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书屋2004～书屋2005)-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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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正在锲而不舍地把自然改造成人工世界；另一方面，人类又时常察觉理性的乏味，不断地用间歇性的放纵和狂欢温习自然的脉动。性始终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也始终是一个反抗改造的对象。《万物花开》又一次发出了反抗的呼吁。
　　《万物花开》的许多段落赤裸裸地写到了性的身体、性生活、性器官。一个有趣的修辞现象是，大自然的植物时常在性话语之中充当比拟。山上的枫树见了木匠就扑通扑通地倒在地上，争先恐后地让木匠制作成婚床。“床板夜夜不息。响得吱吱咯咯的，好像是一片欢呼和鼓掌。”形容婚床上新娘、新郎的身体，种种充满液汁的瓜果蔬菜构成了一系列气息清新的比喻。一截长莲藕，半截南瓜，两只白梨，胡萝卜，大白菜，微红的樱桃，裂开的石榴，如此等等。这时，性或者交媾不再是卧室里的一种鬼鬼祟祟的秘密活动，不再是排场的婚礼包裹的政治、财富交易。性成为大自然之中万物生长、拔节、开花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解放，一种天然之举。油菜花开的时节，村里一个得了花痴的女人钻进了油菜地里，在肥沃的土地和繁茂的植物之间获得了巨大的性快感。“春天的风从大河一路吹过来，裹挟着广大的油菜花，浩浩荡荡。从她下体的开口进入，犹如千军万马。春气使她的肉体胀鼓鼓的，一会飘到了天上，一会又颤抖着坠地。”尽管这种露骨的描述可能使许多人感到不适，但是，人们必须看到，《万物花开》之中的性点缀在土地、油菜花、春天的节气以及多汁的果实之间，欣欣向荣。以往，林白笔下的性常常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幽暗疆域，这里包含了对抗、阴谋和勾心斗角。现在，性成了自然，成了阳光下的产物。
　　自然是博大广阔的。这意味了性无所不在。《万物花开》之中出现了各种动物的性活动。狗，蜻蜓，蚂蚁，猪，鸡或者麻雀，它们都在自由自在地交媾，繁衍不息。人们甚至会惊奇地看到，小说之中居然出现了一张男凳子和一张女凳子。“一只小小的马鞍凳从刨花中跳出来，它长着腿。两腿之间有一节长出来的东西。……它那长出来的一点正是它的木鸡鸡。”“刨花从顶部分开，一只凳子弹了出来，它一头的凳面裂了一道小小的缝，当然，这就是女凳子了。”“男凳子踩上了女凳子，它们叠在一起呆了一小会儿，然后男凳子跳了下来，重新在院子里面走来走去。”显然，这时的性是一种不可遏止的自然节奏。只有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可能接受一个不无诡异的片断——黯淡的月光之下，大头在晒场上与一只小母牛交媾。
　　林白肯定意识到，她曾经被视为女权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林白或许有意改变视域——她不愿意再对那一批古怪的女人言听计从了。这部小说的许多段落有意转达了男性的基本感觉，特别是一些与性有关的动作和体验。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这部小说的基调是母性的。这里的性与繁殖、丰饶、肥沃联系在一起。小说之中有一节专门写“各种花”。《万物花开》——如同许多人所意识到的那样，“花”在某些场合被看作女性性器官的原型。
　　既然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这个村子里的男男女女在性爱方面就不会那么严谨。他们似乎持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因为村子里有著名的四大婊子，十六岁以上的男性已经不可能还是童男子。男女之间可以随时扯出被窝里的事情开玩笑，斗一斗嘴皮；一时兴起，找个地方苟合一回也算不了什么。丈夫或者妻子发现了对方的私情，通常也就是骂一场或者打一架就算完事——这不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家庭危机。如果性没有纳入忠诚或者坚贞这一批深奥的文化观念，如果性的背后没有家族的荣誉或者财产纠纷，那么，谁与谁睡了一觉的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当事人愿意。谁会计较树上的花朵落到了地上或者溪里的一条鱼有了外遇呢？“大家喜欢堵门口，抓着了一对男女就像过节一样，全村都喜气洋洋的。”按照《万物花开》的叙述，王榨这个地方没有人像知识分子那样一本正经地谈论“爱情”，也没有非谁不嫁或者非谁不娶的旷男怨女。人们在性爱方面保持一种乐天的做派，一种游戏的兴致。几个风流女子利用床笫之事收取少许费用，这也没有引起多少反感。这些费用是爱意的表示，还是算出售商品的价格？王榨的人似乎还没有耐心到详细地分辨这种问题的时候。中心地带的意识形态抵达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各种观念、含义稀薄，或者走样曲解。王榨人只是随手拾起几个观念，根据自己的心意给予改造，解释、描述或者创造他们的生活。例如，那些生活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肯定没有料到，他们发明的农药竟然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甲胺磷是王榨的失意者自杀的称手工具。
