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8-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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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文字改革，鲁迅进行过长期的思考（如发表《门外文谈》，准备撰写《中国文字变迁史》）和实践（如参与制定注音字母）。他对汉字利弊的洞察不是那些对文字学一知半解的人可以妄加议论的。鲁迅文字改革主张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普及教育。他在《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中讲得很清楚：“古时候，无论哪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当然，文字改革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汉字拉丁化从来没有成为任何一届政府的政策，也从来没有成为文字改革的主流。不过，据一些语言学家说，从世界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文字有可能由表形、表意向表音过渡。路文彬把一个基本上属于学术范畴的问题政治化，耸人听闻地把鲁迅的文字改革主张说成是“一种民族自杀的行为”。试问：越南文字已经实行了改革，走上了拉丁化的道路，难道越南民族今天已经在世界上消失了吗？蒙古、印尼也对本国的文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难道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也都将要消失了吗？路文彬还认为鲁迅的文字改革主张中存在着“殖民主义力量”，这更是一种无限上纲的不正文风。鲁迅不仅不是殖民主义的文化代言人，而且十分明确地把文字改革跟反殖民主义斗争有机联系起来。鲁迅临终前接受《救亡情报》记者访问时指出：“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虽然我们的政治当局，已经也在严厉禁止新文字的推行，他们恐怕中国人民会聪明起来，会获得这个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这终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10〕
（三）
路文彬还认为，五四启蒙者之所以在启蒙方式上发生了问题，主要是让怨恨心理主导了自己的情感，以致引发了“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空前混乱”，败坏了对事物的正确判断力。他在文章中对人类情感提出了一个简单化的伦理判断准则，即：爱是善，是强者的品质；憎是恶，是一种理当否定的情感报复。而鲁迅就是一个陷入憎的漩涡而缺乏自知、无力自拔的人物。这样就牵涉到以下两个问题：路文彬的描述是否符合鲁迅的创作实际；究竟应该如何对爱憎情感进行准确的道德评价。
在笔者看来，尽管恶之花也可以成其为美，但鲁迅著作中仍然高扬着爱的大纛。在鲁迅的文学观念中，诗歌是自我意识和独特个性的张扬与体现。鲁迅遗留的七十多首新旧体诗歌中，就有不少是爱的颂歌：“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抒发的是对祖国和民族之爱；“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抒发的是对友人之爱；“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抒发的是对左翼作家之爱；“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抒发的是对新生代之爱；“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抒发的是对人权斗士之爱；“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抒发的是兄弟之爱……鲁迅在他的小说中，不仅表达了对闰土、孔乙己、单四嫂子、祥林嫂等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爱，而且在《鸭的喜剧》、《兔和猫》等作品中还对被造物主滥毁的小兔、小狗、鸽子、蝌蚪、隐鼠表达了爱心。作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武器，鲁迅杂文中的篇什当然以讽刺、论争、揭露、抨击之作居多，但其中也不乏诸如《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白莽作〈孩儿塔〉序》、《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一类爱火熊熊的炽热文字。鲁迅的论敌梁实秋为了达到诋毁鲁迅的目的，用明褒暗贬的手法指责鲁迅作品只有恨，没有爱，目的在逞一时之快，“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11〕。对照梁实秋的旧作，就可以发现路文彬先生的看法根本不是什么创见。
至于对爱憎情感进行道德评价，在古今中外的哲学史上是一个争议不休、歧见迭出的问题。如同伊甸园中有一株分辨善恶的智慧树，而人们吞食了树上的果子之后对善恶的分辨仍然其说不一。因为一切时代的道德归根结蒂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不存在永恒的，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道德。决不能简单地把爱等同于善予以肯定，也不能简单地把憎等同于恶予以否定。在人们的情感链条上，爱和憎往往处于两端，都是从同一个内在精神结构上发生的，不能割裂开来予以褒贬。评价爱憎善恶，应该以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准绳，以是否代表广大民众利益为标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12〕不同民族和时代的善恶观念之所以常常矛盾，就是因为在这些观念背后隐藏的社会利益不同。
