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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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终未做成朋友 1923年10月里，胡适与郭沫若往来较多。 1923年10月11日（星期四） 饭后与志摩、经农到我旅馆中小谈。又同去民厚里692访郭沫若。沫若的生活似甚苦。 当时情景徐志摩日记中恰有记述，相当详细，而且生动，只是郭居门牌不同：“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期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 徐志摩笔下的情节不仅细致，各人的表现也实在大有意味。胡适之所以在日记中懒得多说，大概也是不大好评说的缘故，但他心里的感受不难想见。 1923年10月13日（星期六） 沫若来谈。前夜我作的诗，有两句，我觉得不好，志摩也觉得不好，今天沫若也觉得不好。此可见我们三个人对于诗的主张虽不同，然自有同处。 到索克思家午餐。到国语专修学校讲演《国语文学史大要》。 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这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此段也有徐志摩10月15日的日记可作旁证：“前日沫若请在美丽川……饮者皆醉，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遽抱而吻之……” 1923年10月18日（星期四） 到振铎家中吃饭。同席的有梦旦、志摩、沫若等。这大概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埋斧”的筵席了。 1923年10月25日（星期四） 英美诗中，有了一个惠特曼，而诗体大解放。惠特曼的影响渐被于东方了。沫若是朝着这方向走的；但《女神》以后，他的诗渐呈“江郎才尽”的现状。 胡适的这个看法曾对徐志摩谈过。徐志摩在10月11日的日记中有记：“适之翻示沫若新作小诗，陈义体格词采皆见竭蹶，岂《女神》之遂永逝？” 之后二十多年，不见郭沫若的名字出现在胡适日记中，而郭沫若驳胡批胡的文章不时见诸报刊。 胡适对郭沫若为诗的能力不以为然，但对他其他方面的才能倒未一概否定。他在1947年5月22日的日记中，列出了他当日发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拟题名单，郭沫若的名字在“考古学及艺术系”一栏中出现。 1950年1月2日 曾琦、刘东岩两先生来谈。曾君见郭沫若的《斯大林万岁》诗，因说，“郭沫若是无行文人”，他从前想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我已推荐他了，但李石岑等人不赞成。后来我介绍他与宗白华通信，沫若有一封信上说： 慕韩（曾君）与太玄，望之如天上人。 我乃堕于污泥之中而不能自拔。…… 此信见《三叶集》。可见沫若是惯做阿谀文字的。 抗战胜利以后，郭沫若驳斥胡适言行的文章不时发表，而笔锋愈来愈犀利。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当年赠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里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讽刺胡适奉了蒋介石的命，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次年2月，郭沫若作长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5月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 1954年，全国掀起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郭沫若担任了全国“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多次发表指导性言论，要将该运动引向深入。一时间，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批胡文章铺天盖地，三联书店随即汇编成册出版，由郭沫若题写书名《胡适思想批判》。 胡适对大陆批判他的运动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但他在日记中却对比时的郭沫若只字未提。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证明婚姻是否美满非关女人脚小 长期以来，世人一直将冲破包办婚姻的枷锁、追求自由婚姻作为“反封建”的重要标志之一。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印象里，包办婚姻是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是毫无幸福可言的，是要被彻底打碎的。因而，“遗弃”由父母做主、媒妁之言迎娶的旧式“内人”的行为被认为是勇敢的、反封建的，从而被大加赞许。在他们为这些反封建的斗士们摇旗呐喊助威叫好时，却从来没有为遭“遗弃”的女子一洒同情之泪，而任由如花的她们衰败枯萎。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作为呼喊着“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留洋新派人物，胡适似乎更应该走在反封建反传统的前列，而率先挣脱包办婚姻的束缚。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于是，他的行为让很多人瞠目、不解，甚至遭嘲讽。