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话直说的政治-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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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和党的政治未来。1990年代末，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与哈西特（ Kevin Hassett）出版了一本题为 “Dow 36000”的书，为这一阶级创造意识形态，轰动一时。这两位作者先告诉股民：不要听那些分析家用股市泡沫来吓唬你们，现在的股市不仅不是泡沫，而且被大大低估了。道琼斯指数现在就应该是36000。至少，在未来５至７年内，会达到36000的水平。然后，他们又根据这一想像中的“事实”，攻击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根基：1929年经济危机引发了罗斯福的“新政”，政府大兴社会福利，加强对企业的管制，这作为一种应急措施，也许是必要的，但毕竟有违自由社会的精神。如今，股市的变化正在解构“新政”的社会基础。1965年，只有10％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如今一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利益与企业联系在一起，要求政府给企业“松绑”，让自由经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道琼斯转眼就会到36000，大家皆大欢喜。
2000年大选时，布什攻击戈尔搞针对富人的“阶级斗争”（class warfare），就是基于同样的哲学：既然美国人大半都成了股民，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企业的拥有者，传统那种雇主与雇员（或用马克思的话说，拥有资本的剥削者与拥有劳动力的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将被彻底转化。因此，富人的利益、企业的利益，也就代表了大家的利益。他进而鼓吹给富人减税，甚至要把一部分社会保险投入股市，使之随着股市增值，免得大家为此付税，一时颇有些蛊惑力。有不少人相信，当年政治资历甚浅的布什之所以能在大选中与戈尔打平，最终入主白宫，和这一“投资阶级”的政治走向不无关系。
可惜，这种企业拥有者的好梦并不长，道琼斯指数等不到“9•；11”恐怖袭击就跌破10000，许多股民80％的资产被席卷而去，大企业没完没了地裁员，不管你对它的利益是否认同。接着是安然破产，一般股民赔得血本无归，老板们却偷偷摸摸地金蝉脱壳，携巨款而去。从2000年春季开始，大约１亿的美国股民（也就是美国成年人口的一半左右），损失了５０，０００亿美元，也就是他们的“股产”的三分之一，价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GDP。那些准备不到60岁就退休、要过历史上最奢侈的退休生活的一代人，突然发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原来并无着落。“投资阶级”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持有股票而成为“老板”，最后还是被人家涮了。“投资阶级”成了上当的阶级。
然而，这一新兴的“投资阶级”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年薪5万美元以上，其中有近一半人的年薪在75万美元以上。他们大部分是白人，年龄多在35岁到49岁之间。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政治，逢选举必投票，多属于共和党或民主党，很少有独立派人士，其中那些最为积极活跃的投资者们大部分是共和党人。他们吃了这一大亏之后，不会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要知道，他们不是亿万富翁，但手里仍然有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抗议运动中长大的，有强烈的干预社会的精神，因此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会有所动作。
他们在经济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和企业界拉开距离，而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企业界的内部人士。根据《商业周刊》最近的一次民调，如今的投资者中，有81％不相信大企业的领导层，68％不相信股市会公正对待一般股民，54％不相信自己所收到的投资信息。要知道，到了２００１年11月8日安然已经穷途末路之时，追踪安然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家中，16位中有11位对自己的客户作出“买”或“强买”的建议。这些人靠客户的投资量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因此不惜出卖客户的信任，将他们套入险恶的股市。经此一难，“投资阶级”对既有体制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风险投资的胃口，开始把钱存到银行的账户中。
这种投资者的“信仰危机”，正是美国经济恢复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财长奥尼尔在安然丑闻之后指出：“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的体制，但我不相信我们的体制破败了。我们的资金成本（capital cost）是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展示了投资者的钱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不错，1990年代乐观的投资者不假思索地把钱抛进股市，如CNBC等几个电视台像转播美式足球一样转播股市行情，推广股市文化。于是人人持股，个个想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在经济繁荣期分得资本拥有者的一杯羹。企业因此融资容易。一些过去甚至根本不可能开张的买卖，居然也得到用不完的巨额投资。结果，几百万个工作被创造出来，生产力急剧高涨，经济迅速扩张。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经济已走出衰退，股市涨势却十分平缓，投资者仍然裹足不前。长期下去，资金成本就会上升，企业融资不易，最终影响长时段的经济增长。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席勒（Robert Shiller）著有《非理性的繁茂》（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指出股民投资中非理性的乐观情绪所带来的祸患，成为2000年的最佳畅销书。他同时也指出了与这一非理性的乐观相伴的现象，即爬得越高，摔得越狠：1929年股市坍塌后，直到1958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1929年后的20年间，股市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4％，而1990年代的投资者早已习惯了25％的回报率，大多数经济学家不相信历史会如此残酷地重复。但当一般的投资者知道大企业的经理们可以轻易欺骗股民、审计公司又串通为之遮掩、金融分析家和媒体一味为之抬轿后，他们若再上股市当然要三思而后行。
