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1-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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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两”是用来请阮氏兄弟喝酒的酒钱。依吴用的性格人品，如果不是囊中羞涩他不会伸手向晁盖讨。他日子过得很拮据。“穿上草鞋”，不管怎么说还是个教书先生，而且又是出客访友，连最起码的体面也无法维持。如果是一介腐儒倒也认命了，谁叫他是一个腹藏韬略、胸有甲兵、决不是终老“三家村”的人物呢！
经济得不到保障，事业得不到成功，空辜负了他满腹的经纶，一身的本领。怀才不遇是知识分子心中永远的痛。这几乎成为一种宿命。参与抢劫，而且又是主犯，吴用先生不得已采取下下策了。他是把皇帝看透了，把朝廷看透了，兴许，他把所谓的名节也看透了。
文人从贼历来为士大夫阶层所不齿，吴用将从此被钉在了“贼”的耻辱柱上。但对“成则为王”的贼又当别论，正史从来奉行的是两套标准。
纵观吴用先生一生，他的人格人品是没有问题的，能力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政治不是那么黑暗，朝廷不是那么腐败，他是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一点贡献的。耿介可能是一个原因，但耿介不是一种错，错不在他。落草为寇，是吴用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
“担着血海也似干系”
写到这里，智取生辰纲已接近尾声了。“黄泥岗事发”，逼得晁盖们一不做二不休，“一发”上梁山“入了伙”，索性把事情搞大了。
大家都知道了，通风报信的是宁愿充军流配也不肯上山为贼、及至后来被逼上梁山还念念不忘招安、报效朝廷的郓城县押司，人称孝义黑三郎的宋江。
押司，宋时地方官属吏，办理案牍、官司等事务，所以何涛才会把捕盗公文给他看。
正是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泄露案情，致使案犯全部逃脱。这个中原因岂是一句“江湖义气”和“兄弟交情”可解释。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最不可信的就是“义气”和“交情”。一部江湖志，真正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没见几个，出卖朋友和朝朋友身上捅刀子的倒不少。施耐庵这么写，他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因为在官场上，更无“交情”和“义气”而言。
宋江在郓城县衙供职。
县衙（县政府）是封建王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中央政府通过它来体现政府意志、管理百姓、完成各项任务，它集行政、司法、教育、民政救济、征收赋税、派发徭役等各种权力于一身。它就是缩小了的中央政府，一个封建王朝的缩影。要研究制度腐败，县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封建时代的县衙，除了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等少数在编的拿国家俸禄的官员，其余的属吏和衙役有些仅有一些口粮银（一年才几两银子），大多数连口粮银都没有。这些为数众多（小县几百、大县几千。明末的《虞谐志》中说常熟一县的衙役竟然有上万人之多）的人员，就是靠搜刮盘剥老百姓生活和发家致富。积弊重重，陈陈相因，其搜刮盘剥内幕之黑、机关之巧、方法之多、用心之狠、手段之辣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县府第一把手知县，虽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却有“灭门的知县”恶谥。那点知县俸禄虽不菲但不足以致富。清官海瑞平时自己种菜吃，老母亲做寿才买了几斤肉，在官场上曾引为笑谈。死后大殓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因此，刮起地皮来，第一把手也是一号种子选手，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也。
这样的政府，又遇到灾荒，你要老百姓不为寇为盗也难。
作为一个老练的属吏，宋江洞察其中—切。他肯定对“乱自上作”（金圣叹语）和“官逼民反”有更深切的感受：政府官员未必比盗贼更道德，贪官口袋里的银子未必比盗贼口袋里的银子更干净。而官员又是披着合法的外衣，他们全都打得一手漂亮的擦边球，即便豁边打成界外球也不要紧，无非是重新分赃，把多捞的拿出来上下打点好就没事了。他实在不忍心看晁盖“性命”就此“休矣”。于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出于良知，通知他赶快逃走。就是为了这件事，又犯下了人命案，守法公民注定是做不成了，从此成了“贼配军”。
最后要提一提的是后周世宗后裔、大财主柴进。他的心更是向贼没商量。王伦、杜迁、林冲、武松等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和庇护。宋江亡命他庄上避难，这位过着“体面生活”的柴大官人说出的话更无法无天：
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官府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