有人也断言他们的婚姻不可能幸福，即便胡适与结发妻子白头偕老，还是有人不以为然，固执地认为他是这场不幸婚姻的牺牲品，他的精神是苦闷的，他这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家庭不顺遂等等。 综观胡适日记，他留给妻子江冬秀的笔墨很多。从他的真实记录中，我们发现其实他的这个包办婚姻不仅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幸福美满的，尽管妻子小脚、没有文化。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订下娃娃亲 早在胡适13岁时，他的母亲就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未来的新娘名叫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住在离胡适家四十余里的旌德县江村。江家是书香名门，江老太爷曾是探花，冬秀的外祖父是翰林。对于这门亲事，冬秀的父亲江员外很是认真，他不仅四下打听胡家家世，更对胡适“这个孩子”仔细观察了好几天，最后才放心应允。 这时，年幼的胡适自然不会有“不满”、“反抗”这样激烈的反应，他懵懂无知地接受了母亲的安排。 四年后，正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接到母亲的信，催促他回乡办婚事。这时，江家已经办好了嫁妆，胡家也备好了新房。但是，胡适在给母亲的回信中，以“今年十二月毕业”、“下半年万不能请假”、“吾家今年断无力及此”等理由辞婚。不过，孝顺的他又说：“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 婚事就这样搁浅了。胡母尽管有些失落，但为儿子学业日长又于其后考取了留美官费生而颇感欣慰，以为那不但与儿子的“一身荣辱所关，乃吾村，吾家荣辱所关”。这样的喜事冲淡了婚事不成的阴影，但也进一步拉大了胡适与未来新娘在学识上的差距。 儿子的成就，既让胡母自觉脸上有光，又让她忧心。她担心一旦儿子功成名就，说定的婚事大有可能泡汤，另一方面她又十分欢喜小媳妇江冬秀。自胡适留美后，冬秀时常到胡家陪伴胡母，为婆婆排解寂寞，更为婆婆分担家务，很讨胡母喜爱。因此，胡母在给胡适的每一封信中，都要提及江冬秀，以告诫儿子他是有婚约的人，在外不可造次。 1911年4月，胡适第一次给江冬秀写了封信，信中说：“屡得吾母书，俱言姊时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闻之深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门游子，可以无内顾之忧矣。……今闻时时抱恙，远人闻之，殊以为念。近想已健旺如旧矣，前曾于吾母处，得见姊所作字，字迹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达意，想是不多读书之过。姊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姊以为如何？……” 胡适的可贵在于他对无知无识的发妻并非一味地嫌弃怨怼，更非置之不理然后以二者学识有距离不能沟通而厌之弃之，而是鼓励她识字读书。为此，他又在给母亲的信中，要求母亲买个丫头代冬秀做家务，以便让冬秀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认字。胡母果真依儿所愿，从芜湖买了个丫头。不仅如此，胡适一直关心冬秀的读书情况，时时写信追问，更要冬秀亲笔“作书寄我”。 不久，胡适收到了冬秀的第一封信：“……缘妹幼年随同胞足入塾读书不过二三年，程度低微，稍识几字，实不能作书信，以是因循至今，未克修函奉复，稽延之咎，希为愿宥。……” 除了识字读书，胡适还劝冬秀放足。他在给冬秀的又一封信中说：“来书言放足事，闻之极为欣慰，骨节包惯，本易复天足原形，可时时行走以舒血脉，或骨节亦可渐次复原耳。” 江冬秀自知文化程度的确很低，实不敢亲笔作书。有几次，她请人代写信给胡适，被胡适看出来了。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15年4月28日 得冬秀一书，辞旨通畅，不知系渠自作，抑系他人所拟稿？书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数年，此大可喜也。 除了书信往来，胡适与江冬秀也互赠照片。有一次，他在家里寄来的一张有冬秀在内的合影照背后写了一首长诗：“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待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寿我母。”在这首诗里，他描绘了一幅远离尘世夫唱妇随的世外桃源画卷。 这些书信照片的往来，实际上是胡适培养感情的方式之一，也算是他俩恋爱的方式之一。因而，与一般的包办婚姻不同的是，胡适在婚礼前对新娘的长相、学识、品德等并非一无所知，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婚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当胡适即将由康奈尔大学毕业时，归家心切，思念油升，请好友任叔永为他拍了多张照片，然后从中选出一张“室中读书图”，并在背面写上诗一首：“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传神入图画，凭汝寄相思。”然后寄给了江冬秀，直露他的相思之情。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婚前想见新娘而不得（1） 在美七年，受西风吹拂，留学归来的胡适自然是洋派的、新潮的，但他的洋他的新并没有消蚀掉他内心深处的传统品质。尽管崇尚婚姻自由的他在美期间有过艳遇，有过红颜知己，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