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1-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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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似乎如此，然而当“反右”斗争已定格成为历史，我们再回顾过去，上述看法显然是皮相之见。就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确是如此，但秦书田却是另类。他的特点是在扭曲和变态后面的“抗争”，虽然这样的人是少数，但毕竟是孕育于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然而它恰恰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
秦书田真的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苟活者吗？否。秦书田老实的后面是抗争，不过却是将它戏谑化了。他是以游戏的方式对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进行颠覆，同时也为消解自己痛苦而找到了一个宣泄的渠道。此时秦书田所谓“认罪”分明是将自己变成“侯宝林”了，他显然是古人俳优的滑稽表演在新的形势下创造性的再现。俳优为古代的伶官，是当代人所说的演员，确切地说是喜剧演员。他们的表演常常在嬉笑怒骂中寓有严肃的批评。余英时教授说：“这些人在社会上没有固定身份，他们上不属统治阶级，下不属被统治阶级；既在社会秩序之内，又复能置身其外，所以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以插科打诨的方式说真话讽刺君主。”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即使以调侃的玩笑方式对帝王进行讽刺也可以免祸。晋国的优施曾说：“我优也，言无邮。”邮为“尤”的假借字，“尤”指过错，就是说有了“优”的身份，无论怎么说也是无罪的，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后唐名优敬新磨打了后唐庄宗李存勖一记耳光的故事。李存勖晚年耽于演戏，他亲自粉墨登场，与众优共演，优人传呼“李天下”，他也以“李天下”自居。一日在庭四顾道：“李天下，李天下！”敬新磨愤怒于这种不可一世，便上前狠狠抽打李存勖面颊。“唐主失色，余优大骇！”敬新磨却从容道：“李天下只有一人，尚有谁呼呢？”李存勖转怒为喜并厚赏敬新磨。但知识分子毕竟没有“优”的特权，只有和“狂”字结合起来，才可能免祸，这种“狂”是一种佯狂。商代的箕子向纣王进谏，就是披上疯子外衣的佯狂才免于一死。孔子说他“古之狂也肆”。无独有偶，近代国学大师、革命党人章太炎窥见袁世凯有称帝企图时，便以袁世凯赐他的勋章做扇坠，至总统府大斥他的包藏祸心，被袁世凯的党羽说成“疯子”。章太炎居然自认“疯癫”。他说：“大凡非常古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是想了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秦书田之所以被说成“秦癫子”不也如此吗？秦书田的癫狂不是阿Q精神胜利法。阿Q是一位失败者，却时时以胜利者自居，他是生活在一种幻想的征服中，而秦书田始终是个清醒者，他完全明白当前恶劣的处境，又从未对未来动摇过信念。他是含泪的笑。他对眼前的人生如同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他们居高临下看待眼前的演出做出清醒的判断。他们的认识与舞台上演员的认识形成反差，他们是“智者”。西方新批评派理论家认为这是一种“反讽”（irony）。在我们看，它是极为高明的生存智慧。《史记》中就有《滑稽列传》，司马贞索隐是这样解释滑稽的：“滑，谓乱也；稽，同也。以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能乱同异也。”《楚辞》云“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崔浩云“滑音骨，稽，流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能穷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扬雄《酒赋》云“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籍洁”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犹俳谐也。滑读如字。稽音计也。以言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也”。
上述说法要点有二。其一是说滑稽的表现特征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二是言行上的机智敏捷，反应迅速。我们认为这仅是从外部表现看滑稽的特征，但从根本上说，它和幽默一样，是一个人心理防卫机制的外化。
心理学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处于和周围环境不协调、人际关系被彻底打乱就会因心理不平衡而出现情绪紧张带来的焦虑。弗洛伊德说：“生活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太艰难了；它带给我们那么多痛苦、失望和难以完成的工作。”如何缓解以致消除焦虑呢？弗洛伊德说：“这类措施也许有三个：强而有力的转移，它使我们无视我们的痛苦；代替的满足，它减轻我们的痛苦；陶醉的方法，它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迟钝、麻木。这类促使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所谓心理防卫机制，就是对生活的痛苦进行缓冲的心理措施。当然，这中间有消极的防卫措施，如众所周知的“酸葡萄心理”。葡萄明明是甜的，因吃不到便说它是酸的。我们认为积极的心理防卫机制应是对现实的接受与超越。为什么要接受现实，对方太强大了，像秦书田这样的“右派”，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他又能怎样？即使像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费孝通、艾青、丁玲这样一些国内知名人士，一旦被定为“右派”也是无可奈何。