　　当然，我有时不免会产生一线疑惑：性爱方面的乐天作派和游戏兴致肯定不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吗？王大钱发财之后，四丫姨的位置——他的妻子——被五丫姨取代了。三个人之间的恩怨就是如此轻易地了结吗？这一幅桃花源式的图景会不会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想像？或者，这仅仅是大头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尽管如此，人们必须承认，《万物花开》纠正了一种传统的描述：某些乡村的性关系并未遭受封建思想的严格约束，许多女人并没有祥林嫂式的苦恼——她死后要锯成两半分给嫁过的两个男人。至少在王榨这个地方，男女之间存在一种混沌的自由精神。
　　显然，对于王榨人说来，乐天和游戏风格肯定会扩张到各个方面。例如，他们对于权力、法规以及“公家人”的态度即是如此。然而，这种风格肯定会连连碰壁。二皮叔私宰生猪遭到了有关部门的围捕，利用鹅毛做的翅膀或者踩高跷逃跑仅仅是大头饶有兴味的幻想。《万物花开》之中另一场围捕的结局是：警车来了，警察到了，可是他们又被村民吵吵闹闹地轰回去了。这是真的吗？这种游戏可能奏效吗？如果以为乡下人的一阵起哄就可以对付威严的权力机构，那就太天真了。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国家机器的完善。国家机器的强大程度已经足以轻而易举地征服诸如王榨这样的地方。这种村落无非是现代性即将格式化的区域。《万物花开》在附录“妇女闲聊录”之中公布了权力机构在乡村强行收取的费用：“每年要交一千多块钱。”这些费用的收取不仅得到了现代性方案的支持，并且由国家机器强制执行。如果没有意识到现代性方案的权威以及国家机器的钢铁意志，那么，人们就会对于现今历史的基本特征认识不足——即使性的考察也是如此。
　　性是一种生理属性，也是一种文化属性——如同福科所示，特定的历史文化规定了何谓性，规定了性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如果说生理学对于性的解释——如第一性征、第二性征——没有多少歧义，那么，文化对于性的规定却不断的改写。性取向、性区域、常态与病态、性爱示意系统、性话语、性用品、性快感的获取方式、性的社会学、电子版的性爱，诸如此类的问题源源不断地加入。“性是自然”成了一个备受质疑的观念。情况恰好颠倒过来：现今的倾向是，各种文化观念纷纷加入性的抢夺——根据不同的理念诠释、规范、限定或者扩展性的主题。这个意义上，《万物花开》的第三部分“七姐妹”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逆转。
　　“七姐妹”的梗概是：大头和细胖相约到另一个村庄观看脱衣舞。细胖勾搭上一个跳脱衣舞的女演员。俩人约会的一次拉拉扯扯之中，女演员摔倒在地被锋利的竹茬扎死了。细胖给了大头一笔钱，让大头顶罪去蹲临狱。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个部分的性已经脱离了自然的范畴而成为各种文化产品。黄色录像无疑是科技和商业对于性的改造。性被制作成电子产品进入商业网络，扩散到卧室之外的公共场合。脱衣舞的舞台之上，性是一种表演，也是一种商品；脱衣舞表演被取缔，性又成了法律的惩处对象。脱衣舞女演员出场时，胸前扑了些金粉，灯光暗一阵亮一阵，口哨、尖叫或者嘘声此起彼伏，女演员模仿电视里的时装模特儿一脸傲岸，她的头发束起高高竖在脑后，戴一顶硬纸糊成的、贴着闪闪发光金纸的皇冠——这时，矫揉造作的性已经离自然十分遥远了。如果说，锋利的竹茬象征了自然的决绝尖锐反击，那么，监狱的惩罚反讽地制造出一种畸形的牢狱性文化：下流话的想像性满足和鸡奸。这个意义上可以承认一个结论：性的确是从自然开始，但是，现在的性已经回不去了。
　　《万物花开》就结束在这个地方。自然的性和文化的性——分裂再也不可能弥合。显然，《万物花开》更倾心于前者，但是，后者的颓废、堕落同时又丰富奇异具有更为充分的历史依据。前者是一种以回顾为形式的理想，尽管如此，人们却不得不栖身于历史指定的环境之中。
　　（原载《当代作出评论》2004年第4期）


第10节　冷硬荒寒中的悲悯书写


　　冷硬荒寒中的悲悯书写——评摩罗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
　　孟繁华
　　在当下的文学创作或写作的整体格局中，摩罗以往的文字似乎介于理论和创作之间，是一种“超文体”的写作。如果把它当作理论来阅读它，它充满了文学性；如果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它又充满了理性和思辨。这一“超文体”的写作，使摩罗的文字别具一格而在青年读者群体那里格外地受到欢迎。他的《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和《不死的火焰》，就是这样的著作。
　　自《因幸福而哭泣》和《不死的火焰》发表之后，摩罗沉默了很长时间。数年之后，摩罗发表的却是一部长篇小说。它被命名为《六道悲伤》。我们惊异的不止是摩罗文体的转变，当然还有摩罗驾驭文学形式的能力。但是，我们发现，这虽然是一部虚构的文学文本，但在思想和精神层面，摩罗并没有、当然他也不期待实现某种大起大落的峰回路转，他内心的期待和恪守的精神信念依然如故。这是一部充满了苦难意识的小说，是一部充满了血腥暴力而又仇恨和反对血腥暴力的小说，是不用启蒙话语书写的具有启蒙意义的小说，是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而又无力救赎的悲悯文字，是一个非宗教信仰者书写的具有宗教情怀的小说，因此，他是一个知识者有着切肤之痛吁求反省乃至忏悔的小说。对摩罗而言，他实现了一次对自己的超越，对我们而言，则是一次魂灵震撼后的惊呆或木然。目睹这样的文字，犹如利刃划过皮肉。
　　如果从小说的命名看，它很像一部宗教小说，佛陀曾有“六道悲伤”说，但走进小说，我们发现它却是一个具有人间情怀的作家借佛陀之语表达的“伤六道之悲”。小说里有各色人等，“逃亡”的知识者、轿夫出身的村书记、普通的乡村女性、“变节”的书生以及芸芸众生和各种屠杀者。作品以知识分子张钟鸣逃亡故里为主线，以平行的叙述视角描述了在特殊年代张家湾的人与事。张钟鸣是小说的主角。这个出身于乡村的知识分子重回故里并非衣锦还乡，自身难保的他也不是开启民众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