当然，股市不振并不一定是坏事。许多经济学家依然相信目前的股票价值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需要进行矫正。如2002年S&P 500股票的价值比实际的企业所得高了21倍，这虽然比2000年3月（其时高出25倍）有明显下跌，但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15倍）。更糟的是，从1997年到2000年间，S&P 500公司26％的有效所得（operating earnings）是靠审计财会上的欺骗而达成。但是，矫正股市，在短期内只会使投资者的财产进一步贬值，加重他们的“信仰危机”，使“投资阶级”改变原来作为资本拥有者那种“当家作主”的自我认同，在政治上重新站队，最终影响两党政治。
民主党已经认识到，感到自己被欺骗的“投资阶级”，必然有一大部分会背叛共和党。股市泡沫并不能化解原来的劳资界限，人们对那占人口1％的富人既得利益集团还是会痛恨。因而民主党摆出一副“我早就告诉过你”的姿态，称安然丑闻正好证明了民主党的一贯立场：政府有责任加强对企业的管制，市场不可能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灵丹。戈尔在这个节骨眼上重返政治舞台，攻击布什政府只代表富人利益，使安然这样的公司能够自由地盘剥平民百姓，开始向布什发动全面反攻。2004年大选的议题为何，一看便知。共和党当然不愿失去本应是属于自己的“投资阶级”，试图通过增加市场透明性的手段来对峙加强政府管制之说。不仅格林斯潘出来警告过多管制对经济的危害，以奥尼尔为首的布什经济班子开始制定具体措施，落实市场透明性的原则。如今，上市公司提出季度经营报告的时间，从过去的40天缩短到30天，年度报告的期限从90天降到60天；公司内部经理、官员对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情况必须立即公开；公司总裁和审计部门的主管必须负责对投资者传达正确的信息，等等，希望市场能够在增大了的透明性中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然而，这一系列亡羊补牢的措施能否在选举年防止“投资阶级”的反叛，还是未定之数。对此共和党有强烈的危机感。因为是否能守得住这一“投资阶级”，是共和党在内政上能否翻身的关键。战后的共和党实际上是个“冷战党”。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共和党为赢得冷战立了首功。但是，战后美国在内政方面的重大进步，如种族平权等等，都是在民主党任上实现的。克林顿以内政为主的政纲击败了结束冷战、在外交上战绩赫赫的老布什，8年来政绩斐然，更加强了民主党在内政问题上的信誉。布什是第一个以内政政纲上台的共和党总统，但即使是在他上台时，他的民主党对手的政纲，还是得到了选民压倒性的支持。只不过是克林顿的性丑闻和戈尔圆滑的性格，使选民倒了胃口，才成全了布什。而安然丑闻，又一次全面确认了民主党的政纲的合理性。布什政府目前的支持率，其实全靠打仗来支持。在政府中出风头的，也还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之流的冷战老手。因此，从其国内政治的得失来看，布什如在内政上不能翻身，要维持国民的支持也只有在国际上变得更为好战，以制造危机感，让惊恐中的国民把注意力从内政转到外交上来，继续把权力交给在对外政策上有足够政治资本的共和党。
200２年５月２2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1节 “9•；11”的起源
上个星期五，当布什还在俄罗斯时，普京就警告他：当心你的朋友沙特！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资助恐怖主义的人。普京不愧是个天生的战略家。众所周知，沙特是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俄罗斯排在第二。取沙特而代之，是俄罗斯恢复其全球战略地位的核心步骤。无怪乎普京同时宣布：俄罗斯将与美国进行“能源对话”。
如今看来，普京此时打沙特不是无的放矢。他话音刚落，《新闻周刊》就曝出重大新闻：沙特政府与恐怖分子有染！美国国会“9•；11”调查委员会也公开指责FBI和CIA对沙特方面与“9•；11”的关系调查不力。星期天，以布什的党内死敌麦凯恩为首的两党议员纷纷上电视，指责布什政府对沙特网开一面，漏掉了恐怖主义的大鱼。
事实非常简单：“9•；11”参与劫持撞击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的两名恐怖主义者，Khailif al Mihdhar和Nawaf al Hazmi，曾在“9•；11”前夜在加州的圣地亚哥短住，并在那里得到了另外两位沙特人Omar al Bayoumi和Osama Basnan的帮助。如今FBI发现，沙特的公主Haifa al Faisal，即前国王Faisal的女儿、沙特驻美大使的夫人，在2000年初曾以每个月3，500美元的金额给al Bayoumi的家庭账户汇钱。几个月后，刚刚参加完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al Qaida峰会的Khailif al Mihdhar和Nawaf al Hazmi就抵达了加州。
这笔钱最后显然资助了劫机者。Omar al Bayoumi和Osama Basnan不仅帮助两位劫机犯找房子，开账户，介绍朋友，甚至提供现金。虽然他们是否为恐怖主义的同谋目前还不清楚，但沙特与“9•；11”千丝万缕的关联，已经无法回避。事实上，19位劫机者中，有15位是沙特的公民。他们之中，大部分是下级的打手，即所谓muscle，而非飞机驾驶员，其主要使命是在飞机上威胁乘客就范，所以是在整个计划的后期才加盟。美国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这些人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