是出于政治目的﹖书中看不出，也看不出此人有什么大志。虽说赵家的江山是从他柴家手中夺过去的，他人还在但心未必不死。因为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以后，宋朝对于降服的各国君臣都予以优待，使之不发生复仇的举动，而对后周及其子孙更加优厚。施耐庵写《水浒传》已是元末明初，既然“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李逵语）这样的碍语都可以写，如果柴进有政治目的，他没有必要掩掩盖盖。那么是出于经济目的﹖恰恰相反，凡是流配沧州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来，我自资助他”。他有的是钱。世受皇恩的柴进都这样同朝廷离心离德，饱尝朝廷寡恩薄义的人民就更没有这个义务同朝廷同心同德了，最终唾弃它就一点不意外了。
平心而论，赵宋政权还不是历史上最坏的政权，它施行的也不是暴政。如果是，轮不到金人灭亡它，人民就将它推翻了。但北宋末年出现的盗贼遍地和人心向贼决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它表明除了在根本制度上，赵宋政权在许多环节上都出了问题。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着各种危及政权根基的矛盾。在内患大于外患的基本判断下，决策层主动以降低效率和对外忍辱求和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若干年后，战斗力急剧衰退的赵宋在与辽、西夏、契丹和金的对抗中惨败。公元1127年，金兵渡过黄河，俘获了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文武大臣、嫔妃宫女三千多人和各种财物北上。北宋灭亡。时值靖康二年，史称“靖康之难”。北上途中，颠沛流离之际，赵佶这位误为人主的当年的风流天子、眼下的亡国之君仍不失词人本色，做了一首《燕山亭》：
北行道上见杏花
裁翦冰销，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它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哪里是在写杏花，分明就是北宋王朝的一阙挽歌。
南渡以后，时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盗匪问题便不突出。但每隔一段时期，这种周期性的盗匪问题就会重新突出。这往往都是纲纪与道义发生问题的时候，也是体制无法保证公正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实现的时候。当然，任何朝代、任何政治制度下，包括太平盛世也会有盗匪，也会发生刑事案件，但这并不是“问题”。一旦成为“问题”，为政临民者是难辞其咎的。
注释：
〔1〕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南京中央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69页。
权力场中的孙悟空
？ 黄金城
大闹天宫的来龙去脉
故事开始于一个可怕的意识——死亡。死亡是一个黑洞，每一个生命意识觉醒的个体都力图摆脱这个不可抗拒的力场（但往往只能陷得更快更深）。石猴也不例外，在某个走斝传觞的酒席上，他遭受到这个意识的猛然一击。在整个《西游记》系统中，只有佛、仙、神圣三者得以永生。但石猴是妖，必死无疑（生死簿注明：阳寿三百四十二岁，善终）。既然天界提供了一个摆脱黑洞的憧憬，那么他没有理由不产生这样一种强烈心理：摆脱妖的命运。他决心“务必访此三者，学一个不老长生，常躲过阎君之难”。或许他没有考虑过——不死的妖，还是妖吗？他的远投名师，与其说是摆脱妖的命运，不如说是摆脱妖的身份。在天界逻辑体系下，这是无法规避的事实，并深深植入他的潜意识。他永远无法击破逻辑的铜墙铁壁，正如大力士参孙无力将自己举起。这一切已经设定了他的生命走向和命运归宿。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结论，强销死籍其实是孙悟空向天界抛出的媚眼，只不过是以怒目为包装。现代心理学已经很好地解释了这种人格伪装。他完全有理由在天庭混得一把交椅，尽管有过大闹龙宫、强销死籍等斑斑前科。然而，他以妖的身份和满身猴骚切入众仙的世界，怎么可能得到重用呢？他只补了一个弼马温的缺儿。这个为他量身定制的未入流职位隐含了巧妙的污辱——根据传统兽医学理论，一只马房里的猴子具有防治马瘟的效用——并成为他永远的耻辱。性急的猴子忍受不了这种“杀威棒”，于是推倒席面，冲出天宫，到根据地上打出“齐天大圣”的旗号，跟玉帝叫板，开始第一次“反叛”。
如果说他的前科是打狗不看主人，那么这一次无疑是在玉帝头上屙屎。雷霆震怒的玉帝出兵十万，但他们只被证实为十万草包。其实，反抗对权力关系是必要的，甚至可以推断，反抗还构成权力大厦的混凝土，正如百分之六的失业率对资本主义的稳定运转犹有必要一样，每种权力内部都要负载一定的反抗力。而事实上，许多反抗也以归顺为结局。就像这一次，在外交家太白金星的调元手中，齐天大圣与玉帝老儿达成和解。他二入天宫，坐实了“齐天大圣”的封号，并挂了个桃园园丁的闲职，以交游为业，以蟠桃为食，直到瑶池事发。
好像是斯宾诺莎说过，越是骄狂的人内心越是自卑。孙大圣正是这样一个自大狂，这个阶段他全部的价值实现完全依赖别人肯定的目光。但缩不了的尾巴却构成了蟠桃会将他拒之门外的充要条件。当众仙女泄漏出如此天机时，他的边缘感、自卑感、挫折感、羞辱感统统被无情揭开，并构成犯罪利比多急剧膨胀的强烈诱因。他把这一切都发泄到蟠桃会上。他偷肴偷酒偷仙丹，完全沉醉，完全没有丝毫罪感，完全成为犯罪心理学所说的“正常的犯罪者”。直到酒醒时分，他才感到后怕，遂潜逃归山。
这一回无疑越出了权力的容忍限度。他无疑要被押解归案。按照福柯的说法，公开处决不是重塑正义，而是重振权力。玉帝将其捆上斩妖台，但无济于事；老君把他扔入八卦炉，但徒呼负负。踢倒八卦炉的孙大圣破罐破摔，天界的权威发系千钧！
由于孙悟空在大闹天宫中的英雄主义表演，一直以来，他总被误读成一位反体制英雄。事实上他始终不是一个反体制者，相反，他是乐于并且勇于融入体制的，两度接受招安足以证实其亲昵态度。其反叛的逻辑起点不是体制的反动，而是官阶的卑微和身份的卑贱。他虽然游戏天庭，但内心深处与郁抑不得志的凡间文人一样，是人生价值无法实现的悲愤。才人不遇，古今同慨，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只能以笔为戈，发点牢骚：如果是屈原，就写点《离骚》；如果是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