历史已经证明，在无阶级社会到来之前，“泛爱众”的伦理主张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因为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一定社会联系中的人，必然隶属于一定的社会阶层或集团。因此，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产生不附加任何前提条件的爱与憎。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指出：“人不能始终具有虚假的思想，也不会始终只具有真实的爱；不能始终温柔，也不能始终残忍。”因为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挚爱必然转化为对戕害他们的暴力的斗争，而不会单纯表现为乞求、哭诉和呼天抢地。即使仁慈如上帝，他也诅咒了伊甸园中那条狡猾的蛇，让它终生用腹部爬行。因为夏娃偷食了禁果，上帝让女人增加生儿育女的痛苦并依恋丈夫。因为亚当、夏娃之子该隐出于嫉妒心杀死了弟弟，上帝诅咒他，让他终生耕耘并飘泊。因为所多玛古城罪孽深重，上帝便亲手毁灭了这座城市。
在中国，孔子以“仁”为最高原则，孟子提倡“恻隐之心”，墨子主张“兼爱”，老子鼓吹“慈”，但所有这些主张在不动摇等级制度的前提下都不可能彻底实现，只能成为幻想和梦呓，至多只能称之为美好的愿望。相反，假借仁爱贼天下的伪道士却层出不穷。无怪乎庄子感慨道：“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13〕在西方，提倡“人类之爱”的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尔巴哈。他试图提倡一种善的、富有同情心的、合乎人情的利己主义，并将这种“爱的宗教”推广到一切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恩格斯深刻批判了这种道德理论的乌托邦性质。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可是爱呵！——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14〕即使如此，费尔巴哈对那种恶的、残忍的、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者也持不调和的态度，不可能跟他们拥抱和痛饮。
为了证明在鲁迅那里，恨是生存的前提，爱是憎的附庸，路文彬从《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摘引了一句话：“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也爱，才能文。”在这里可以明白告诉读者，鲁迅的这番议论是针对沈从文先生而发的。1935年8月18日，沈从文用炯之的笔名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谈谈上海的刊物》。文章将当时《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等杂志之间展开的文学论争一概称之为“私骂”，并将论争双方一律视为丑角，比喻为在木偶戏中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的木偶。鲁迅不同意这种以“私骂”一类提法混淆黑白、抹杀是非的观点。他反驳说：“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近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15〕鉴于沈从文不辨是非曲直地一律否定“憎”，否定“骂”，否定“笔伐”，鲁迅才说出了“能憎才能爱”的那一番话。鲁迅清醒地看到：“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16〕不过，在另一些场合，另一些文章中，鲁迅也曾指出：“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17〕他还预言在未来的社会中，“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凄怆，只有爱依然存在。”〔18〕路文彬用鲁迅反对的“摘句”法否定鲁迅，只能使对鲁迅缺乏全面了解的读者迷离惝恍，而达不到正确评价鲁迅的目的。
为了抨击鲁迅的复仇感和怨恨感，路文彬还从斯宾诺莎和歌德的武库中寻找子弹。
斯宾诺莎是十七世纪荷兰的一位伟大哲学家，但路文彬并没有从他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吸取滋养，反而从他的《伦理学》中摘了一段形而上学般的空洞说教式的引言。路文彬的引文是：“一个想以恨来报复损害的人，真是过的愁苦生活。反之，一个努力用爱去制服恨的人是很愉快的，很有信心的向前奋斗。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反抗一个人，甚或多数人，绝不须要求任何外力或命运的帮助。”
如何准确把握斯宾诺莎理论的精神实质，长期以来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以致有人将他的著作比喻为敌对的诠释者们血腥搏斗的战场。但如果我们联系其生平实践把握他的思想体系，就不难透过这位哲学家文质彬彬的外表感受到他那种桀骜不驯的精神。犹太教会的长老们将斯宾诺莎赶出教门，对他进行恶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