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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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光绪四年（1878年）马建忠（1845—1900）在从巴黎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利用“均势”以保小国、弱国生存的思想，遂为中国士大夫所了解。李鸿章在致朝鲜相国李裕元的信中就说：“去岁（1878年）土耳其为俄所伐，势几岌岌，迨英奥诸国出面争论，俄始敛兵而退。向使土国孤立无援，俄人已独享其利矣。又欧洲之比利时丹马皆极小之国，自与各国立约，遂无敢妄肆侵陵者。此皆强弱相维之明证也。”①不过在甲午战争以前，清廷尚放不下虚假的“天朝上国”的老大架子，李鸿章等也不过认为，朝鲜、安南等藩属小国才用得上“均势”论以求生存，而清政府自身还可以“以夷制夷”来维系国势。甲午以后，特别是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后，清廷国势骤衰，“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才不得不摒弃“以夷制夷”的虚幻构想，转而采取“利用均势，羁縻牵制”的应付策略，以求在列强势力的夹缝之中，保持清王朝脆弱的、表面的“主权”地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高涨。六月，清政府对列强宣战。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正当此中国局势剧烈动荡之时，张之洞在南方与刘坤一等共同策划了“东南互保”，力图一方面压制民众的反抗，另一方面阻止列强对长江流域的瓜分，为清政府保全半壁河山。张之洞的设想是，就目前计，北事己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净土，饷源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全疆土。他说：“长江商务英国为重，各国忌嫉已久，惧英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戎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此实委曲求全之策。”②这就是说，一方面利用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来防御他国插足，另一方面又利用他国的干预来阻止英国对长江流域的独吞。
东南互保”局面的成立，与列强当时的态度，尤其是英、美两国的态度有关。英国最担心一旦长江地区局势动乱，其他各国势必乘机要求出兵，这样必将危及英国在此地区的既得利益，故尔十分赞同张之洞、刘坤一提出的“东南互保”，以维持南方各省的平静局面。美国是瓜分中国宴席上的迟到者。为谋求在华权益，争取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9月，美国向列强首次提出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其主要内容是：（1），各国在中国“势力范围”内的投资事业或任何既得利益，他国不得干涉；（2），各国对华出口货物，均按中国现行关税率交税，税款概由中国政府征收。义和团运动兴起，美国十分担心各国乘机瓜分中国，导致“门户开放”政策夭折，所以对于“东南互保”一事力表赞同，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发表第二次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宣言，明确声言“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以缓解列强在华利益争夺，其根本目的则是在“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公平”旗号之下，使美国这个“迟到者”得以攫取更多的在华利益。
对于列强来说，“门户开放”政策不失为一种协调关系、避免相互冲突的可行方案，所以各国都在事实上予以接受。而对于张之洞来说，“门户开放”政策则不仅是对其“东南互保”的有力支持，而且成为他”利用均势，羁縻牵制”外交策略的国际保证。庚子年间，列强各怀野心，相互制约，莫敢先发的微妙“均势”，促成了“东南互保”的出现，而“东南互保”的成功，更坚定了张之洞“利用均势，羁縻牵制”以挽利权的外交信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年底，中俄两国在彼得堡谈判，俄方提出条约草案十二条，名义上“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实际则不仅将东三省完全置于俄国控制之下，而且掠夺中国对于蒙古、新疆地区的主权。奕劻、李鸿章等主张早日签约，避免事态扩大，但张之洞则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条约一签，东北为沙俄独占，不惟列强在东北的“均势”被破坏，而且各国必将群起效尤，“英于长江，德于东，日于闽、法于滇，皆不许中国自开矿路，中国全国政治、土地、理财、行兵之权皆为人有矣。”张之洞尤其担心的是，一旦“均势”局面被打破，“羁縻”之策无从施行，瓜分局面必不可免。他在致西安行在军机处的电报中痛陈已见：且我于东北西北各省准他国人开矿造路，尚是牵制维系之策，亦不能允饿人阻断他国之请，任其垄断，待其吞噬。中国一线生机，只在各国牵制一语，岂可自行划断。①随后，张之洞又提出东三省全行开放，开门通商，引各国力量以制约沙俄侵吞东北的阴谋：“开放东三省，予实利与各国，俾藉各国之公论以展限，藉各国之商利以阻俄吞辽土，藉各国之练兵以抵俄路入关。”②简洁他说，即“留中国之兵护满洲，不如招各国之商护满洲。”这再明白不过地表明张之洞此时已对中国以武力捍卫主权丧失信心，而认为惟有凭借“均势”，力行“羁縻”，方可维持局面。他甚至提出，即使各国群起效尤，迫使内地全境开放通商，中国正可藉此永存，亦未始不可。①“东南互保”基本成功，开放东三省却因列强反映冷淡，②加之李鸿章等力加阻拦，未成现实。但是，张之洞外交思想的发展脉络已十分清晰。从“以夷制夷”到”羁縻牵制”，前者积极主动，后者消极被动，这种变化实因中外力量对比所致，而就张之洞思想本身而言，其间贯穿的一条主旨却未曾改变，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这也是他在当时所能选择的最为现实的方案。
②本节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李国祁所著《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①《林则徐集·奏稿》，《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①《全集》，卷三，奏议三，《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九。