比这更甚者，贵如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自1965年和毛泽东的矛盾逐步公开化后也一筹莫展。“薄一波和安子文对刘源（刘少奇之子）说过：在这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遑论像秦书田这样千千万万的小人物。虽如此，但他并不是在内心里认为自己真的有罪而从此浑浑噩噩，他坚信自己是无罪的，终有一天会还自己的清白，对暂时身处逆境以一笑置之，表面上的玩世不恭，而实质上恰恰如马克·吐温所说的“在生活的舞台上学着像个演员那样感受痛苦。此外，也学着像观者那样对你的痛苦发出微笑”。需要补充的，上述“微笑”应是自己有信心的反映，它表现出来的豁达、大观是一种大智慧。这种居高临下的洞若观火的境界就是一种对自身的超越。马斯洛认为“超越即接受自我的世界，以道家的方式听其自然，即超越低级需要……这种超越的终极意义可以用‘客观地观察世界’这句话表明”。他说：“从理论上推导，超越者应该更能‘谅解恶’，这是就理解恶有时是不可避免的意义说的，而在更广阔的整体论的意义说甚至是一种必需，即‘从上面’在一种神一般的或奥林匹斯山神似的意义上说是如此。由于这个意味着对恶的更深刻的了解，它应该能够引起更大的同情而有更不含糊和更不退让的对恶的战斗。”从本质上说，小人物秦书田不正是坚持这样的信念迎来了“新时期”吗！积极的心理防卫机制之所以达到超越的目的，显然在于通过唤醒不同于不良情绪的逆反应，从而把心理注意力导向更高的价值上。这样的转移也就是一种调整，一种升华。它把痛苦的体验提高到一个使心灵感到高兴而不是感到苦恼的水平，从而也就摆脱了苦恼的纠缠，并且使我们可以对着面前的困难持欣赏游戏的态度。
对不公正待遇的抗争虽是必要的，但究竟如何抗争，通常人们总是大力弘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实抗争决不仅限于此。如不能审时度势，硬要以卵击石并不可取。由此看来秦的逆来顺受，实乃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在不利条件下，来个韬光养晦或难得糊涂也许更为适宜。南朝刘宋时期江西王刘义恭在朝中士大夫中大肆搜刮古董，侍中和勖已经缴纳，但仍被催索不已。不交，开罪不起，交吧，无物可纳，于是他在路上随便拾了两件垃圾：一条狗脖子上的套圈，另一是牛鼻子上的铁环。他郑重其事地修书一封，说前者是秦相李斯的狗项圈，后者为汉代司马相如的牛鼻环。刘义恭极为高兴（事见唐代赵磷《因话录》）。从以上事例，当代人就不难对秦书田这个人物及类似的知识分子作出中肯的评价了。秦书田并不是一个蝇营狗苟的人，而是如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兰克所阐述的“活出意义的人”。弗兰克作为一个奥地利的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投入集中营，随时可能被投放到毒气炉中，面对着死亡，其痛苦是语言难以表达的。与他同行的一千五百人，一千三百人被杀害了，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弗兰克认为：“在一切情况下，包括痛苦和死亡在内，都能够发现意义。”他认为：“忍受痛苦是为了活下去，在人的痛苦中发现意义，才能达到幸存下来的目的。”由此，我们仅说秦书田是忍辱负重尚不够贴切，他的戏剧人生实乃更积极的人生态度。秦书田是知识分子，又是艺人，他对某些假神圣、伪崇高者的所作所为进行消解不仅不可耻，其本身就是绝妙的生存艺术的运用。秦书田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大地的非常时期，对秦书田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抗争特点应置之于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背景下予以观照。知识分子可以选择傅雷、老舍的“士可杀不可辱”自杀方式的抗争，但要求所有知识分子都效法于此，岂不太残酷了？如能对秦书田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作如是观，当代青年才能够以较宽容的心态对待自己的上一辈，因为秦书田这个人物的戏剧人生为我们提供了最生动的感性材料。
反映“反右”内容的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不仅见于《芙蓉镇》，但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蕴藉的作品实不多见。它像一面镜子，照亮了中国的历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从中看到了过去，看到了特殊时期愚昧对文明的戏弄，看到了走向文明的进程中我国众多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和他们含泪的笑容。同为右派，在当时也是戏剧工作者的作家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一文中说：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上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难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心的心总是有璺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从这一意义上说，《芙蓉镇》可视为“经典”了，而“经典”的特殊价值就在于蕴藉深厚，常读常新。
注释：
〔1〕《只有一个顾准》。《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3月28日。
〔2〕《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
“九叶”三智者
？ 邱景华智慧，从古到今就是一代又一代知识者的永恒追求。
然而，苏格拉底说：唯有神是智慧的，人只能说是爱智慧的。是的，在全知全能的神面前，人只能是一知半解。以人的有限性追求神的无限性，就构成了无法解决的悖论。但爱智慧的人不会停止他们的追求。由此就产生了“智慧的痛苦”。
智慧，是“九叶”的母题之一，也是“九叶”区别于其他诗派和诗群的特质之一。二十世纪的中国诗人，很少像“九叶”诗人这样祈求智慧、富有智慧和表现智慧。不论是穆旦的“受难智慧”、辛笛的“生存智慧”，还是郑敏的“哲学智慧”，都是诗人对他们所处的严酷时代的一种积极应对，一种生存的策略，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