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学经济-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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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七届他才逝世），被行内人认为是该奖的一个大污点。我有幸，在奈氏谢世前数年遇到了他，跟他谈过两次话，其时他虽已八十多岁，但我还能从那些简短的谈话中，体会到为什么他的学生那样厉害。奈氏个性突出，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他文章湛深难明，而授课也不清楚。但他有创见，表达时有千钧之力。这样的老师是世外高人，余生也晚，不能拜他为师，实在可惜。
一个关于奈特的故事，对香港墨守成规的教育应该有针对性的讽刺。一个多年前曾跟随奈特读博士的学生，年纪大了后，有一天到芝加哥大学去接他的儿子回家。儿子刚刚考过奈特所出的博士试卷。为父的一看，试题像二十多年前他考博士的一样。正感诧异之际，年已老迈的奈特在走廊上迎面而来。他连忙问道：「奈特教授呀，我儿子今天所考的博士试题，跟我二十多年前所考的相同，难道你的经济学没有进步吗？」奈特继续前行，喃喃自语道：「试题是一样，但答案却不同！」明师之见，确是不凡。
大宗师不一定教得出有成就的学生，桃李满门的大宗师，当然也是有的。奇怪的是，有些近乎不见经传之辈，也可能教出高手。中谚云：「冰成于水寒于水，青出于蓝胜于蓝。」高斯对他的老师——A。Plant——推崇备至，但我对Plant的著作却不敢恭维。高斯对我说，Plant使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懂，所以日以继夜不断地钻研学问，寻求答案。也有一些人——如艾智仁——怎样说也不知是谁能教出像他那样天马行空的思想。艾氏说他的启蒙老师是A。Wallace。但Wallace是统计学高手，不懂经济学，那又从何说起呢？我拜读过Wallace的统计学讲义，绝不湛深，但奇妙之处是，他把统计学的基础解释得通透绝伦，使人觉得初学的基础就足以应付任何有关统计的难题了。艾智仁像小孩子般的发问本领，显然是从Wallace那里学来的。
师以徒名，徒以师名，相得益彰，是我们从事学术的人引以为荣的传统。我自己教过几个算是很不错的学生，在学术上稍有成就，但不能说师以徒名。不得已而求其次，徒以师名，我倒可以这样说的。外人说我是艾智仁的学生，是赫舒拉发的学生，使我感到很骄傲。也有人说我是高斯的学生（其实不是），我感到高兴。佛利民对人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也不是），使我更感高兴了。事实上，我曾「偷听」佛利民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我们是同事，同事听他的课不止我一人）；也曾屡与高斯研讨问题，谈到投机兴奋处，我有时对他衷心直说：「你这个观点我非『借』用一下不可。」
学术的交流就是那样奇妙无穷。说是偷也好，是借也好，是影响也好，只要求知投入，存真诚之心，没有任何博学之士会「秘技」自珍而不肯倾囊相授的。学术的进步用不着青出于蓝，但却要千变万化，多采多姿。屡遇明师是我难得的际遇，而我感到骄傲的是，当我引用他们的思想，或推广发扬，或加上变化，或直指其误，他们都那样高兴，给我提供建议和鼓励。徒以师名，到头来，我的老师可能觉得有点师以徒名了。