①《全集》，卷三，奏议三，《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
②《全集》，卷七十七。
③《全集》，卷七十九，电奏七，致总署。
①参见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台北，1965年版，第49页。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四，电牍三十三，致日本参谋大佐神尾君光臣。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
①《全集》，卷七十九，致总署。
②《全集》，卷七十九，总署来电。
①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中译本，第231页。
①《李文忠公遗集》卷五，《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
②《全集》，卷八十，电奏八。
①《全集》，卷八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四十九，致江宁刘制台等。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四十九，致西安樊云门。
②其主要原因在英、日、德、美等国当时不愿与俄正面冲突，引起战争。
第三节“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在近代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的格局之中，老大贫弱的中国始终处于一种被欺压凌辱的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蛮横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欺凌，清廷外交并无多少有力手段用以自卫自立。曾国藩认为“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③李鸿章则主张“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④久膺外交职任的丁日昌分析：“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诎”，所以“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①在这方面，张之洞亦有所认识，其表现于外交策略上，便有“蝮蛇螫手，壮士断腕”②的构想。
张之洞一向认为，西方列强“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③。中国与之周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惟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付出一定的必要代价。他把这称为“结强援岂能无厚报。果有厚报，自可立密约，何援不能结，何寇不能御。”④无论在“以夷制夷”阶段，或者““羁縻牵制”阶段，张之洞这一思想都是比较明确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则在中日战争期间。
甲午战败，日本方面提出极为苛刻的议和条约。张之洞“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认为绝对不可接受，但又无制敌良策，只好运用“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办法。他致电总署：“此时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⑤“鄙意以为今日中国甘以重利饵他国，断不可以丝毫利益与倭人，不如许英俄以商务矿务等事或他项重利，英俄肯助我，则以兵威助倭，使之速即罢兵。协和者，谓借他国之助，于倭人不赔兵费，彼所要求之事一件亦不允许，不过彼此罢兵，两不索费而已，我国体不失，大局无碍，根本不摇，尚可徐图雪耻。若我自与讲和，则倭欲太奢，设或勉允数条，必致国体大伤，将来亦难补救，悔不追矣。”①他甚至提出”既肯以地与倭，何不以僻远之地赂英、俄，于全局尚无妨碍。”②若英、俄肯助我攻倭，我不妨割新疆数城酬俄，割西藏之后藏一带酬英。张之洞的如意算盘是：“若俄英有一国相助，则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京城自安。若倭敢战，则我击其陆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国都，倭必灭矣。”③“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张之洞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具体实施方案，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正从根本上暴露出出国势衰微所囿，张之洞外交思想上的软弱无力之处。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惩办祸首”，以为撤兵条件。为缓和北方紧张局面，早日议和，张之洞“请朝廷俟全权拟奏到后，议定重办首祸，即速再通发国书，力言真心悔过，将首祸重惩，谦逊委婉，切恳各国国主速即饬令停兵开议，以复旧好。”④为了迎合列强，“究竟英使意必欲重办何人，孰最重，孰较轻”，“似可密问英使，请其指名，即使彼欲一律从严，不肯遽从轻减，，其语气亦必略分等差，即据其语气之轻重，密奏朝廷，酌裁拟办何人。”⑤其卑微之态，令人不忍卒读。其后不久，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威逼清廷接受允其霸占东北的十二条协定草案。张之洞惟恐激怒沙俄，主张”此时宜速为俄开转圜之路，”建议朝廷“速撰国书一道，先申感谢，切言俄主厚德极深铭感，俄国威力久知远震，无如中国力量太弱，四国劝阻，迫令应交公议，，不敢强违，至撄众怒而坏全局，恳其鉴谅中国进退为难，稍从缓议。”①屈辱之感，充塞字里行间。
综观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既有爱国、护民、捍卫主权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委曲求全的一面。一般说来，在涉及面较小的具体教案处理上，他较多地体现出前者，而在直接关系到清政府与列强国家利害关系的重大交涉中，他迫于国力衰败的惨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