命势力在军队中蔓延，但为了避免朝廷指责、干预，他对于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一般均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往往是除名了之，不予深究，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站稳脚跟并发展力量，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张之洞的的“身心性命之学”，归根结底是通过编练新军，“执干戈以卫社稷”，用近代军事力量来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使之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不致急速崩塌。但是，如同张之洞兴实业、办教育等“洋务”事业的客观后果一样，湖北新军也最终走向了他主观愿望的反面，其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为结束二千年专制帝制立下头功。而且，由湖北新军派赴各省“代练新军”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首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的杨缵绪（1873—1956）、东北的蓝天蔚、贵州的赵德全（1881—1912）、陕西的李载煦、广西的吴元泽、云南的梅治逸等。张之洞组训湖北新军，意在培植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的捍卫者，结果反倒成为清廷掘墓人，这恰如时人所论之”种豆得瓜”，而这正是历史辩证法所使然。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光绪朝东华录》（四），第3753页。
②《全集》，卷一百，公牍十五。
③《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④《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
①《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②《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
③《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114页。
①《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
②《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的奉折》。
③许编《年谱》卷七。
④《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①《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②《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
第五章 维护主权之旨，羁縻牵制之术——张之洞的外交主张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中国紧闭的大门，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十分被动的的情势之下展开。张之洞在其政坛生涯中，虽未曾以外交为专务，但在疆吏职守内每每涉及外事，于此多有主见，同时他对朝廷外交战略亦屡屡建策，颇富创意，在外侮频仍、御外乏术的晚清堪称难能。
第一节 内政自有主权，外交须有成案
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但其一以贯之的基本出发点是抵御列强干涉，维护国家主权。早在“清流”时期，张之洞即高张维护主权的旗帜。光绪五年（1879年），崇厚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中国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却要割让大片土地，赔款五百万卢布。张之洞于为此上《熟权俄约利害折》，《评筹边计折》，力陈“俄约有十不可许”，虽“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但“不改此议不可为国”，显示了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凛然正气。出任封疆后，张之洞面对“万国盟聘，事变日多”的态势，更深切地认识到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和艰难，并形成较为完整的外交思想。他认为：
中国与各国交谊，本无歧视，然办理内政自有主权，办理外交须有成案，外人断不能凭空强为干预。……中国毫无主权，任人干涉，其将何以为国！①虽然张之洞未能对列强侵华的经济—政治动因作出深入分析，但他清醒认识到这种侵略损害中华民族利权的严重性。他认为，西方列强有如“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②在近代世界强列政治中，“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③万不可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唯有在增加国力的基础之上，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④张继煦概括张之洞所主持的对外交涉的特点是，“光明磊落，推诚布公，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毋逆诈以资口实，毋通融以贻后患。”“与外人周旋，遇无理之要求，国体所关，及人民利益之宜保障者，开始即严加拒绝，虽百端恫喝，不为所撼。”⑤揆诸史实，确为的论。
对于李鸿章主持朝廷妥协外交，割让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主权以苛安一时，张之洞一再表示强烈的不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比较各国外交时论道：“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①他认为“政府一定宗旨”当是“所有自有权利，无论系何地，皆不愿专让他人。无论何国，无论在何处，亦不应占我各项权利。”②为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