第四章：《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
《佃农理论》是我学生时的论文习作，大约一九六六年五月动工，一九六七年四月交卷。那时在加州长堤大学任职，每星期要教十二课，又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什么个人摄影展览，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时间不到六个月。六六年的秋天，我有三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
　　一九六七年九月到了芝加哥大学，见到那里的图书馆有很详尽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料，就补加了一章。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把该书精装面市时，已是一九六九年了。
　　《佃农理论》这本书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历久犹新：出版后三十年，该书及书内的文章每年还被引用大约二十次；另一方面，好些学者朋友认为该书是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的“始作俑者”。其二，作为一本“名著”，这本书的滞销可能破了世界纪录。
　　天下间怎会有这样可怜的事？一九六九年芝大出版社印制了一千本；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自动买了五百本；作者及其学生、朋友等买了大约三百本；二十五年后芝大出版社决定把版权交还给我时，竟然还有“货尾”三十多本送给我。可以这样说吧，真正在市场出售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不到二百本！
　　今天朋友们要求重印，而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又花了三年时间搞中译本，我就闲笔回顾，好叫后学的知道《佃农理论》的一些往事。
　　一九五九年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六一年学士，六二年硕士，六三年的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试。殊不知这势如破竹的进度，在博士试后却碰到铜墙铁壁：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找不到自己满意的论文题材。
　　两年中我换了四个题材，到最后都放弃了。败走麦城，要不是因为理论上的困难解决不了（如风险的高低如何量度），就是资料不足（如林业的各种定价），或语言不通（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又或者是题材过于庞大（如香港的租务管制）。
这些强攻不下的题材，当时使我气馁。于今回顾，这些失败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大有好处。这不仅使我在四个题材上成为一个准专家，而更重要的是对搜集资料学满了功夫。
　　一九六五年八月，心灰意冷之余，我放弃学术，公余之暇拿相机静坐在一个园林中搞摄影。六个月后卷土重来，在图书馆找到一些关于台湾农业的资料。那里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革，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地主不能超过农产品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令经济学者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政府硬性的约束下，农业产量急升。我当时怀疑那是台湾政府的数字游戏，要宣传一下国民党的优越性。但多方调查的结果，是产量上升的数字可信。政府管制，生产怎会上升的？
　　我想，要解释这个怪现象，第一步是要做出一个分成没有管制的租田理论，而分成租田就是佃农了。我没有参考有关的理论读物，只两天这理论就做了出来。我跟把分成的百分比管制加上去，在理论逻辑上生产竟然上升。这结论不容易相信，但反复查核理论的每一步，找不到有任何错漏的地方。
　　当时在长堤大学共享同一办公室的是Eldon　Dvorak。我请他坐下来，逐点逐步地向他解释我的理论结构。他听得很用心，提出不少问题，我都答得清楚。几个小时后，他突然说：你的理论会引起地震！
　　对我来说，该理论的“创立”顺理成章，没有什幺新意。我只拿三个基本原则去推理。第一，我是艾智仁（A。A。Alchian　1914——）的入室弟子，又熟读高斯（R。Hase　1910——）的论著，当然明白产权对行为的重要性。土地是地主的私产，劳力是农民的私产，所以要从私产的局限入手。第二，佃农分成是一种合约，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第三，农民之间要竞争，地主之间也要竞争，所以佃农合约中的条件（这包括分成的百分比），是在私产与竞争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我对这三个理论基础很执着，任何稍有分歧的推论都不考虑。所以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农户租用土地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皆是由上述的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佃农合约的条件了。
　　有了如上的佃农理论，我很容易知道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这是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大致一样。
　　但既然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呢？这是个浅而又不能不问的问题，后来触发了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研究。
　　佃农理论做得满意后，我就加入台湾土地改革的约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只几分钟就把问题弄清楚了。因为这约束是在原有分成之下，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所以在竞争下他们必需增加劳力，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为生产增加而有点补偿。这样，农产品就上升了。
　　我反复思考，找不到错处，就写了十一页纸，题为《佃农理论——引证于台湾的土地改革》，寄到加大作为博士论文的大纲。第一页预告了大纲内的六个结论。
　　一九六六年五月某日下午五时，加大为我的论文大纲开研讨会，到会者大约四十人，其中十多位是教授。教授们没有在会前读过早已拿到的大纲，因为他们一致认为第一页的六个结论全盘错了。
　
（之二）
　　当我听到教授们说六点皆错，就想：错一两点有可能，但说六点皆错就显得他们不明白。在会的人开始争论，但我只注意赫舒拉发（J。Hirshleifer　1925——）及艾智仁。他俩是本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不可能不明白我的理论。赫氏一言不发，想些什么，时而摇头，时而点头。艾氏木无表情，拿我的“大纲”翻阅。

　　争论的诸君主要是为了一点后来我才知道是老生想谈的：地主若收农户固定租金，付租后的生产剩余全归农户所有；但佃农分成，农户的所有生产都要分可观的一部分给地主，其生产意图怎会不被削弱，所以佃农生产是比不上固定租金的。我说农户要竞争，说地主有选择权，他们听了等于没听，继续争吵下去。

　　两个小时后，第一个站在我那边的是H。Somers，很有点强辞夺理。他说：“没有教过史提芬的不准发言。我教过他，知道他不可能错得那样容易。”赫舒拉发跟说：“不要管第一页的六个结论，我们要从第二页的分析开始。”

　　第二页解释的是第三页的一个古怪图表，天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好象是一条面包给人一片片地切开来的。我解释说：假如一个地主拥有一块很大的农地，若以佃农方式将整块地租给一个一家四口的小农户，地主的分成率会很高，因为小农户以低分成率而得的收入，足以使他不另谋高就。地主于是把大地切开，租给两户佃农，他的分成率会下降，但总收入却会上升。

　　我跟代表地主再切下去，加上第三户佃农，地主分成率再下降，而总收入再增加。我又再切，赫舒拉发大声问：“你要将那块地分给无数的农户吗？”我答道：“不是的。农户愈多，地主的分成率愈低。开始时地主分成率下降会有较高的总收入，但到了某一点之后再切下去，地主的总收入就会下降了。只有一个农户数字使地主得到最高的总收入，而若其它情况不变的话，只有一个分成的百分比是与竞争没有冲突的。”

　　会上一时鸦雀无声。过了良久，赫舒拉发说：“我明白，我同意，但我还有其它不明白的地方。”转到第四页，他们又吵起来了。晚上十时（研讨了五个小时），艾智仁一看手表，站起来，走了。其它的人皆去，余下来的只有E。Thompson。他是个奇才，会中反对得最激烈的是他。他继续和我争论，但我无心恋战，他说他的，我想我的。晚上十一时，我到加大邻近的一家餐室吃点东西，忍不住挂个电话到赫舒拉发家中，说我三年来认为可以交出去的论文大纲只有那十一页，但那么多人反对，感到很失望。他响应道：“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